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唐书》《旧唐书》对韩愈评价之差异 ——兼谈与《毛颖传》之问世相关的几个问题

两《唐书》对韩愈的评价歧异颇多,《新唐书》持褒扬态度,《旧唐书》则有贬词.本文从分析中唐元和、五代、北宋的文学背景入手,主要阐明两个问题首先,元和之际的文坛盟主是不是韩愈;其次,当时就韩文引发的争论和《毛颖传》问世之间有何关联.文中亦考察了时人对《毛颖传》的看法,认为《毛颖传》问世的意义在于它体现了一种创造性的以古文作俳谐讽刺文字的尝试,为讽刺文学开了新路.     

读两《唐书·李密传》献疑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今读中华书局点校本两《唐书·李密传》,心有所疑,兹录于下:1.《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李密)以房彦藻为左长史,邴元真为右长史,杨得方为左司马,郑德韬为右司马。”(第2211页)按:“杨得方”当作“杨德方”。《李密传     

后突厥汗国末期史事新证——基于史源学的考察

两唐书《突厥传》对后突厥末期政局的叙述存在很大差异,这一差异主要是因为二者的史源不同。《旧唐书·突厥传》关于后突厥末期史事的叙述最初应是来源于颜真卿所撰《康阿义屈达干神道碑》,这一记录多有不确之处。《新唐书·突厥传》的史源则较为复杂,涉及后突厥末期汗位更迭的一段来自《唐历》,史料价值较高,其他部分则多是编者对已有史料的重新删减、编排,需要谨慎使用。后突厥末期诸可汗的活动地域一直在漠北,而非漠南,唐朝北伐突厥的态度远比我们此前认知的要积极,九姓部落和唐朝在消灭后突厥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旧唐书·渤海传》中“别种”的提法看渤海王族族属关系

渤海在我国少数民族建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同契丹建立的辽,女真建立的金,以及党项族建立的西夏一样,都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族属关系,不仅反映了从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直到满族这一族系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同时也揭示了他们与汉、契丹、扶余、高句丽等族的相互关系。《旧唐书·渤海传》中记载的“别种”就是反映这一关系的一个侧面。 有人认为,在渤海族属问题上,我国各类文献记载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集中反映在《旧唐书》与《新唐书》对创建渤海政权的大氏是“高丽别种”还是“靺鞨人”上。而我认为,这种提法的本身与两唐书的记载就是一种矛盾。因为《旧唐书·渤海传》“别种”是指大祚荣本人;而《新唐书》是指大氏,两者对象不同,无法相比。事实上,《旧唐书》     

长孙皇后籍贯小考

近读两唐书,发现对唐太宗文德皇后长孙氏籍贯的记载有牴牾。《新唐书·后妃传》云:“太宗文德皇后,河南洛阳人。”而《旧唐书·后妃传》则谓长孙皇后系“长安人”。两说究竟孰是?本文拟考辨之。 如何确定一个人的籍贯?一般是以其祖居地或本人出生地为准的。据此,则考察长孙皇后的出生地及其父、祖辈的居住地,当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唐灭高昌郡县城正误

据《旧唐书·高昌传》记载: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太宗命侯君集、薛万均、姜行本等人发大军破灭在今吐鲁番盆地建立的割据政权高昌麴氏王国,“下其三郡五县二十二城”。《新唐书·高昌传》除将“郡”误作“州”外,所记数字亦同。两《唐书》的这条记载是否可靠?经查回答是否定的。 1973年在阿斯塔那古墓区第516号墓中出土了《高昌延寿十七年屯田下交河郡     

读李华《三贤论》纠《新唐书》谬误二则

本文以李华《三贤论》为据,对《新唐书·元德秀传》中的两处史实错误进行了仔细考辨。     

王勃之死新证

王勃之死新证何林天王勃之死，千百年来是一个难解之谜。《旧店书》说他因赴交趾探亲死于上元二年（６７５），杨炯《王子安集序》，说他死于上元三年（６７６）。死因两《唐书》说法各有差异。《旧唐书》说“堕水而卒，年二十八”，《新唐书》说：“渡海溺水，而卒，年二...     

阿倍仲麻吕与《天の原》歌 唐诗札记之一

《旧唐书·日本传》:“日本国开元初遣使来朝,……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仕历左补阙仪王友。衡留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归乡,逗留不去。上元中擢衡为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又,《新唐书·日本传》:“朝衡历左补阙仪王友,多所该识。久乃还。天宝十二载朝衡复入朝。”对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这位名人,两唐书所载不过如此,且于史实多有失误。王琦注《李太白集》,于《哭晁卿衡》注云:“新旧唐书俱不言衡终于何年。据太白是诗,则衡返棹日本而死矣。岂上元以后事耶?抑得之传闻之误耶?”看来王琦对仲麻吕亦不甚了了。《旧唐书·日本传》称阿倍仲麻吕之名为仲满,检日本史有关资料,知仲麻吕初未尝名仲满。“满”可能是日文假名合读的汉字谐音(麻吕,日文读作)。据日本平凡社     

《两唐书辞典》评介

山东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大型工具书"二十五史专书辞典丛书"之一-<两唐书辞典>问世了,全书330多万字,以<旧唐书>、<新唐书>为依据,是诠释辉煌的有唐一代历史文化的专书辞典.     

今本《竹书纪年》纂辑考

今本《竹书纪年》的原本出于唐代,是开元间整理国家藏书时,由当时所保存的古本《竹书纪年》不完本及历来所积存的一些附录性注释资料,统加整理、改编和增补而纂辑成书的。其年历主要依据僧一行的《大衍历》推排确定,并加入了干支纪年。此即《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竹书纪年》14卷本,而全书实未有定稿。宋代尚存此本,南宋乾道间编制的《中兴馆阁书目》著录为《竹书》,而已复有残缺。驯至明代,整理者合并其卷次,又将原本的附录材料散入本文之下,遂成今本《竹书纪年》2卷。今本的史料多有增改,年代亦多有错误,但它的大部分内容条目还是承古本《纪年》而来的,且并未完全突破古本原载的夏、商、西周年代框架,因此在古史研究和上古年代学上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梁启超的传记理论及其贡献

梁启超是中国２０世纪初第一个致力于传记理论研究的大家,其理论为推动中国古代传记向现代传访的过渡作出了不过磨灭的贡献。梁氏对传记的界说、对史学性传记之操作原则的阐述、对传访之文史关系的见解都给后人以无穷的启发。     

中国传记文学发展概论

论述中国传记文学2000多年来的悠久历史、巨大成就及各个历史时期的著名传记文学作家作品。以时间为经,分五个时段,系统全面、精当而扼要地论述了中国传记文学以《史记》为代表的辉煌开端,杂传的兴起及其成就,古典传记向现代传记的嬗变,现代传记文学的发展,当代传记文学的马鞍型发展。总结了中国传记文学发展的经验教训。     

《韩诗外传》中的享乐考验主题及其文本形态特征

《韩诗外传》中以享乐考验为主题的故事,从正反两方面以叙事形态体现了儒家学说对于享乐的警惕意识。由于《韩诗外传》本身讲经提纲或听课记录的文本性质,其享乐考验故事的文本形态相对简略,限制和削弱了它的文学性。讲经的文学价值、艺术技巧只能在既定的文本形态中显示,有时可以得到充分展现,有时则难免受到限制。     

试论《史记》传记文学的真实性

《史记》传记文学写作坚持实事求是的“实录”精神 ,为确保传记文学的真实性 ,确定并遵循四项写作原则 :一是忠实于“六艺” ,不随意杜撰 ;二是忠实于古籍 ,不偏离古文 ;三是对怪诞不经之语舍而不取 ;四是搜集逸闻轶事 ,纠正谬误。从这一点上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为后世史家树立了光辉典范     

思想和艺术颇丰的史论名篇——浅析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

《五代史伶官传序》是一篇思想深邃 ,艺术精湛的著名史论 ,作者欧阳修借古讽今 ,提出“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的深刻论断。同时 ,在写法上也颇具艺术特点。本篇对后世影响深远     

文学奖、文学评价与现实效应

新时期以来,文学评奖成为一种突出的文学现象,也独特地“介入”到了当代文学评价活动之中。虽然文学奖的影响、级别乃至评奖的意图和效果差异较大,但“介入”的途径、方式、特质、意义及其局限却有着相当的通约性,要辩证地对待和分析。     

章回小说景物描写及其转变

早期章回体小说中景物描写很少与说唱文学和史传文学有关。由于说唱文学注重其商业性,以及观众的大众化、审美趣味的世俗化使得景物描写不可能大段的出现;而史传文学对言行的关注以及尽量客观化的叙事方式也限制了景物描写。章回体小说题材内容经历了从国家、家庭到个人发展过程,同时也经历了从集体编著到个人独创的过程,这也影响了小说的景物中描写,使得景物描写呈现由少渐多的趋势。     

小议汉魏六朝人物别传

本文就古文献中的“别传”概念进行了深入辨析,重点探讨了汉魏六朝时期的人物别传,并提出了该时期“别传类传记”的史学范畴。     

“盗者之真赃”——由王国维推许《家语疏证》说经典辨伪学“范式”的扩大化

经典辨伪学"辑佚"的方法论"范式",本身即不无问题。孙志祖于此未察,转而将此法用之于《孔子家语》的辨伪,将先秦、两汉古书之间常见的"互见"现象认定为造作之迹,既昧于古书体例,也反映了经典辨伪学"范式"扩大化的弊病。先秦、两汉古书之间的"互见"乃古书之常例,故每每溢出辨伪学的惯常逻辑,这既昭示经典辨伪学的"限度"问题,也凸显目下古书体例及古书成书研究对于经典辨伪学方法论革新之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