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即生成——中西哲学比较方法论初探

中西哲学比较所面临的一个最大困难是如何找到两种异质哲学传统的可比性。这也是时下哲学界颇为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可比性本身的追问,指出过去和当前哲学比较中存在的现成化态度和做法,揭示比较本身的内在结构即生成的比较—比较的生成之间的动态循环,突现比较的历史机缘性、目的性和创新性,藉此提示一种可能的生成比较观。     

中西比较:处境分析与方法超越

一、"隐性比较"和"显性比较" 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中西哲学比较可以分为"隐性比较"和"显性比较"两种基本类型.在西方哲学成为话语霸权的背景下,作为知识基础和价值底线的隐性中西哲学比较,中国哲学界都在用,从梁启超1902年第一篇介绍康德的批判哲学(他称之为"检点哲学")并以佛教的概念、观念诠解康德开始,到1919年胡适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撰写第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再到冯友兰早年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和晚年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一直到目前中国哲学界(狭义的,指专事于中国本土哲学研究)从业人员所普遍使用的话语形式、分析方法、结构叙事,乃至最底层的观念支撑,都属于中西哲学比较的范围.     

新一轮比较哲学研究的任务和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讨论会述要

近年来 ,国内哲学界有关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可谓蔚成风气 ,其研究的路径已跨越了对单个人物 ,或某一特定知识部门和领域进行的比较研究 ,而呈现出走向哲学形态比较的趋势。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于 2 0 0 3年 9月 5～ 8日在浙江新昌举办了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讨会。对哲学比较研究的趋势、特征及应回答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和评价。基本问题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新一轮比较哲学研究的含义和根据新一轮比较研究的标志是 ,破除了哲学须依西方传统哲学为准则的观念。哲学所方松华先生回顾了过去一百年里 ,中国哲学的建设“依傍”西方哲学…     

关于中西哲学与文化的对话

中西之间通过接触，能够彼此增进一些文化背景的了解。二者在不同的思维方式、抒情方式、表达方式中，存在着异中之同。如果不同文化的概念都是不同质的，那也就不存在文化上的比较研究了。一个时代的主导思潮对思想文化的兴衰会起决定作用。中西哲学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就其所涉及的领域或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都有某种类似或相同之处。     

从比较到创新——寻求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突破口

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在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之后,却遇到了两种哲学不可比的尴尬。面对这一形势,我们不应当拘泥于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而应重新思考中国哲学的形态和内容,开展新一轮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新一轮的研究不是从文本上而是深入到从事哲学的不同方式上进行考察和研究,研究的结果不仅在于揭示中国哲学的特殊形态和特色,而是通过这样的比较,对中西哲学给出一致性的说明,并期望着哲学观念的更新,从而为中西哲学比较乃至中国哲学今后的发展开辟道路。     

论莱布尼茨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时贤说莱布尼茨"是个狂热的中国崇拜者",未免言过其实。他是以理性的、平等的态度,而不是以狂热的、崇拜的态度,来评论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一方面,他批评了当时在欧洲流行的关于中国人说西方人"只有一只眼"的说法,强调西方人认识世界的"两只眼睛"——几何学和第一哲学——皆为中国人所不及;但另一方面,他也明确指出,中国的"自然神学"——道德和政治的"实践哲学"——又是西方人所不及的,其最大的优点是能够抑制人性中的恶,减轻人类自己给自己造成的灾难;他认为中西哲学和文化各有长短,"正宜两好合一,互相取长补短,用一盏灯点燃另一盏灯"。这是一种不带偏见的文化心态。     

从中西哲学比较到中观哲学

将中国哲学置于中西哲学比较的视野下加以观照,可以发现:中国哲学属于中观思维,其特征有五:1.分别"两边",2.执两用中,3.否定辩证法,4.讲究经权,5.强调"时中"。对于中国哲学而言,中观不仅是认识论与方法论,而且是存在论与人生的在世方式,它要解决的是"有"与"无"这两个世界的对立与紧张关系;而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一依于中观的修行而定。故中国的中观哲学其实是认识论、方法论、存在论与修行论的合一。     

中西文论比较方法辨析

本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现状,从比较方法的视角作了分类,主要有三类:一是建构普遍文论框架,进行分类比较;二是突显主流文论进行范畴、概念比较;三是确立基础文论,进行体系比较。虽它们各有利弊,但从比较的要义在于发现“差异”看,第三类研究更体现中西文论比较研究的趋势。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西哲学比较研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走出"两军对战"的模式,实事求是地研究中、西哲学,这是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得以发展的前提;第二.对构建中国哲学学科方法的反思,力图摆脱西方传统哲学的模式来构建中国哲学学科;第三,对中西哲学异质性的自觉,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哲学多元化的发展之路.     

历史与现实之间：政治宣誓制度建立的可能

政治宣誓制度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的发展体现了人类对民主制度的确认.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我国建立宣誓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建立宣誓制度已经成为可能,所以我们应该建立我国的宣誓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政治文明建设.     

论上海城市规划的历史与现实

在上海城市规划的历史中,商业特性为基本原则,西方城市理论是规划基点,大城市群观念是城市发展趋势.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应努力借鉴国际世界城市发展理念与经验,努力传承上海城市发展本土传统与特色,努力建构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蓝图.上海未来城市发展的规划与世博会、与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与长三角视阈中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     

艺术的历史和现实向度——肖鹰《体验与历史》一书读后

<正> “艺术是什么?”的追问所导致的似是而非的尴尬境遇,在现代哲学的语境中被认为是语言方式的错误。当我们回溯历史时,会为多层次、多途径的人类艺术活动而迷醉;当我们面对现实时,又会为各种各样扑面而来、千奇百怪的艺术现象而眼花缭乱、不知所措。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艺术的本体问题变得扑朔迷离,甚至对艺术具备的共性特征的概括也变得越发困难。在学术研究中,不明智地固守艺术已有的神圣疆界显然会遭遇到来自当代艺术现象的猛烈冲击和挑战,而     

解决大学生就业理想与现实矛盾问题的路径探究

大学生就业,是当前我们最为关心的话题。而大学生就业理想与现实矛盾问题也比较突出。这篇文章就是旨在通过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大学毕业生正确认识自我和社会现实,进而帮助大学生解决就业过程中的较高就业理想与现实矛盾之间的问题,实现顺利就业。     

政府预算的民主性:历史与现实

财政制度的变迁经历了从专制的王权财政到民主的公共财政转变的过程。预算作为一个重要的财政范畴,基本上也经历了同样的历史发展过程。现代政府预算是近现代政治民主化的产物,其本质特征就是民主性,并以此相区别于古代国家预算。中国现代政府预算是在近现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以“后发外生”的方式出现于清朝末年,由于民主性先天不足,发展艰难。伴随当代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政府预算的民主化程度有必要也有条件加以提高。     

论哲学研究的历史感与现实感

在哲学研究的过程中,历史感和现实感构成了思想发展的内驱力与生命力。历史感是思想演进的内在过程与历史前进必然规律的一致性,思想的行进要融入深幽的历史中;现实感则指哲学研究当以现实的生活世界为归宿,使哲学承担起改造现实的固有使命。达到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统一,是研究者所要追求的更高目标。     

历史与现实语境下的“中华民族”

关于中华民族的概念阐释,各家观点不一。本文通过对西方术语的概念辨析认为,“中华民族”并非单纯是各民族的集合体,而是一个更高层次的民族实体、一种尚在建构中的“国族”。“中华民族”的形成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受到文化、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影响,通过不断整合,最终形成如今“多元一体”的局面,在尊重“多元”的同时,要加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一体”的认同感,同心协力创造千灯互照、美美与共的富强中国。     

重提六个“为什么”的历史根源与现实取向

重提六个“为什么”,是基于国内外对社会主义仍存在疑问、国际上意识形态的斗争从未停息、国内仍存在“资本主义化”论调、“纯而又纯”理论仍有市场的背景。科学回答此问题。就要从理论高度解释六个“为什么”,从历史角度重新申明六个“为什么”,从特殊背景明确回答六个“为什么”。     

对理想与现实关系的哲学思考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 ,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 ,全党同志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更要脚踏实地地工作 ,“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 ,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 ;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 ,就会脱离实际”。为了更好地贯彻江总书记的要求 ,有必要对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进行一番哲学上的考察。正如江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 ,在国际共运史上 ,关于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曾经出现过两种错误 ,一种是“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 ,另一种是“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理想”。在我国 ,“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     

"胜过"现实的写作:王蒙创作与现实的关系

在王蒙的写作中,总是有一种东西超出他置身于其中的现实,这种东西真正显示了王蒙的敏感性.王蒙在新时期的写作,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新时期前期的"春之声"阶段、本体转向的"来劲"阶段和后新时期的怀恋"季节"阶段.这三个阶段,王蒙都以特殊的方式与他所处的现实构成紧张的内在联系,或者说,他始终以他独特的方式超出、胜过他所面对的现实.王蒙以他的反思性、以他的语言修辞策略、以他对历史的执著记忆,始终超出他所处的历史.也就是说,王蒙是如此深切地沉浸在他所处的历史之中,又始终超出了历史给定的界线.他与他置身于其中的现实的主流思想意识形成了一定的偏差.这种偏差是如此的微妙,以至于我们不经意几乎觉察不出.这正是这种偏差的真实性所在.这使人们在把王蒙理解为一个主流作家时,有必要保持一种更为复杂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