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女性对婚姻很悲观

现在,亚洲人的结婚年龄甚至比西方国家还要大。在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台湾等地,近几年平均结婚年龄急剧上升:女性29～30岁,男性31～33岁。还有很多亚洲人选择不结婚。在30多岁的日本女性中,选择不结婚的占近1/3,其中一半可能一辈子独身。在年近40岁的台湾女性中,超过1/5选择单身,40～44岁女性中,20%还没结婚。在日本东京,这个比率为21%,在新加坡,大学毕业生中,不结婚的占27%。     

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状况研究

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状况。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有七成来自民族自治地方,3/4以上来自农村,半数流入广东、广西等五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超过八成为劳动年龄人口,女性明显多于男性,有近半数因经济性原因流动。他们在受教育程度、劳动合同签订率、三险参加比率和收入等方面都要低于相应的全国流动人口水平,其权益保障需要继续大力加强。     

外来务工人员自我雇佣决定机制的性别差异

本文采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2005年的数据分析了外来务工人员自我雇佣决定机制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自我雇佣部门的收入要显著高于工资性部门,男性、女性从事自我雇佣比工资部门月收入水平分别高出795、890元;自我雇佣与工资部门的收入差距(拉力)是推动外来务工人员选择自我雇佣的重要因素,并且对男性的影响要大于女性;在其他部门找不到工作(推力)也是推动外来务工人员选择自我雇佣的因素,但影响不存在性别差异;家庭责任会同时影响男性和女性,但影响机理不同,女性是因为家庭尤其是儿童照料的责任选择自我雇佣,男性则是因为生活压力而选择自我雇佣。这些结论呼吁政府制定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劳动力市场公共政策。     

结婚、生育对工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性别工资差距角度

随着技术进步和女性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男性和女性的劳动生产率差异逐渐缩小,但性别工资差距在我国是否缩小?全面开放的"二胎政策"又是否加深了女性就业困境?本文使用CGSS 2015数据,从结婚、生育角度出发,运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Oaxaca-blinder分解等方法考察婚育事件对劳动力工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探讨婚育视角下的性别工资差距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促进性别公平。研究首先通过对城镇劳动力的婚姻状态和生育情况与工资性收入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控制了个人特征、人力资本、职业性质和地区等因素后,性别工资差距仍显著存在且婚育事件拉大了该差距。其中结婚使男女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均有所提高,但由于原始工资水平的差异和溢价大小的不同,性别工资差距被拉大;生育使男性工资增长,女性工资缩水,这同样加大了性别工资差距。其次基于分位数回归结果进行Oaxaca-blinder平均工资差异分解,结果显示随着收入的增加,性别工资差距在缩小,但婚姻和生育对此差距的解释力度却越来越大且相对稳定。即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差距较大,但婚育对该差距的解释力度较小,相反高收入群体的性别工资差距较小,但婚育对该差距的贡献却很大。因此,缩小婚姻和生育造成的性别工资差距、消除性别歧视、保障女性职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呼吁消灭童婚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估计,在20～24岁的女性青年中,大约1/3在18岁前结婚,总数约为7000万人,其中2300万人在15岁前就已结婚。全球20～49岁的女性中,有40%以上、近4亿人在结婚时还只是个孩子。童婚使女孩处于早孕和意外怀孕的危险之中,造成危及生命的后果。与妊娠和分娩有关的孕产妇死亡在15～19岁组的女孩死亡率中占很大比例,全球每年约5万女孩死于妊娠和分娩。     

新家庭关系颠覆美国社会

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的题为《女性,金钱与权力》一文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开始由女性而不是男性支撑。2009年,有将近40%的职业女性收入高于丈夫,比20年前增加了50%以上,而且这并不是经济周期的短暂变化。女性占到美国大学生的将近60%,有些专家预言,再过25年,法律和医学将成为女性占支配地位的行业。     

当代青年择偶的收入观——郎才女貌悖论

采用2002年中国住户调查数据,本文对当前我国婚姻市场的择偶标准进行了实证研究。在传统社会,高收入的男性和专职于家庭事务的女性被认为是完美的结婚组合(郎才女貌),因此当时的择偶标准体现为收入上的异质性。而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前收入水平相当的男女更可能结为夫妻。现在与过去择偶标准的不同导致了郎才女貌悖论的出现。最后,本文阐述了婚介机构的重要性。     

城镇居民收入与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成因研究

通过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性别差距现状的分析,分别估算了城镇男性和女性的明瑟教育收益率,证实了城镇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的结论。本文认为人力资本差异、性别歧视、补偿性工资与非货币收益以及社会分工是造成女性收入低于男性的重要原因。     

性别差异视角下的流动人口迁移距离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对上海流动人口的分析

通过对流动人口迁移距离性别差异的考察发现:(1)女性流动人口的平均迁移距离长于男性23.1千米,个体因素、迁移特征、经济社会因素对男性、女性流动人口的迁移距离存在着不同方向和不同程度的影响。少数民族和农村户籍的女性流动人口的迁移距离明显长于男性。(2)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迁移距离不断增加,初中、高中、大学和研究生学历的女性流动人口的迁移距离分别增加0.062、0.058、0.098和0.170个单位。(3)女性流动人口的迁移受到距离的阻抗作用强度弱于男性,距离每增加1%,流入的女性流动人口规模降低1.090%,而男性为1.275%。(4)引入经济发展差距(GDP)和收入差距变量后,各变量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发生变化,女性表现出学历、收入水平越高迁移得越远的特征。     

农民工外出务工对婚姻关系的影响——基于浙江904个农民工的计量分析

利用浙江省904个农民工数据样本,本文试图从婚姻满意度和夫妻感情两个维度考察农民工外出务工对其婚姻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民工的务工经历对婚姻关系具有显著影响,男性对婚姻关系的评价要高于女性;农民工的工作特征如月收入、每日工作时间及个人特征如健康状况、心理状况对婚姻关系也具有显著影响;结婚年数与农民工的婚姻满意度具有非线性关系.     

婚姻对个体精神健康的影响——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已婚者比离婚、丧偶和未婚者的抑郁水平更低;从未结婚者抑郁程度最高,离婚者抑郁程度次之,再次是丧偶者的抑郁程度;并且婚姻对男性精神健康保护效应大于女性.分居会降低个体精神健康水平,这种作用对农村男性更加显著,说明婚姻对精神健康的保护效应受到婚姻质量的影响.婚姻匹配方式会显著影响女性精神健康:女性与受教育程度相当或者低于自己的男性结婚,其抑郁水平会增加,在农村地区尤为明显.高质量的婚姻对个体精神健康具有保护效应,家庭和婚姻能有效改善个体精神健康.     

论收入差距对中国乡城迁移决策的影响

本文利用问卷调查数据 ,分析了城乡收入差距对中国劳动力迁移的影响 ,以及收入差距的来源。结果表明 :(1)收入差距在迁移决策中起着显著作用。 (2 )在消除了样本选择性偏差的影响后 ,女性的城乡收入差距要高于男性。 (3)在男性的收入差距中 ,迁移者和非迁移者在素质上的差异占主导地位 ;而女性的收入差距主要决定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别。     

家庭流动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就业状况的影响

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流动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就业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流动对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均有影响,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影响更大,男性流动人口就业可能性和工作时间受到影响,而女性流动人口就业可能性和收入受到显著影响。     

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收入差异:一个社会资本的解释

在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中,有关性别工资收入差异的诸多传统理论解释均遇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基于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文章运用2009年中国八大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JSnet2009),对性别收入差异议题进行再检验。在阐释了社会资本影响性别收入差异的机制后,文章进一步分解了社会资本对性别收入差异的贡献额。Oaxaca-Blinder分解显示,女性的社会资本欠缺,可解释性别收入差异的12.7%,占总解释量的70%以上;分位数回归分解进一步显示,在中高收入群体中,社会资本的性别差异更大,对性别收入差距的贡献更高,并且女性劳动者的社会资本回报率也显著低于男性;另外,女性在社会资本上欠缺还是导致职业性别隔离现象的重要原因。     

高等教育与女性婚配:基于年龄、时期和队列的视角

本文基于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利用APC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以已婚女性为研究对象,分解出高等学历对女性教育婚配的年龄、时期和队列作用,以把握三方面时间维度的变化趋势。实证结果显示高等学历的年龄与时期作用显著,队列效应不明显。初婚年龄对高等学历女性的教育婚配年限差始终呈正向影响,34岁左右是教育婚配差由负变正的转折点;初婚年龄对非高等学历女性的影响则表现为U型分布。高等学历女性的夫妻教育年限差随着初婚年龄的上升而变大,且增幅大于非高等学历女性,可见推迟结婚的高等学历女性未必嫁得不好。此外,两类女性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都展现出同质婚发展趋势,高等学历男性资源并没有被非高等学历女性占有,高等学历女性的教育婚配质量保持在较高水平且有上升的倾向。但是,两类女性的教育婚配经历的时期作用阶段明显不同:高等学历女性教育婚配的时期效应呈U型变化趋势,经历了"正—负—负—正"四个阶段;而非高等学历女性的时期效应单调下降,在1980年之后作用效果由正向变为负向。国内社会需要给高等学历女性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社会大众应该用长远的眼光看待婚恋问题,而高等学历女性自身也需要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全面综合地衡量结婚对象,适时进行婚配。     

中国老年家庭空巢化态势与空巢老年群体基本特征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首次增加了老年人居住状况项目，有助于直接精准地识别空巢老人。根据2000、2010和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中国老年家庭空巢化态势和空巢老人基本特征，结果发现，近20年城乡老年家庭空巢化水平不断提高；近10年各省老年家庭空巢化水平均有所提升；2020年空巢老人规模近1.5亿，高龄独居空巢老人达772万人；高龄、女性老年人面临更加严峻的独居空巢形势；独居空巢老人近七成处于丧偶状态，近一成仍未婚；空巢老人生活来源主要为家庭赡养、社会保障和劳动收入；空巢老人的健康状况整体良好，但仍有小部分生活不能自理；独居空巢老人中接受保姆照料的比例较低，即使失能也仅不到两成接受保姆照料。应加快建立健全多层次、全方位的老年空巢尤其是高龄空巢问题应对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     

中国高龄老人丧偶和再婚的性别分析

1998年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显示 ,高龄老人中有 92 3%女性和 5 8 4 %男性的婚姻状况为丧偶。女性高龄老人不仅丧偶比例在各个年龄组都高于男性 ,且曾经再婚的比例也大大低于同龄的男性老人。初婚丧偶发生在 6 0岁以后的老年人中 ,男性的再婚比例为 2 3% ,女性为 0 5 %。同时 ,各年龄组高龄老人的丧偶时期平均值也存在着显著的男女差别 ,女性的丧偶年数比男性老人长     

论我国婚姻市场“挤压”的人口学因素

<正> 婚姻市场及婚姻挤压的概念从概念上看,婚姻市场就是寻找配偶的男性和女性聚合在一起,互相商讨缔结婚约的可能性,以至达成婚姻的场所。我们熟知的“婚姻介绍所”就是典型的婚姻市场。婚姻市场不同于经济市场。婚姻市场比一般的经济市场复杂和微妙得多,除了经济因素外,它还包括伦理的、道德的、心理和意识形态的等多种因素。结婚是两性的结合,在一夫一妻制下,结婚的男女人数应该是相等的。如果婚龄男女比例失调,会导致一部分男性或女性不能按     

中国已婚女性劳动力供给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标准化系数研究方法

有关对已婚女性劳动力供给的研究由来已久。因已婚女性的"双重角色",使得已婚女性在进行劳动力供给决策时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影响已婚女性劳动力供给决策的要素很多,但各要素的相对重要程度大小并不被人们所了解。本文利用中国营养健康调查数据(CHNS),采用标准化系数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年龄对已婚女性劳动力供给选择影响程度更大,而丈夫收入的相对重要性会随着时间有所降低。     

中国女性初婚模式变动趋势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女性的初婚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文使用人口普查资料、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以及IPUMS数据,通过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曾婚比例、年龄别初婚概率、终身结婚期待率和预期单身寿命等指标探究我国女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初婚模式变动情况。研究发现30多年来我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在波动中上升,到2017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已经达到25.60岁,而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推迟女性进入婚姻的时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明显高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另外,通过对各教育程度平均初婚年龄标准化与分解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对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影响作用增大;20-30岁年龄段女性婚姻推迟明显,曾婚比例不断降低,但女性终身未婚比例很低,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婚姻推迟现象最为明显,但其自身的结婚意愿并未降低,大部分女性只是推迟结婚时间,并不是不结婚。对净婚姻表各指标进行计算发现1982-2010年女性的年龄别初婚概率下降,尤其在20-30岁年龄段下降明显,初婚峰值年龄推迟,结婚年龄集中现象减弱。终身结婚期待率下降速度趋缓,随着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2010年27岁之后的终身结婚期待率要高于1990年与2000年,29-35岁女性的预期单身寿命也较前30年低,较大年龄未婚女性结婚等待时间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