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运动”与吴趼人的小说创作

"立宪运动"是晚清兴起的社会改革运动,吴趼人的多部小说对其有充分描写。研读这些小说,能够感受到作者对立宪运动的质疑、否定和超越,体悟到晚清知识分子对救国道路的思索与选择。无论从特定视角描绘晚清社会思潮的变化与社会变革的画面,还是完整描述立宪运动带给国人的复杂感受、勾勒知识分子感悟立宪的心路历程等方面,吴趼人的小说创作均具有独特价值。     

一个“道德救世”者的无奈—从吴趼人的写情小说解读作者的内心

吴趼人的写情小说宣扬的是以传统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广义上的“情”，而非狭义的儿女之情，它们表现了新旧嬗变的晚清时期作家面对西方新学与传统旧学的无奈选择。然而，生当道德衰世，“道德救世”者最终必然无可奈何。     

晚清“类乌托邦”小说的政治想象

晚清出现了一批叙说＂政治理想＂的＂类乌托邦＂型小说。类乌托邦小说不同于晚清谴责小说的对现实的直白批讽,它们在幻想中熔铸了作者对如何突破现实的重重包围,从而走上强国之路的思考与探索,构成了小说与国家叙事的对话。笔者试以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与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为中心,探究其政治想象。     

《小说林》对于《月月小说》及吴趼人小说观的争鸣和呼应

通过还原《小说林》杂志创刊到结束期间的上海小说期刊界,讨论《小说林》杂志上诸种论说与《月月小瑚杂志及吴趼人的小说观的关系。《小说林》杂志的创办与《月月小说》不无关系;在历史小说观和言情小说观方面,《小说林》同人都表达出与《月月小说》总撰述吴趼人或争鸣或呼应的意见,并且发生了一定作用。《小说林》同人与吴趼人争鸣的背后,其实是关于新小说中“善”与“美”两种因素孰先孰后问题的交锋。     

吴趼人与晚清短篇小说的重新崛起

吴趼人以担任总撰述的<月月小说>为平台,开辟专栏,刊发广告,为短篇小说的重新崛起鼓与呼,并身体力行,积极参与短篇小说创作,在晚清短篇小说的重新崛起中起到了吹鼓手和先行者的作用.     

戏谑与丑化：论吴趼人的谴责小说

以“恢复我固有之道德”为创作旨归的吴趼人,在上海租界难免成为厌世主义者。道德理想的受挫与厌世情绪的萌发,使得吴趼人对晚清社会发出了绝望的戏谑。愤世嫉俗的心态与诙谐夸张的描述相结合,让谴责小说喧嚣着人性与道德的隐秘邪恶,走向了隐私化、情欲化的邪僻路子,所产生的叙事效应偏离了道德教化的初衷。吴趼人属于租界文化语境培育出来的“双视野人”,但其双重视野未能达到视野融合,不能为批判洋人提供有力的支持。在民族意识的敦促下,吴趼人以“士”的价值体系为尺度,转而讥讽买办的洋奴嘴脸和名分僭越,在身份与道德上极端丑化买办形象。     

小说与笑话的联姻：以吴趼人的小说为例

近代小说作为“谈资笑柄”的性质，有鲁迅先生的论断在先，只是这层意思容易被“谴责”所遮蔽。吴趼人“笑话小说”的概念虽然不大为人注意，却很能体现笑话与小说两种文体之间的内在关联。同时，吴趼人短篇小说中的笑话因素及吴趼人长篇小说中的谐趣风格其实也会让人联想到“笑话小说”。在吴趼人的小说中挖掘笑话特征及其它谐语因素的明显印迹的目的，一方面是想强调“谈资笑柄”可以理解为一种文体；另一方面是想通过对鲁迅所理解的吴趼人进行再理解，力图恢复吴趼人小说的原本风貌。     

纯洁小说文体的自觉意识——吴趼人小说的文体意识研究之一

吴趼人小说在语言上实现了浅白化，在文体上取消了传统章回小说中的“有诗为证”的程式和大量引录诗词曲赋的惯例，在对人物进行绘形时摒弃了古代白话小说代代袭用的套语典故、陈词滥调，转而运用平实、逼真、细致、准确的笔墨。这些努力在客观上使得新小说的文体比以前更为纯净，从而使其更接近了现代小说体制。以吴趼人为代表的新小说家在纯洁小说的文体方面，为中国小说艺术的现代化作出了一项至今仍鲜为人知的贡献。     

《中国现在记》校补记

南亭亭长李伯元的《中国现在记》,类似他的《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和《活地狱》,均属晚清谴责小说的力作。但因《中国现在记》在报上连载时没有作者署名,又没有写完,也未出过单行本,李伯元去世七个月后,另一位谴责小说家吴趼人为亡友写传,虽曾说到李伯元尚有此作,可是长期以来,这部小说就不像李的另外三部谴责小说那样受读者注目。三十年代初,阿英写《晚清小说史》时,由于他“无法获得李伯元曾经作过这部小说的旁证,颇疑是吴趼人误记”,还不敢贸然写进史内。直至1938年冬,即上海的“孤岛”时     

如何重探“小说现代性”——以吴趼人为个案

通过探讨现时一些有关吴趼人小说的现代性分析,以吴趼人一些代表性的作品作为具体的脉络去说明“中国小说现代性”这个含义比较抽象的问题。指出,中国小说的现代性除表现在小说的叙事技巧上,亦体现在小说的叙事内容上,甚至小说的社会地位以及小说与其他文类之间的关系上。中国小说的现代性,可谓牵涉在整个文学结构的变化之内,而不是某种特定的小说技巧上的革新所能够充分说明的。     

吴趼人的小说观

吴趼人的小说观,在晚清文坛可谓独树一帜。他是这样阐释小说之职能的: 借小说之趣味、之感情, 为德育之一助云尔。 这样来立论,意味着他已脱出了梁启超“小说论”的窠臼。二十世纪开头,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相继发表,认为提倡新小说可以改良群治、演进社会,甚至强调新社会必先新小说,视小说为改良主义政治运动服务之工具。此论一出:海内风从,为小说发展史开拓了一个新的纪元:把小说从茶余酒后消遣品的陈说中解放出来,刷新了大家对小说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梁氏观点的功绩昭然,然而也显出了极大的片面性。“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提出以来,三年的实践证明,单纯把小说视为政治的传声筒乃是形而上学的理解;小说应当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本质,以它的美感作用撄人心。于是,小说界有识之士开始对梁氏观点的片面性表示异议,而提出异议最早者乃是吴趼人,他在1906年所写的《月月小说序》中说:     

吴趼人到上海年份考

晚清著名小说家吴趼人一生的大部份时间,是在上海度过的;他的三十余种小说,绝大部份是在上海创作的,象《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名著中所描绘的各种社会丑态怪状,     

百年吴趼人研究的回顾与评价

任百强《我佛山人评传》等21世纪新成果终于将吴氏三千年世家的传承图谱完整地联结起来,填补了国内外关于吴趼人研究的一项空白。郑振铎、阿英、刘大杰、任百强等从1956～2010年耗时半个多世纪校正了鲁迅对清末谴责小说的贬低。王国伟的《吴趼人小说研究》,可谓是对吴趼人创作的各类小说比较系统化研究的一个新收获。任百强于2010年出版的煌煌大作《我佛山人评传》百年来有关"晚清新小说主将之一"的吴趼人研究之集大成者,除了对吴氏创作的各个方面详加论述外,对吴趼人的世家、生平、众多谜团做出令人折服的实证考辨、对比分析、假设推导、逐个否定。《我佛山人评传》在研究方法上提供给学界的启示有如下七个方面:其一,采用微观史学方法,以小见大、显微知着;其二,注重人物心灵的探寻;其三,重视人物身体器官的文化象征意义;其四,注重细节的放大;其五,注重叙事,借用传记、说书、话本小说之类讲故事的笔法;其六,借用了英国政治比较概念史的写作方法;其七,超越名利、学术归宗。     

晚清小说观念与小说思潮

晚清现代小说观念的萌动,晚于侠义公案小说潮,二者间的精神向度与价值选择存在着文化时差。“小说界革命”时期的“新小说”观念则直接促生了“新小说”潮,二者间相互声援,共同推动着中国小说理论批评与创作由古典向现代转型。晚清“小说游戏”观念及其“鸳鸯蝴蝶派”小说潮,在近现代启蒙主义思潮的两个高峰间,形成民间通俗文化的蓬勃景观,尴尬地成为“五四”新文学的制衡对象与起点。     

吴趼人“文明专制”思想探微

＂文明专制＂是吴趼人有感于社会危机而提出的救国方案。这一政体主张明确反对立宪制和共和制，同时也不赞成封建专制。它虽是吴趼人的智慧结晶，但明显地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并间接地得力于陈天华。这一出现在《新石头记》中的主张，正式提出应在１９０７年３月以后。它的出现既是吴趼人思想转变的标志，也是吴趼人小说创作的转变标志。     

晚清小说的群体关怀

梁启超等的“小说界革命”引发社会对群治的普遍关注;时代的变革,科考废止和新学制的设立,促使晚清小说的创作和阅读队伍发生新变。小说杂志的勃兴,为晚清小说的群体关怀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条件,以群治为指归的报刊舆论圈和白话文运动,使晚清小说呈现出群体关怀的趋向。     

从苏州到上海:吴地小说中心的历史性移位

晚清上海成为文学中心,学界一般强调的是西方因素的影响。但如果不是孤立地看晚清上海,而将其放入它所在的吴地中动态地分析,则我们不能忽视晚明出现过的另一个小说中心——苏州。在晚清,苏州的衰落与上海的崛起又几乎是同步的。因此,晚清上海小说中心的形成,不仅仅是西方文化的造就,也是吴地小说中心移位的结果。正是苏州经济、文化、人才、出版等方面优势的丧失与资源的转移,上海才得以迅速崛起,成为新的小说中心。     

"小说丛话":新小说理论的发展与纠偏

190 2年 10月 ,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 ,正式拉开了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序幕。梁启超高屋建瓴式的理论倡导对新小说的兴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但也存在着诸多理论上的偏颇。而此后梁启超及其友朋在《新小说》上开辟了“小说丛话”专栏 ,以笔谈的形式继续就小说理论等问题进行探讨。这组笔谈的主要论点回应、发展、补充了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倡导 ,更重要的是许多观点与梁氏迥然有别 ,对梁启超的小说理论起到了纠偏、修正之作用。考察“小说丛话”的具体理论主张 ,对深入、全面地发掘晚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资源 ,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试论吴趼人的短篇小说

假如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评估吴趼人的短篇小说,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其思想是矛盾落后的,其艺术是粗糙肤浅的。然而,在中国小说史上,吴趼人的短篇小说毕竟是历史不可或缺的一环。透过其矛盾落后和粗糙肤浅的表面,以历史的眼光去考察和审视,我们可以探寻到其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并能真正把握吴趼人短篇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实质。1 吴趼人的十篇短篇小说的主题主要集中在这样四个方面:1.对清廷“立宪”骗局的揭露;2.对官场黑暗的批判;3.维护封建的旧道德;4.对洋人侵略的痛恨和对外来文化的拒斥。这四个方面,吴趼人所表现出的思想倾向和价值取向,有其积极的一面,但矛盾落后的一面也是显而易见的。《庆祝立宪》(1906年10月)、《预备立宪》(1906年11月)、《大改革》(1906年12月)、《立宪万岁》     

吴趼人文化观探微

吴趼人文化观的构成是多层面的 ,从其发生和发展来看 ,它以体认“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为起点 ,以接受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派的思想为中介 ,在吸收和批判西方文化思想的过程中 ,表现出对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回归。在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时 ,其文化观的形成与中国社会各种思想的交锋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且是其小说创作的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