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教化与戏曲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儒学的命运与中国文化的兴衰密切相关。“教化”是儒家的一个核心观念，儒家教化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教化思想。传统儒学与作为社会生活样式的礼仪、礼俗密切相关，并以其对世俗社会礼仪、礼俗的思想诠释和提升作用，构成了与社会生活密切生成的关系。这是儒家思想能够成为中国文化的教化之本的原因所在。戏曲正是接受了儒家的教化思想，才得以登上历史的舞台。本文通过对儒家教化思想的诠释，论述其对戏曲发展的重要性。     

原始儒家文学教化说与天下观

原始儒家文学教化说与汉武帝以后儒家教化说不同,今人对于儒家文学教化说的误解表现在没有领会原始儒家文学教化说的真正内涵.具体而论,一是将"温柔敦厚"与"思无邪"等同;二是没有认识到原始儒家文学教化说背后的天下观支撑在汉武帝以后的式微.     

明代妒妇研究

明代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女性教化体系,宣扬儒家的忠孝节义观念,但中后期社会"妒风"盛行。究其原因,中后期社会心学解放思潮和"尚情观"的兴起,女教书籍和戏曲小说的流行普及,女性知识才能的增加和经济地位的提高,使得这一时期社会各阶层都涌现出勇于维护自身权益的妒妇。对明代妒妇,应辩证地看待,她们挑战传统的姬妾制度,成为时代先驱,但同时也是弱势女性的困厄之源。     

《论语》和《庄子》中的颜回与子贡

在《论语》里,颜回与子贡都接触到了“性与天道”的问题,但为学之方和人生境界不同,颜回“尊德性”而子贡“道问学”。《庄子》全书抑子贡而扬颜回,对“性与天道”进行了深度阐释。在穷达生死的问题上,庄子肯定了孔颜乐处,但引入气化论而远离了儒家正命论。在人性和历史问题上,庄子反思了人类的异化,他重建人性的理想与儒家相似,但其人性预设及反性复情、无为而治的政治观与儒家的扩充四端说及伦理教化观又有明显不同。     

开拓儒家审美新视角的王夫之诗论

由孔子提出的以政治教化为中心的儒家诗论,汉代由《毛诗序》作全面总结而臻于系统化。至魏晋,儒家注重功利而强调克制情感的理性主义诗论,受到“缘情而绮靡”诗论的强烈冲击而一度衰落。唐代白居易重新举起儒家重教化诗论的旗帜,提出“为时”“为事”而作的主张,把儒家诗论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后宋代朱熹的“志本乐末”论则极端片面地强调诗歌明道言志作用而完全忽视诗歌的审美作用,把儒家诗论引入僵化的歧途。从此儒家诗论无新的建树而趋向冷落。至清代王夫之才开始从一个新的视角来阐发儒家诗论,显示了儒家诗论新的活力。     

论儒家自然人性论与礼乐教育的关系

儒家的自然人性论将"性"界定为天赋的客观材质与能力,不涉及道德属性。因此,人能否成德依赖于后天的教化,礼乐便是其中的重要途径。内在的人性会与外物相接触,表现为外在的情。礼乐教育都作用于情,但两者的方式有差异:"礼"通过礼仪制度来节制情感,防止其肆意妄为,进而使人产生道德意识,其作用是由外向内的;"乐"则通过审美活动由内而外的引导人性,使情感油然而发,自觉地符合道德规范。礼乐教育从内与外两方面入手,培育并约束情感,借此陶冶人格,实现成德的目的。     

庄子“缘情”思想发微

一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缘情说”正式确立于魏晋时期,它提倡文学抒发情感、表现个性,是对先秦儒家“《诗》言志”理论的重大发展。探寻“缘情”理论的发展,人们总会提及《荀子》及《毛诗大序》,《礼记·乐记》有关情与昔乐、情与诗歌关系的论述①。由于这些论述最终归结为“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大序》)、以“志”辖“情”,是继承早期儒家“言志”理论所作的发展与改造,于是,“缘情”理论的渐成轨迹,历来便被描摹为由“《诗》言志”到以“志”辖“情”,再至“缘情”。这种描摹从总体上看也许不能算错,但至少是相当粗略和不完整的。因为它未能表现出“《诗》言志”与以“志”辖“情”之间的中介环节,也就是说,未能阐明以情感、情绪为意义内涵的“情”,是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原因进入儒家思想,并被揉合于“言志”理论之中。由于忽视了对这样一个有关“缘情”理论初始来源问题的认真研究,按照以往的描摹,便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荀子开始的儒家后学对“情”的注目,是由对“志”的注目中自然生发;后世“缘情说”是从儒家“言志     

论"诗缘情"说的现代误读

现代阐释者认为,陆机提出的"诗缘情"说以抒情为诗歌本质,摆脱了儒家诗教的传统,使诗歌抒情不受儒家礼义束缚,诗歌的功用也不再以儒家风化为本.但由<文赋>"诗缘情"本义及陆机以儒为本的思想可知,"诗缘情"之现代阐释与陆机原义存在偏差.现代阐释之"诗缘情"说的理论观念不属于陆机时代,而至齐梁时始真正出现.因此,现代阐释实是对原典本义的误读.     

论儒家"礼乐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礼乐教化思想发轫于中国的上古时代,在此思想的基础上,儒家对此进行了新的阐释和发挥,把礼乐教化思想分为社会性礼乐教化与个体人格修养,前者是面向所有人的,后者是面向"君子"的,后者是儒家思想的重点.儒家礼乐教化是以"礼乐"为手段的"仁义"教育,包括礼教、乐教、诗教,其表现形式是审美教育,其核心是道德教育;尽管如此,儒家礼乐教化所要塑造的是"文质彬彬"、"美善相乐"的"中和"人格,也就是审美修养与道德素质、美育与德育兼备;儒家所以认为"礼乐"可以发挥教化人心的功能关键在于"乐"的"感动人心"的作用,也就是说是一种以情感为核心的教育,而主要并不是一种"知"的教育,使道德要求潜移默化地成为人的一种素质.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与和谐社会的建构都具有很大价值.     

汤显祖的戏曲观与晚明心学思潮

本文在晚明社会文化背景上，对汤显祖的戏曲观和晚明心学思潮的关系作了多方面的分析，认为汤显祖曲论创新意识和剧作所产生的巨大轰动效应，深刻体现了晚明文学自我意识的觉醒。以人为中心，把戏曲创作情感意象，深深扎根于对人性和人的性灵的描写，通过求真求美的艺术创作呼唤着人的觉醒，体视了人文主义精神和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才是汤显祖“主情说”的基本内涵和美学价值。文章还与欧洲中世纪文艺思潮作了一些比较，提出了中西作家反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斗争的人文主义文艺思想相通相似之处的看法。     

儒家诗学批评与明代传奇

明代中期以后,文人们纷纷投身传奇戏曲创作。由于文人的身份首先是诗人,所以他们在文体上主动向诗靠拢,并以作诗的思维作曲,把"载道说""不平则鸣说""美刺说"等儒家诗学批评自然而然地移植进了戏曲中。明代传奇中的"载道说"强调传奇应发挥教化功能,这与明代独尊程朱的政策相适应;"不平则鸣说"体现了传奇作家科场不遂、人生艰难的苦闷心态;"美刺说"则反映了明代中晚期社会政治的腐朽和人心风俗的浇漓。     

为天下而教化:儒家教化说之精神再检讨

儒家教化说为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诟病者多,这些批评与诟病不少就值得再商榷、再检讨.孔子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治教官师合一"而以"教"化天下的社会.孔子开出诗书礼乐教化传统的价值理性的人文基调,强调教化培植人的价值理性而"成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儒家教化说的真义乃在"为天下而教化"而不是为"一家一姓"而教化,它的强固存在正是孔子教化为天下为人的理性启蒙之精神不灭的见证.     

统治者的态度对明代宫廷戏剧的影响

宫廷戏剧由于其观众的特殊身份和特定的审美意趣而被打上深深的宫廷文化的印记,而特定观众对戏剧的态度直接影响了宫廷戏剧的创作和演出。明代统治者对戏曲的态度颇为矛盾,但却统一于一点,即戏曲要为政治教化服务。他们本着礼法并重、以礼为本的治国理念,以儒学思想为政治指导思想,并认识到"乐作于上,民化于下"的道理,在礼乐的雅俗、古今等问题上表现得很通达,并推及到戏曲,认识到戏曲也可以成为风化和载道的工具,并通过限制和指导戏曲的编撰和搬演活动来达到约戒人心、导化民俗的效果。统治者对戏曲的态度给宫廷戏剧的创作和演出带来了重重约束,导致作家个性遭到扭曲和抑制,情感的自然表现消亡,代之而起的是大量带有宫廷文化特征的歌功颂德、道德教化的宫廷庆赏剧和教化剧的出现。     

《乐记》中的教化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儒家重视教化,即通过道德教育来感化人民,儒家将礼乐融入教化中,"礼"规范外在的言行举止,"乐"提高内心的道德修养。《礼记.乐记》是西汉中期以前古代儒家论"乐"的综合性论著,《乐记》认为"乐"发自人心同时具有感动人心的作用,它以内心情感为基础,使道德要求潜移默化成为人的一种生活常态。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也具有很大价值。     

一心二门式的儒家复性思想评析

先秦儒家的告子性无善恶论、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皆把人性单一化,不能合理地说明人性的构成及人行善或作恶的原因。儒家"一心开二门"模式的性善情恶复性论认为,人性具有先天善性和后天恶情两种因素,由一体之心开出性情二门,主张以复性的方式去掉恶情回复善性。复性就是由后天之恶情向先天之善性复性。一心二门、性善情恶的复性论是人向善复性的基础和道德教化的根本,为弃恶从善的道德教化和人生修养提供了依据。     

《诗经》宴饮诗的儒学文化意义

《诗经》的宴饮诗反映出仁爱精神与道德理性在周代文明中成长了起来,它塑造了情感兴发的诗教传统以及即生活即宗教的儒家人本精神。在《诗经》的宴饮活动中,重在情感抒发的“乐”与重视人伦秩序的“礼”统一成为儒学的文化特质。《诗经》中情感兴发为开端的诗教精神与《易传》中忧患敬畏为开端的教化思路,共同构成了儒家的教化传统。《诗经》的礼乐精神,经过情感本体论的现代诠释,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美学之维。     

魏晋文学批评对情感的重视和魏晋人的情感观

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其重要表现之一,便是人们明确表示了对于抒情作品的热烈爱好,并论及情感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这是当时人的情感观念在文学领域的反映。(一) 汉代儒家文艺思想与其哲学、伦理、政治观念紧密结合着。关于情感,以《礼记》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人皆有情,情系不学而能,系人心感于外物而生。儒家又特别重视对于情感的节制引导,强调用礼乐教化治理人情,使其合乎封建伦理道德的规范,以有利于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固。这些看法反映于文艺,一方面就把诗、乐(“乐”是诗歌、音乐、舞蹈三者的结合)的产生,解释为是人心为外物所感、情动于中所生,而反转来又作     

从儒家语言观看"文载道"与"诗言志"的歧异

"文载道"和"诗言志"是两个常被混为一谈的传统文论命题。但它们之间既具有相通之处,更存在着明显的歧异。这种歧异既存在于"道"与"志"、"载"与"言"所具有的不同"指向性"上,也在于它们所依据的语言哲学基础所倾向的不同侧面上。从儒家语言哲学基础来看,"文载道"根植于名教伦理,"诗言志"则根植于言心合一。前者必然导向文学的外部教化功能,后者则暗示出文学的内在情感起因,而易于导向文学与内在心性的本根性关系。"诗言志"内在地包含着"诗缘情"的萌芽,而外在地预示了"文载道"的可能。     

出土汉代儒学题材画像和铭文的整理与早期民间诠经的范式及价值研究

汉画是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墓室壁画及其上面所刻文字的合称。在汉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汉画成为儒家教化思想的重要载体。作为一个时代的道德教科书,汉画通过圣贤人格宣扬、礼乐传习、孝道思想灌输等方式来对社会进行教化,构建了一个不同于现行哲学化、学问化诠释方式的、既内在又超越的系统,于人伦日用中演绎儒学教化的深厚义蕴,特别有利于儒家教化思想的传播及其功能的实现。汉画弘扬儒家教化思想的经验启示我们,在思想观念上从西方窠臼中解放出来,从生活、情感、体道群体的角度来确证和反观儒家教化思想的本质,将有利于儒家教化思想的现代转化和发展,有利于儒学学科当代形态的重建。     

简论郭店楚简的乐教思想

在早期儒家乐教思想的谱系源流中,楚简所表现的乐教思想显明了一条从孔子,经楚简,再到荀子及《礼记.乐记》的思想线索,在儒家心性论的背景下,楚简的乐教思想显示出强烈的情本色彩,从情之表现,情之陶冶与美化的角度,彰显出礼乐教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