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自身认同——传统华夷之辨的文化解读

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是在与“四夷”群体的冲突中,由华夏人的主观意见构成的,确立了自身的文化认同,代表了华夏人的利益,同时给“四夷”群体文化定位。并最终使得华夷之辨观念政治化,成为政治上占有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     

浅析晚清制夷之路

在坚船利炮造就的西力东渐过程中 ,古老文明孕育的“华尊夷卑”的华夷思想在晚清逐渐蜕变为抵御侵略的制夷思想。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 ,不同阶段晚清政府的主导制夷策略又有所不同 ,不仅形成了“以商制夷”、“剿夷抚夷”、“师夷制夷”和“以夷制夷”的这样一个制夷思路 ,而且折射出清政府由夜郎自大到极度自卑的变化过程     

《春秋穀梁传》华夷思想初探

华夷之辨是《春秋穀梁传》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穀梁传》的作者看来,华夷之辨首先源自于双方的自然差异,这一差异的扩大化则形成了"华夏为尊,夷狄为卑"的等级观念和"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张。《穀梁传》巧妙地赋予"华"、"夷"概念以文化的内涵,并通过"贬夏为夷"和"进夷为夏"的双向流动,从根源上消解了华夷对立的基础,为华、夷在更广阔意义上的融合提供了契机。     

“岛夷”称号与北朝华夷观的变迁

《魏书》中的"岛夷"之号,与南朝史书中"索虏"之号的来源、性质皆不相同,"岛夷传"乃是魏收所创立的史传叙事模式。北魏对南朝的实际称谓并不是"岛夷",而是使用指称地理位置的江南或代表僭伪涵义的"伪齐""伪梁"等名号。由纯粹指斥僭伪的称谓发展到包涵华夷之辨的"岛夷"称号,直接起因是侯景之乱导致南方政权急剧衰败,同时以华夷之辨为魏齐禅代制造正统依据。"岛夷"号的出现,乃是魏齐之际华夷观念变革的标志。华夷观变革的基本方向是从十六国北魏以胡汉族群区隔为标准,到《魏书》撰作的时代由地理层面的"土风之殊"而引申为文化层面的"华夷之隔"。     

试论太平天国在民族政策上的失误——朱元璋与洪秀全民族政策之比较研究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指导制定不同民族政策的基本思想观念主要有二：一曰夷夏之防、华夷之辨;二曰四海一家、华夷同体。由这两种不同观念指导制定的不同的民族政策,往往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明初的朱元璋虽以“种族革命”相号召而起兵,但他执行华夷同体、一视同仁的民族政策,缓和了民族矛盾,赢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和新生政权的巩固。而太平天国政权及其领袖洪秀全以夏尊夷卑、华夷之辨观念为指导,制定了狭隘的名为种族革命而实为种族复仇的民族政策,将打击清王朝与排斥、仇杀满人相混淆,把反封建与反满人相等同,在实践中导致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以至多次发生屠杀旗兵满人事件。太平天国政权的最终失败,其原因固非止一端,但错误的民族政策应是这诸多原因中的一个,这恐怕是没有疑问的     

艰难的抉择与融合——浅论“华夷之辨”观念对中华民族史的负面影响

“华夷之辨”的观念对中华民族之融合史曾经产生过消极的、负面的影响 ,这一负面影响在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的时代表现得尤为明显。经过长期的交流与磨合 ,一方面 ,少数民族统治者从观念、政策到具体行动等各方面都尽力淡化华夷之别 ;另一方面 ,汉族人经过艰难痛苦的抉择 ,最终使“华夷之辨”观念的消极影响不断地艰难地被消除 ,各民族间进一步融合 ,从而使中华民族变得更为团结、强大 ,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实践

先秦时期形成的服事制和“五方之民”思想是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治理思想与实践的源头。尽管“华”与“夷”在中国历史上所指的两大群体存在换位和涵盖范围变化的情况,但追求“大一统”“因俗而治”“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却是历代王朝国家治理思想和治理体系的显著特点。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乃至中华文明的持续灿烂的深层次原因或许就深藏其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家园”的主要内容。     

论金代政治文化的勃兴

金代女真在学习周围各民族特别是汉族先进文化的过程中,自身的文化迅速发展起来,它的政治文化尤为引人注目。在汉化的同时,也创造了以金朝为正统、以南宋和高丽为夷狄的政治观。在金朝前期,女真人实际上是站在“夷”的角度上来看待“华夷之辨”的。世宗、章宗时期,金朝是站在“华”的角度上来对“华夷之辨”加以引申和利用的,申明自己已是典章文物繁盛的堂堂华夏“正统”王朝了。到了章宗、宣宗时代,金朝又进一步掀起了德运之议,自居正统,将南宋贬入“闰”位。金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大胆地宣称自己是“华”,大胆地追求正统,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金朝统治阶级未超出以“华夷之辨”理论来解释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的范畴,只能陷入“非华即夷”、“非夷即华”的二元悖论中,不能确立共同为“华”、平等相待的意识。     

"一统"与"统一"——试论中国传统"华夷"观念之演变

"华夷之辨"为中国从"天下一统"向近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搭建了桥梁.古代中国正是在"华夷之辨"的过程中实现了诸民族间的融合,并最终形成近代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本文立意不仅在于阐释华夷观念之演变在推动中国从"天下一统"向近代多民族国家统一过程中所曾发挥的重大历史作用,而且在于借此为中国近代国家的形成提供一种阐释模式.     

内争助成“内患”：咸丰初政与太平天国的兴起

太平天国之所以在咸丰皇帝即位之初兴起,原因较多。如果从清政府的应对角度来探讨,可以提供一些新的解释,故有必要深入探讨咸丰初政的情况。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新逝,咸丰即位后,京师的激烈内争不仅是高层的权力斗争和党派较量,而且与清方的对外政策及镇压太平天国的方针和用人密切关联。如果联系起来观察,可以发现,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初,之所以将帅屡易,应对不力,实与新旧交替之际的激烈内争以及新手主政之初的措置失宜很有关系。乾嘉以至清末,一朝天子一朝臣成为惯例。从新旧交替、皇帝初政的角度来考虑,可为分析晚清的普遍问题带来启发。     

从“甲午”到“庚子”——论晚清华夷观念的崩溃

从“长时段”角度，可将晚清华夷观念解体崩溃的过程分为“松动期”、“解体期”、“开始崩溃”和“最后崩溃”四个时期。甲午战争的惨败以及最后一个藩属国的丧失，标志着晚清华夷观念开始走向“崩溃”；而义和团运动时期，在民族空前危机的形势下，虽然传统的华夷观念重新走向“炽烈”，但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晚清华夷观念宣告“最后崩溃”。     

论我国古代史学思想中的华夷观念

论我国古代史学思想中的华夷观念黄纯艳“华”、“夷”是贯穿于我国整个古代史的两个相对概念。封建统治阶级把我国众多的民族总体上划分为两大集团：“华”，即中原的汉族；“夷”，即周边各少数民族。他们对多民族国家不可回避的民族问题的思想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便表现...     

论元代儒家郝经夷夏观

在唐宋士大夫的夷夏思想里 ,文化、民族、政权是合为一体的 ,故而形成了一种文化霸权。元朝郝经则异之 ,他将“夷夏之辨”视为文化之辨 ,而非民族、政权之辨 ,并主张“用夏变夷”。这种夷夏观继承、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思想 ,突破了汉族文化霸权 ,为各民族认同主流文化 ,促进国家统一 ,也为元朝正统地位的确立 ,起到积极作用     

吴熊光之困——鸦片战争前的“夷人长技”体验

1808年英军侵占澳门事件中,两广总督吴熊光认为对手异常猖獗并且拥有船大炮利的优势,如若开战清军无法取胜,只能通过暂停“贸易”这一惯常手段迫使对手妥协,然后迅速恢复对英贸易,以免激发更大的海防危机。吴熊光的现实主义策略虽一时奏效,但被深居紫禁城的嘉庆皇帝视为太过软弱、有失“国体”,因而被革职治罪、遣戍伊犁,由此开创了清朝历史上封疆大吏因为“夷务”处置不当而获罪的先例。“吴熊光之困”反映了鸦片战争前清朝统治集团在愈益明显的西方扩张势头和军事优势面前的无奈,预示着二三十年之后卢坤和林则徐等人的类似遭遇和更大危局即将到来。     

西汉王朝对外思想述论

“华夷之辨”是西汉处理邦交关系的理论依据。先秦“五服制”所构建的以中原为核心的天下秩序,对于西汉“大一统”天下观的形成亦有重要影响。汉匈战争背景下的“修攘制御”和外交经营,不仅反映了西汉人的地理观念,而且体现了西汉全方位经营的外交理念和对外交关系制度化的追求。     

论汉代公羊学的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是汉代公羊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到形成公羊学的关键人物董仲舒,再到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何休,他(它)们的夷夏观具体反映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公羊传》继承了先秦儒家严夷夏之别的思想,却凸显了礼义文化这一区分夷夏的标准;董仲舒发展了《公羊传》的思想,不但对夷夏的分辨更为精细,强调“从变从义”,而且从王者一统的角度肯定德化四夷的必要性;何休对公羊学的夷夏之辨所作的发展,则是将其历史“三世”说与夷夏之辨相结合,用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夷夏关系,肯定“太平”之世是一个没有夷夏之别的天下一统的社会。     

“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在明代未被颠覆——兼与刘浦江商榷

宋辽金对峙时期,宋人自称"中国"、自称"正统",辽人和金人也自称"中国"、自称"正统"。元人自从议修辽、宋、金三史之始,就围绕着辽、宋、金的"正统"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辩,直至元朝末年,才由脱脱确立了辽、宋、金"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修史方案,承认了辽、金的正统地位。此后,有关辽金"正统"问题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刘浦江认为"明代士人普遍否认辽、金正统","彻底颠覆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与史实相去甚远。明代确实有人试图通过重修《宋史》,颠覆辽、宋、金三史"各与正统"的"正统体系",否定辽、金的正统地位,但并非是普遍否认辽、金正统,这从明代官方未支持有关重修宋史的建议,并由国子监主持刊行包括《辽史》和《金史》在内的中国正史"二十一史",以及"二十一史"在明代的广泛传播等方面就能看出来。它说明,试图否认辽、金正统一派的观点并未为明代主流正统观念所采纳,主流观点仍然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并未被颠覆。也说明,逐渐强化"华夷之辨",并按照"尊夏贱夷"思想区分正统和非正统,并未为明人所普遍接受。而逐渐淡化"华夷之辨",倡导"华夷一体",才能从一个侧面彰显出近千年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     

“师夷长技”与魏源的民族意识

魏源“师夷长技”论开启了近代思想界学习西方的历程 ,“师夷”主要集中于西方“船坚炮利”的先进军事科技 ,但并不限于“战船”、“火器”、“养兵练兵之法” ,还包括先进工业科技的引入、近代工业的建设、经济政策的调整等。“师夷”要求对传统教育内容、科举词章取士制度加以变通 ,并进而延伸出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憧憬。“师夷长技”论广泛涉及到军事、经济、科技的现代化 ,并影响到此后早期现代化意识向教育、政治领域渗透。魏源的民族意识虽然还带有华夏中心观、文化主义的情节 ,但已显露出冲破“夷夏大防”、摒弃华夷之辨的理性化发展方向     

论清雍正帝的民族“大一统”观——以《大义觉迷录》为中心的考察

“大一统”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历代多有论述.传统“大一统”观源自《春秋》,且强调华夷之辨、内外之别,这造成了该思想理论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存在巨大缺陷.到清代,雍正提出了合中外为一家的崭新“大一统”理论,这是对孔子以来的“大一统”理论的空前超越.雍正“大一统”思想集中反映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本文通过梳理雍正对华夷、正统、君臣、封建等问题的新阐释,论述了雍正民族“大一统”观的创新之处.     

夷夏之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夷夏之辨是中国思想史上重要主题之一。夷夏的概念以及夷夏之辨是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出现的。夷夏之辨含义有三:地理意义上的夷夏关系,血统意义上的夷夏关系,文化意义上的夷夏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夷夏之辨与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华夏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认知、强烈的文化守土意识以及与他族文化之间关系的思考如影随形,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相伴始终。中国历史上的夷夏之辨是文化的优劣之辨、先进性之辨、主体性之辨,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守土意识,是古代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总体上看,夷夏之辨不仅没有阻碍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反而与民族融合的浪潮相互鼓荡,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愈发明确,民族共同体意识愈发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