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伦理法律化与法律伦理化及其借鉴意义

封建伦理法律化体现为以伦理支配法、以伦理为法、引伦理入法;而法律伦理化则表现为法礼并举、德主刑辅、春秋决狱、同罪异罚。今天,我们有必要以封建法律的合理性为鉴,在实践中以民本思想作指南,加强德治法治相结合,力求以法促德求和谐,强化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的互补功能。     

论中国古代法制史的伦理特色

中华法系作为世界五大法系的重要一支,其区别于世界其他法系的重要特征即中国古代法制的演化进程是以家族本位和义务本位为核心的道德伦理法律化过程.中华法系在当今世界法律体系中虽然已经消亡,但数千年里延续积累下来的中国古代封建法的这些伦理特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或多或少有所反映.在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克服这种不利的倾向,从而更好地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试论家族法的成因及其历史影响

家族制度对封建法制的影响被概括为法的“家族主义”。它是指在封建法制中,不仅法典具体条款充分体现了以家庭伦理关系和宗法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而且以家族伦理关系为基础,将其作为立法与司法的重要标准和依据。家庭制度与古代国家政治法律制度有着密切关系,这一点中国与古代西方社会是有     

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政治批评

在分析中国传统法律时,应基于整体性法学观,正确认识德、礼、法三者的关系,把握中国传统法律之伦理本质。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促进了古代中国的国家统一与政治稳定,但因与现代政治所追求的正义、权利、自由、自治、民主、平等、宽容等价值格格不入,客观上阻碍了中国的政治发展。     

中国古代法律的伦理价值体系

依据法理学的概念范畴以及中国古代伦理型社会特质加以推演,生成中国古代法律伦理价值体系的核心要素——伦理秩序与伦理正义,这是伦理价值体系建构的基本路径,意在表明,中国古代法律与现代法律虽有不同的价值表现形式,但作为秩序与正义的综合体,中国古代法律同样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根据中国古代法律内在的"仁、礼、法"的法理逻辑演化,对中国古代法律所反映的伦理秩序与伦理正义施以逻辑证成,这是伦理价值体系的衍生理路。     

中国古代礼法关系的演进

中国古代法制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就是礼、法关系由分立、对立到合流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实现了古代法律与道德的结合,使法律道德化或道德法律化,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法律传统。     

《三礼》中的教育思想

《三礼》是儒家重要经典，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伦理大纲，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教材，对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绵延有重要作用。对《三礼》中“恭俭庄敬礼教也”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乐相错，其成也怿”、“修身至诚，内圣外王”等思想进行分析和提炼，有利于理解中国封建传统教育的实质。     

论中国封建法制的恤刑原则

恤刑原则是中国封建法制的基本原则。伴随着封建法制的不断完善,恤刑原则的内涵也不断丰富,封建立法者对恤刑原则的贯彻也更加深入和全面。恤刑原则的实质是为封建统治者的专制统治服务的。恤刑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法制的破坏,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法制的特色一是法自君出,皇权至上;二是礼律融合,礼高于法。     

中国封建国家对民事法律关系干预的特征

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从来都把侵犯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看作是对国家统治秩序的破坏，看作是犯罪，因此，对民事法律关系经常地以刑罚的手段加以调整；中国古代坚持“以礼治国”，“礼”的作用无所不在，在民事领域同样也有突出的体现。以刑罚手段和封建礼教调整规范民事法律行为成为中国古代民法的重要特征，这是封建制国家对民事法律关系的消极干预，是中国古代民法未能得到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儒家礼学对当代中国伦理体系构建的启示

礼学是儒学的核心部分。它以＂仁＂为核心,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原则,以人的自然情感和家庭伦理为基点,以知、行结合为手段,构建起一个庞大伦理规范系统。它使封建伦理规范得到人们认同和践行,保证了封建社会的安定和有序。虽然礼学最终成为封建统治的工具,但对于封建伦理的构建却是非常成功的。这对当代我国伦理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启示。     

儒学的价值观念对中国古代作家的影响

中国古代作家大都崇信儒家社会政治伦理，其中崇信儒学政治伦理而乏于封建政治生活机制权宜者大有人在，他们在儒学社会政治伦理的严肃性和实际社会政治生活的不规则之中，迷惘震荡．宦海浮沉．重新认识社会，文穷而后工，带来创作的丰收和成功。     

西周家族礼刑制度初探简

在西周时期,关于家族的礼和刑已经初具规模。礼和刑在一同纳入律之前都扮演着法律的角色,实现着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西周时期关于家族的礼刑制度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家族法律制度的基石,深刻影响着后世家族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家族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根本,也是中国古代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西周时期礼和刑中的家族制度进行梳理和探讨．能够更加清晰的了解中国古代法律在形成之初所具有的特质。     

制度伦理的开端——论先秦时期的廉政思想

廉政思想是我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概括起来,我国古代的廉政思想主要有两个角度：制度和伦理。在制度层面,制定鼓励廉洁、遏止腐败的政治方针,如奖廉惩贪、减轻赋税、与民休息等等;在伦理层面,为廉洁政治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正确性提供哲理基础,包括尚俭、修身、正直无私、重义轻利、先公后私、崇公尚廉等等,为统治阶级的君主和官员必备的政治操守提供参考样板。我国古代的廉政建设典型地体现为政治规范和伦理教化这两条路径的融合,即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这个特征在当代政治学和伦理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价值。这种特征在先秦时期的廉政思想里已经有所体现。     

"自我"与"他者":儒家关系伦理的多重图像

将儒家伦理化约为差序格局,认为儒家伦理不能适应陌生人社会,这种判断只是关注了儒家的血缘亲情伦理和礼的差别性待遇,而没有认识到儒家伦理的多重维度。事实上,儒家在人与人之间、在自我与他者之间还建立了普遍性的关系伦理、交往价值理性和相与之道,这种伦理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效,而且对中国现代陌生社会和陌生人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也是有效的。通过儒家关系伦理和相与之道的多重图像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孝伦理与封建中国生产方式的关系探析

研究深广影响中国封建社会的孝伦理,有助于判识孝道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生命力。在中国封建生产方式及其所造成的人的依赖关系下,存在着产生、发展孝伦理的深厚土壤。封建生产方式决定了孝伦理的基本内容。孝伦理保护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推行、发展封建生产方式提供必需的政治、思想条件;从道德层面保障了封建社会农民群众实际利益需求的实现。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和血缘宗族聚居的人口状况也是孝伦理突出地存在于封建中国的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法律的道德目标及其实现

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是社会规范中两种较为重要的形式。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特色即为伦理性,它推行与实现的是统治阶级的道德目标。道德法律化是法律与道德有机联系不可或缺的内容。     

由西周礼刑制度谈目前中国法制建设

西周是我国奴隶制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在法制发展史上形成了"礼刑并用"的法律体系和司法原则,对巩固当时奴隶制国家政权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对后世封建制法制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古为今用,正确认识和汲取"礼主刑辅,礼刑并用"的古代法制建设的精髓,对于领会和贯彻党的十五大关于"法制建设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紧密结合,同步进行"的指导方针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事诉讼伦理初论

民事诉讼伦理，是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具体表现，是在解决民事纠纷过程中，规范各方参与者的行为和关系的评价标尺和准则。提倡民事诉讼伦理，有利于弥补法律缺失，呼应公民对司法的要求，实现司法公正从而提高司法公信力、促进社会和谐。在民事诉讼中，法官、检察官、律师和诉讼参与人作为不同的参与主体有着不同的诉讼伦理规范。实现民事诉讼伦理化，还需要从思想、制度和社会环境等方面进行努力和完善。     

中国古代环境保护法制通考——以土地制度变革为基本线索

将土地制度与环境保护法律制度联系起来,并结合目前存世的各类古籍,可以证明:中国古代环境保护法制经历了从西周时期相对完备到明清时期极度衰弱的演变过程,推动力则是土地所有制变革。秦汉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兴起,西周时期与土地原始国有制相适应的环保法制体系开始解体;隋唐时期,新的功能被弱化的环保法制基本成型;明清时期,与高度发达的封建土地私有制相适应,环保法制已经被极度"虚化"。     

论孔子“德主刑辅”法律思想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他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影响深远。孔子的法律思想核心是“德主刑辅”，即以“仁”为本的法制原则；“德”、“礼”教化的防范措施；宽猛相济的施刑办法；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孔子的法律思想对今天中国的法制建设仍将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