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入仕、做学问--读《杨守敬学术年谱》

《杨守敬学术年谱》(以下简称《年谱》)的出版,〔1〕在当前相对消沉的学术界,确实是一件值得重视和令人振奋的事情。去年,我曾发表《论学术腐败》〔2〕一文,议论了我国自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传统的乾嘉学风骤然没落及其原因。当今的学术界,如同社会上其他各界一样,也充斥了假冒伪劣,甚至涉及在声名上属于高层次的学人,令人怅惘,更令人痛心。现在,这位乾嘉学风著名传人的《年谱》公开问世,在当前学术界的价值是:对于许多在腐败边缘徘徊犹豫,包括已经在学术上干过一些小偷小摸行为的人,是一种有益的教育;而对于那些拥有“大钱不批”〔3〕的特…     

浓郁醇厚 严谨缜密——读《吕坤年谱》

近日重读郑涵同志所著的《吕坤年谱》（以下简称《年谱》）,总觉得这是一本颇具价值的好书。以内容言,它浓郁醇厚,内涵达到了饱和的地步;就编纂之法而论,严谨缜密,深得撰史门道。读后,对于我的学问见识,治学属文,裨益良多。 《年谱》的浓缩度极高。它仅十一万多言,但举凡谱主吕坤之行年、治学、著述、仕历、实绩、政见、思想、交游、出处等,皆详备无遗。读后,不但对吕坤其人有一个明晰的、确确实实的认识,而且对于有志更进一步     

袁于令没有活到八十三岁

我的《袁于令年谱》刊于2002年第五期贵刊。感谢《明代文学史》的合作者昆明师范专中文系副教授孙丘克的好意,她介绍我看《张岱诗文集》的一首诗与一通尺牍。当时我匆匆来不及考虑,到次日我发现董含的《三冈识略》的记载,经著名史学家孟森氏(1868—1938)的论证,《西楼记》作者袁于令活到八十三岁,就被一切论著所采用,我发表在贵刊的《袁于令年谱》也不例     

评狄宝心《元好问年谱新编》

清代人所编元好问年谱,以翁方纲《元遗山先生年谱》、凌廷堪《元遗山先生年谱》、施国祁《元遗山先生年谱》、李光廷《广元遗山年谱》等影响较著。今人罢铖《元遗山年谱汇纂》比勘清人诸谱,兼采众家之长,广征博引,对谱主的生平交游、作品系年甚至文学思想都进行了精审详密的考辨,在整体水平上大大超过前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出现的几种年谱,如日本小栗英一《元好问年谱》、陈斋《元好问年谱简编》、降大任《元遗山年谱要编》、郝树候和杨国勇《元好问年表》、李正民《元好问活动、著述与金蒙时政、文化大事对照表》等,或以简驭繁…     

《胡适年谱》疏正

曹伯言、季维龙两先生编著的《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 1 986年版 )是目前较流行的胡适年谱 ,该书收集材料比较详尽 ,是研究胡适的重要工具书。我本人和其他胡适研究者一样 ,从中收益不浅。另一方面 ,胡适是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和政治活动家 ,知识面和社会交往都异常广博 ,因此 ,写好《胡适年谱》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在十多年前 ,对胡适研究的解冻刚刚不久 ,写好《胡适年谱》更是不容易的事。诚如该书《编辑说明》所说“书中疏漏不妥之处一定不少” ,的确 ,该书出现了一些问题。如 :印刷校勘问题 ;编辑过程中的疏漏 ,如出现…     

李大钊研究的又一力作——评《李大钊年谱长编》

朱文通多年致力于李大钊生平思想研究。我和他相识也是在一次有关李大钊的学术研讨会上。他主编的《李大钊年谱长编》(以下简称《长编》,44万字),作为《燕赵文化丛书》的一种,于2009年底由     

郭批《曾文正公年谱》校读

《曾文正公年谱》(以下简称《年谱》)是研究曾国藩的重要史料,它问世一百多年来,后人引证于此书者多,而对它本身的史料忠实性,以及体例结构方面的得失缺乏全面的评价。并且该书的作者是谁,也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所藏《年谱》的郭嵩焘批注本(以下简称郭批本)。不仅对《年谱》作了详细的评论和批改,而且为确定《年谱》的真正作者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我以著述献中华”——深切怀念恩师郑鹤声教授

<正> 郑鹤声先生与世长辞了.但他的丰硕的著述,将与世长存.郑先生是一位早有成就的学者.早在学生时代,上海中华书局于1924年就出版了他的《汉隋间之史学》.1928年,即他27岁之时,商务印书馆就为他专门安排出版郑氏史学丛书,先后出版了他撰著的《中国史学史》、《史汉研究》、《中国史部目录学》、《中国文献学》、《亚洲诸国史汇目》、《司马迁年谱》、《班固年谱》、《杜佑年谱》、《袁枢年谱》等著作.     

李贺年表

清人姚文燮说;“昌谷生二十七岁,然无年谱可考”。为什么自宋以来即有人为李贺歌诗作注,而直到清代,近千年时间,竟没有人为他作年谱?可见作年谱,并非易事。作年谱须有史料,而两唐书虽有传,却语焉不详。至于杂书、野史,采史则东麟西爪,征事则颇多祗牾。如《摭言》、《太平广记》等关于拒见元稹事即是。好在近代王礼锡、阎崇璩、朱自清、周阆风等人对李贺生平行状考证甚详,这就为我作《年表》提供了基础。我编这个《年表》,大体依据下列原则: 一、将李贺生平、作品与当时历史上的重大、或有关事件一并列表,为学习和研究李贺提供线索;     

《秋瑾年谱》评介

<正> 郭延礼著《秋瑾年谱》(以下简称《年谱》)由齐鲁书社出版了.这是《年谱》作者继其《秋瑾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1982年版)以后,关于秋瑾研究的第二部专著.秋瑾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和文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但对于这样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过去学术界是重视不够的.秋瑾就义后七、八十年来,虽然有不少这方面的论著和文章,但作为学术研究总觉得零碎、肤浅,以致有许多问题众说纷纭.如秋瑾的生年、生地、就义日期,赴台、赴湘、出嫁、两次东渡和两次返国时间,居长沙事、居京岁月等问题,迄今难以统一认识.《年谱》作者怀着对烈士的崇敬心情,出于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二十余年来,孜孜不倦,南北奔走,广泛搜集资料,详细考辨,精心研究,终于著成此书.可以毫不溢美地说,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秋瑾年谱中的最好的一种.     

龚自珍研究的崭新成果——《龚自珍年谱》评介

<正> 郭延礼著《龚自珍年谱》由齐鲁书社出版了.这是建国以来有关龚自珍研究的一项可喜新成果.龚自珍是近代中国一位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在近代思想史、哲学史、史家史和文学史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建国以来,对龚自珍的研究是较重视的,也有—定成绩,但作为给研究者提供可靠翔实资料的工具书之一龚氏年谱,虽然有清人撰写的龚氏年谱三种,却都非常粗浅,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如黄守恒的《定庵年谱稿本》和张祖廉的《定庵先生年谱外纪》只是—定资料的积累,过于简略,且真伪考辨欠工,穿凿之处屡见:对龚氏思想发展并未理出明晰线索:而吴昌绶撰《定庵先生年谱》,     

关于《蒲柳泉先生年谱》的几点辨正

路大荒先生编著的《蒲柳泉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对于蒲松龄的世系、出身、生活经历、著述年代和社会关系等,作了系统的整理与介绍,为研究蒲松龄及其作品的人们提供了必要的参考资料。但是,这部年谱的内容,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现将问题提出来,就正于路先生,并向本刊读者同志们请教。     

《鲁迅年谱》并非一人所写

许广平在《鲁迅年谱的经过》(见《宇宙风乙刊》第三十九期,一九四○年九月出版)一文中曾说:《鲁迅年谱》是“三个人执笔,许先生总其成”。她引用了许寿裳给她的一封信:“年谱第一段(自一岁至二十八岁即至一九○九年)已由岂明兄[按:即周作人]编来,……第二段(一九○九一一九二二)[按:“二二”疑为“二五”]由裳动手,……至于民十五(一九二六—一九三六)至逝世十年间,则请弟代续,将来署名仍用裳名可也。”就是说,《年谱》中一九二六—一九三六年部分,许寿裳请许广平执笔。这部分也的确为许广平所写。许广平在文中曾提及许寿裳把《年谱》的第一、二两部分寄给她看,并把这两部分     

《年谱》起源与发展

一年谱为人物传记中的一种编年体例,但是年谱最初并非传记,后来逐渐发展为编年与传记二体的人物传。年谱之名,始见于郑樵《通志》卷二十一“年谱”,列于“氏族略”前,它是由谱牒发展而来的。两《唐书》“经籍”、“艺文志”均著录:贾冠《国新皇太子传》,入于“谱牒类”,《宋史·艺文志》入“传记类”。自宋以后有按年记一人事迹、著作的书,称为年谱。其大抵为门人属吏记其师、长一生事实,或考古人著作     

《张上将自忠年谱简编》初读

车晴的《张上将自忠年谱简编》（以下简称《年谱》,《年谱》编辑委员会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2月出版）,无论是从谱主身份、编撰水平,还是从编辑特色来说,都是一本很值得推荐的好书。众所周知,中国史传之体,自古即有纪传与谱谍之分。纪传、谱谍,各有所长。纪传以描写生动见长,而往往以作者之见解对史料有所取裁。谱谍则要求全面准确,不以作谱者自己的意志与好恶为史料取裁的标准。从客观性来说,人物年谱是更为重要的一种历史记载。     

《含晶道人自订年谱》及其史料价值

由于偶然机会,在钱萃恒先生处发现一部抄本《含晶道人自订年谱》(以下简称抄本《年谱》),经过考察,它从未公开梓行,不见于任何目录书著录,因此鲜为人知。这部抄本《年谱》,对研究近代史的捻军、白莲教及山东人民起义等方面,都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读《邓小平思想年谱》札记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前夕，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全书共六百余条，26万字，其中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年谱》的出版为全面、系统、深入地学习研究邓小平理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去年12月，我参加全国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理论研讨会，得到一本《年谱》，便开始阅读和学习，陆续写了一些体会，现整理出来一部分，与同仁一起交流和研讨。关于右手和左手问题1978年1月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讲到台湾问题时说：“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两…     

《贞文先生年谱》考补

1924年10月9日,我国近代著名文学家林纾(字琴南,号畏庐)逝世于北京。他的门生朱羲胄即着手搜集史料,准备为林纾编撰年谱。从1926年1月动笔,到1929年4月最后定稿,这就是《贞文先生年谱》。按:“贞文”,是林纾弟子为林纾私加的谥号。1949年,《贞文先生年谱》与朱羲胄编撰的《春觉斋著述记》、《贞文先生学行记》、《林氏弟子表》,合称为《林畏庐先生学行谱记四种》由世界书局出版。《贞文先生年谱》是第一册,出版时封面由郑孝胥题署为《林畏庐先生年谱》。 如果除去朱羲胄的封建思想不谈外,仅就材料蒐集、史实考证看,《贞文先生年谱》仍不失为研究林纾的一种很重要的资料。1961年台湾世界书局又重印此书,总题目改为《林琴南学行谱记四种》。因为朱羲胄并未去台湾,因此台湾重印此书时未作任何修改增补。解放后内地虽未重印,但较有历史的图书馆一般均藏有此书,今人撰写研究林纾的论著时也多从其中取材。但笔者感到:《贞文先生年谱》也有一些地方存在错讹或不实之处,而林纾生平中的一些重要事迹,也有遗漏,因此特作考补如下:     

对《孙中山年谱》的几点补充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和中山大学历史系等单位合编的《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7月版),对于孙中山的事迹记述甚详,不过略有遗漏。读《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其中所收廖仲恺和沈定一致胡适的几封信,亦记有孙中山的言行,根据该年谱的凡例,似应补入以下这些材料:1.1919年6月上旬,孙中山嘱廖仲恺把《孙文学说》卷一《知难行易》一书五册寄给胡适,并约请胡适在《新青年》或《每周评论》上对此书作评论。〔见1919年7月11日廖仲恺致胡适信:“前月承孙先生命,寄上新版书五本。……孙先生拟烦先生在《新青年》或《每周评论》上对于此书内容一为批评,……”〕案:《孙文学说》卷一《知难行易》于1919年6月5日由上海强华书局出版,廖信中所说新版书当系此。2.1919年6月中旬,有人闻陈独秀和胡适(系误传)被捕,要求孙中山打电报营救,孙中山说:“你们要我发电给谁?”稍后(8月上旬),孙中山在上海接见北洋军阀徐世昌和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时,对许说:“独秀我没见过,适之身体薄弱点,你们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     

关于元稹诗文的系年——《元稹年谱》疏误举例

诗文的系年历来是勾描谱主生平的重要基础 ,《元稹年谱》的著者虽然对元稹的诗文下了不少的工夫 ,但被随意编年的诗文仍然不少。本文以元稹生平为序 ,逐条一一标示《年谱》编年有误的诗文 ,全面引述《年谱》编年的理由 ;说明《年谱》编年缪误的原因 ,扼要列举笔者的编年理由以比较客观地表述了元稹的行踪和生平 ,为读者正确理解元稹的这部分诗文提供可信的资料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