文化转型与鲁迅的直译理论

对鲁迅的直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评价历来微词颇多,角度也多是直译与意译的“信、达、雅”之争。在多元系统论的理论框架下,鲁迅的直译理论有其文化意义和时代特征,鲁迅的直译理论所植根的思想文化土壤使其具有科学性的同时也带有必然性。     

试论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

信、达、雅之争和直译、意译之争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的延续.面对这场翻译标准的争论,不应各执一端.对于文质之争、信达雅之争、直译与意译之争,它们的本质并不是矛盾的,而应该是互补的.对此辜正坤先生提出的"多元互补论"就是很好的立意,有益于正确认识我国翻译史上一脉相承的翻译标准的争论.     

略谈“信、达、雅”的翻译标准

我国的翻译理论,追溯起来,可算是源远流长的了。汉末以来的一千七百多年间,翻译理论的发展以其自身显现的历史阶段而言,当可分为三大时期:汉唐以来,主要在佛经翻译方面。译经大师各有主张,直译派、意译派、融和派也有不少论述。各种观点在当时已见大端,译论里也见有“信、达、雅”等字。但总的说来,是“开而弗达”,没有形成一种能笼罩当世的观点。近代和“五四”时期,与前一阶段相比,其显著不同之处,是出现了以严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为标志的中心理论。于是,直译与意译的问题即可以信而不达和达而不信来说明(这里我想顺便提及的是,翻译界的论战也往     

传承、超越——卞之琳“信、似、译”翻译三原则面面观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是对翻译原则中的“信、达、雅”,“形似与神似”,“直译与意译”的传承和超越.卞之琳的“信”继承了严复“信”对原作对译作诚信的要求,但所指范围比后者广,尊重原作的程度比后者高;卞之琳的“似”继承了“形似与神似”对维系译文与原文的适当关联性的强调,但破除了“形似”与“神似”之间的无谓争论,为译者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更好的理论支持,同时对译者创造性的发挥在范围上作了限定;卞之琳的“译”继承了“直译”和“意译”对翻译与创作关系的定位,但破除了“直译”、“意译”理论的二元对立,为译者的实践操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浅谈英汉翻译

翻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能草率从事 ,应遵循“信、达、雅”翻译原则 ,把翻译的内容精确、灵活、生动地表达出来 ;不可望文生义 ,要注意直译和意译的结合 ,做到翻译准确无误。     

翻译中的语言行为潜势

自 19世纪末严复提出“信、达、雅”以来 ,围绕翻译标准的讨论已经持续了百年。这期间不断有学者发表自己对翻译标准的见解。有的提出“忠实、通顺、优美” ,有的倡导“正确、通顺、易懂”。凡此种种标准 ,与“信、达、雅”相比较都是大同小异 ,而且大都有此三条标准。因此 ,翻译的标准势必受制于话语体裁、翻译目的、译者个人风格等多方面的因素。然而 ,从事翻译的人常把字面靠近原文 ,意思不一定对等的翻译归为直译 (或死译 ) ,把着眼于原文意思或内容 ,字面脱离原文的翻译归为意译 (或活译 ) ,翻译过程仍然不十分全面。因此 ,在翻译过程…     

试论质译与艺译——直译与意译之争所引发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贯穿我国翻译史的直译意译之争的回顾 ,论述了直译意译之争其实并无多大的理论价值 ;从而大胆地提出了“质译”与“艺译”这一新型翻译准则的概念 ,以求用全新的理论视角就内容和形式两大方面去重新规范我们的翻译实践     

宁信不顺——管窥鲁迅翻译理论之“直译”法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学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学表达出来;把代表语言文学的符号或数码用语言文学表达出来。鲁迅提出的＂直译＂在当时的中国可算是独树一帜,其＂宁信不顺＂这一翻译原则是在当时张景深所倡导的＂宁顺不信＂的背景下提出的。实际上对于翻译标准,鲁迅先生也是主张＂信＂与＂顺＂二者相兼顾,要想翻译一篇好的文章,就必须要有扎实的外语功底,还要学习他国的风俗习惯和文化发展,使直译与意译互相补充,互相融合,互相渗透,相辅相成,真正做到＂信、达、雅＂。     

宁信不顺——管窥鲁迅翻译理论之“直译”法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学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学表达出来;把代表语言文学的符号或数码用语言文学表达出来。鲁迅提出的"直译"在当时的中国可算是独树一帜,其"宁信不顺"这一翻译原则是在当时张景深所倡导的"宁顺不信"的背景下提出的。实际上对于翻译标准,鲁迅先生也是主张"信"与"顺"二者相兼顾,要想翻译一篇好的文章,就必须要有扎实的外语功底,还要学习他国的风俗习惯和文化发展,使直译与意译互相补充,互相融合,互相渗透,相辅相成,真正做到"信、达、雅"。     

中文商标英译探微

笔者就一些中文商标的译名实例进行分析研究 ,并借鉴国外商标命名与翻译的经验教训 ,探寻中文商标翻译应遵循的理论原则与技巧。在中文商标英译时要扼守“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及原则 ,采取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 ,力求译成的英文商标音义俱佳。据此 ,我们可运用“音译法”、“直译法”和“意译法”等方法译好中文商标。     

也谈直译与意译

翻译理论界存在着两种“直译、意译”观，即传统观念上的“直译”与“意译”及反传统观念上的“直译”与“符合习惯的翻译”，其背后隐含着不同的忠实观，将直译与意译或者直译与符合习惯的翻译二元对立的错误做法。     

美学视野中的“信达雅”

“信、达、雅”是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提出的关于翻译的标准,百余年来在我国翻译界反复激起波澜,这说明“信、达、雅”有其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对“信、达、雅”否定的声音仍不绝于耳,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对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缺乏足够的认识,也是因为我们对于“信、达、雅”缺乏认识上的引导。文章认为,“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能展现经久不息的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具有多方面的价值,而这其中就有其天然的美学内涵。     

多学科性交错与翻译理论研究

传统的翻译研究的范畴和命题只限于“信、达、雅”、直译、意译等几个问题，而现代翻译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的方面很多。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它与修辞学、逻辑学、对比语言学、文化符号学、信息交际学、思维科学、系统论等诸学科紧密联系。运用相关的理论和方法来阐述和研究翻译理论和翻译问题，可以开拓视野、深化课题，使翻译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以“达”为尊,既“信”且“雅”——严复“译例言”及严译《天演论》重读

严复并未对自己提出的“信、达、雅”进行严谨、明确的界定和阐释,实际上,“信、达、雅”只是三个笼统而抽象的概念,具体到如何理解、运用,往概念中填充什么内容,如何将这些内容(或准则)应用于翻译实践,则见仁见智;而对严复译论的各家争鸣,便缘出于此,其中不乏无意(或有意)的误读与曲解.欲探严复心中的“信、达、雅”究竟是何种境界,须辨析其“译例言”,兼顾其翻译实操,以免望文生义.严复认为,翻译应该既“信”且“达”,但是,求“达”弃“信”,固不可取.其言下之逻辑乃是:1.既“信”且“达”,而“达”至重;2.“信”未必“达”,“达”则必“信”;3.“雅”有助于“信”、“达”,使译作“行远”.若以一言蔽之,即:以“达”为尊,既“信”且“雅”.     

国内卞之琳翻译思想研究述评

卞之琳的翻译思想是对“信、达、雅”“形似、神似”“直译、意译”的继承和扬弃,在过去50余年内一直为国内学者们研究。该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为第一阶段,以“信”“似”“译”翻译三原则研究和卞译莎剧（主要是卞译《哈姆雷特》）研究为特色;20世纪90年代为第二阶段,以拓展第一阶段研究内容为特点;21世纪以来的研究为国内卞氏译论研究的第三阶段,最具新意的是卞之琳中文诗歌的英文自译研究和卞之琳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的关系研究。     

试论语言学理论对翻译实践的作用

近百年来，中国的翻译理论围绕着“信、达、雅”和“直译、意译”的蹴臼，一直螺旋式地绕来绕去，进展甚微。近年来，语言学、信息符号学、文化学等理论的蓬勃发展为翻译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开拓出了新的领域。本文拟通过对语义学、语用学、文体学等语言学各分支在翻译实践中的作用的探讨，试图阐明语言学理论对建立完整系统的中国翻译理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中国典籍翻译赏析——以《道德经》两种译本为例

纵观我国典籍翻译史的演进,关于直译与意译哪种译法较优的争议不断,然而较高的翻译境界要求直译与意译圆满调和以达“化”境。     

文化翻译中的信息传递缺陷与翻译通约

翻译既是一种语言转换过程,也是一项文化交流活动。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语言符号的转变,其所蕴涵的文化意义也或多或少地出现信息传递的缺陷与困惑,如语言负载信息的传递缺陷、词汇的内涵差异与空缺现象、翻译是以源语文化还是以译语文化为标准等,要解决这些困惑,必须把文化翻译的基本原则定为“在目的语中忠实地再现原文的文化意义或者说在文化上信于原文”,并在“直译”、“直译加注”、“直译加意译”、“意译”这四种翻译方法中贯彻这一原则。     

英国作家斯威夫特作品《格列佛游记》三种译本的比较

一、翻译的标准100多年来,严复提出的译事楷模:“信、达、雅”在我国翻译界曾是翻译标准的典范,也引起过激烈的争论。如今,“信、达、雅”的含义得到了科学的分析,不断改进和发展。今天,翻译界对“信、达、雅”的标准作出新的解释:“信”就是忠实原文;“达”即译文通顺晓畅快;“雅”即译文保持原作风格。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对《格列佛游记》的三个中译本进行比较研究。这三个译本分别为: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健的译本(以下简称张译)、2000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王林、史丽娜的译本(以下简称王译);200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孙予的译本(以…     

翻译中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正> 一、信、达、雅一八九八年,严复首次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来的翻译界颇有影响。他说: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已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又说: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随后总结为: “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 (《严复诗文集》第101页)。这三条翻译标准当然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赞成的人多,但有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雅”字上,有几种不同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