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回人与元代政治（二）──元世祖时期

元世祖的即位倾向汉法与利用回回人首相王文统的秉政及其与的较量李之乱与王文统的伏诛阿合马的理财、劣迹与被杀卢世荣、桑哥的执政与回回人的协助封建社会理财者的下场赛典赤赡思丁的政绩与声誉麦术丁与别都鲁丁     

元代藏族宰相桑哥理财的政绩

在元代历史上,曾经有过三个著名的理财宰相,一个是回回人阿合马,一个是汉人卢世荣,再一个是藏族人桑哥。这三个人的共同点都是为了巩固元初政权,通过理财,使元政权度过财政难关,从而得到最高统治者忽必烈的信任,但在理财过程中,势必触犯一批蒙古贵族和汉人官僚地主的利益,加之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任务,造成“剥众刻下”     

元代回回法与汉法的冲突与调适

本文以奥都剌合蛮、阿合马、倒剌沙为例,分别论述了蒙古国时期、元初及元中期回回官员与汉人士大夫之间的关系。此外,在充分挖掘元杂剧的基础上,就伊斯兰教("回回法")与"汉法"在民间社会的冲突亦作了勾勒,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元代伊斯兰教作为外来文化在遭遇主流文化———"汉法"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由此所产生的重要结果。     

元代回回人的宗教制度与伊斯兰教法

本文研究了元代回回社会中的宗教制度和伊斯兰教法。作者认为,元代回回社会中存在着官方认可的管理者和更小的民间宗教事务管理者两套系统。伊斯兰教法约束了回回人的行为规范,并且对元代多元法律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在多元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回回法”同“汉法”及“蒙古法”有一个冲突和融合的过程。     

试论忽必烈时期蒙元政权对汉文化的吸收及其影响

忽必烈时期是蒙元政权吸收汉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阶段,在汉族儒臣和忽必烈本人的共同推动下,蒙元政权从文化主导思想、典章制度、教育制度等角度全面吸收、利用汉文化的成果,这对此后元朝统治的安定和理学的兴盛、元杂剧的繁荣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回回人与蒙古宫廷政变——兼论元朝回回商人与回回法的盛衰

蒙元时期,回回人屡次策划或参与蒙古宫廷的斗争和政变,给蒙元政治带来重大影响,这与一些蒙古统治者支持推行回回法有直接的关系.随着回回法的兴废,回回商人也因此或沉或浮.     

元朝对色目人的任用

元代的中国人中蒙古人所占的比例还不到百分之一,为了管理好国家,元朝优遇、重用了一些有才干的色目人,他们对蒙古帝国的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世祖忽必烈时代,财政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决定起用精通财政的人,以改变财政困难的局面。有一个叫阿合马的维吾尔人,得到了忽必烈的信任,从1262年开始掌管财政。他不愧为一个财政家。他大显身手,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增加税     

论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民族政权:以辽、西夏、金、元四朝为重点

古代北方民族,常常形成实力强大的集团,对中国历史的全局产生重大影响。在国家政治组织层面上,征服王朝既采纳了一些汉法,又掺入了不少原先政权的制度因素,这样的结合导致了真正的君主专制。女真人政权的合法性得到境内大多数汉族知识阶层人士的认同,蒙古人的元朝则有些逊色。辽、西夏、金、元等王朝非汉族的统治,并没有改变汉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基本面貌,它们的影响主要是政治上的。     

宋代蕃法及其向汉法的过渡论略

北宋前期,以“蕃法”处理周边民族地区的矛盾和纠纷,同时间用“汉法”,形成“蕃汉各为一法”的法律基本格局,但在真宗天圣时期,由于蕃汉民族间交往的日益增加,宋廷“汉法”治蕃部的法律意向已随之产生并日益明朗化,此后“蕃法”逐渐开始向“汉法”过渡。北宋后期,由于政府积极边疆战略的实施和对边区部族治理的深入,这种过渡或转变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并首先在西北和西南部分地区成功实现了转变,客观地反映了宋代民族法律文化的历史性发展和进步。     

明代福州米荣《重建清真寺记》研究——福建伊斯兰教与回族史专题之一

福建是中国回回民族的萌生地之一,存留下许多重要的历史遗迹。元明两朝福建的穆斯林人口持续增加,以伊斯兰教为依托,回回民族的民族自觉也明显强化,通过清真寺修建等活动,反映出福建回族族群意识的提升,也显现出宗教观的某些变化,特别表现在"回而兼儒"的主动融会上,可以说开了明清之际回回学人"以儒解回"的先河。米荣所撰写的福州《重建清真寺记》是福建回族石刻的珍品,其内容在这些方面的价值尤显突出,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以碑文内容的疏解为主线,延展到对米荣及其家族,以及碑文所涉及的众多明代福建回回人物及作者宗教观的研探上,试图以福建回族史为侧面,对整个明代回族史的认识有所加深。     

元朝的廷辩

廷辩是元朝特殊的政治运作方式和决策形式。廷辩的举行、结果的认定和最后的处理,都由皇帝决定。故谓之廷辩。它采用当事人双方当面对质、对辩的形式,论争某一具体事件或人物的是非功罪。廷辩多发生在忽必烈朝。由此追溯至蒙元之际佛道(全真教)三次大辩论,可以认为,廷辩是蒙古民族性在统治理念和方式上的体现。此后,成宗、武宗朝间或有之,后即未见,可知蒙古贵族的统治方法也显出逐渐汉化的轨迹。     

试论汉魏时期南中地区大姓的形成和汉族社会的嬗变

汉魏时期南中地区大姓的形成 ,是由于汉族移民中的一批通晓汉文化、通晓儒学的人 ,主要通过辟召为郡县属僚 ,占据地方权力 ,取得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 ,并使掌控的文化世袭化 ,发展而为大姓势力。他们在东汉末年的战乱中 ,乘机占有原来的编户以为部曲 ,成为称雄南中的军事和经济力量 ,使南中地区汉族自耕农 -地主社会转变为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半农奴社会。另外 ,大姓部曲中聘策而来的“恶夷”实际仅在有事时可供利用 ,大姓并未能完全控制 ,造成后来大姓和夷帅结合的局面 ,成为东晋南朝南中地区汉族社会出现夷化的政治前提。     

《印藏蒙史略》及其史料价值探析

《印藏蒙史略》是一部19世纪二十年代初由顾实汗后裔劝请下撰述的著名藏文历史著作,内容涉及到印度、藏、汉、西夏、蒙古等地区的王臣世系和佛教传播史,而全书的叙述重点在于蒙藏关系史与顾实汗后裔王室传承史。作者依据一些稀有的青海蒙古史料,对研究黄河南蒙古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     

国内学术界汉藏文化交流史（唐代～1949年）研究状况述评

汉藏文化交流是汉藏关系发展与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概览当今学术界汉藏文化交流史研究,主要是以宗教、经济、文学艺术等作为文化交流的载体,以朝代的更迭和政局的演变为维度,认识彼此在交流中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和互补的过程。唐、元、明、清时期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呈现出时间上的阶段性以及特殊性。当今藏学界更多地是以断代史的角度探究汉藏文化交流,归纳历史特征,探析推进因素。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过程中,非政府行为有所增加。当今学术界对此研究则相对薄弱,且侧重于关注政治文化在双方交流中的操作与演变。与此同时,佛教界之间的交流研究也逐步引起学者关注。     

“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视域中的西南边疆及土司研究

到1820年中国疆域最终底定时,当年汉武帝所开拓的"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的边缘地带——曾相对稳定的朝鲜四郡、南越三郡已先后自立,但素来交通闭塞、瘴疠肆虐、经济文化独特、割据势力强劲,风雨飘摇一千余年的西南夷之地依然掌握在清廷之手。这是因为该区域是元世祖忽必烈龙兴之地,他在此创设行省、创制土司制以加强统治;明朝则希冀利用该地的自然与人力资源建立后方基地,以此严防北元重新占领西南,掊击其后背;清朝则为了防止蒙藏势力与西南土司势力合流、保障滇铜供应,通过改土归流等措施以强化对西南的经营。上述三朝的有力举措,辅之以明后期以降携带着耐高寒、耐瘠土且高产的美洲农作物种子的中原农民移植此地,使得素称难治的西南地区最终成为"泛中原板块"的一部分。     

唐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

本文认为唐代汉藏两族宗教文化交流通过民间的方式,将汉地的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传递到了藏区民间,也将藏族的苯教文化和其它宗教习俗传播到了汉地民间。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有益地推动了学者、僧侣层面和官方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从某种程度上保持了学者、僧侣层面和官方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的成果。     

历史、想象与身份认同——影片《成吉思汗》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叙事比较

围绕蒙古族英雄成吉思汗,已经形成了多重文本构成的语义丰富的话语场。对1986年詹相持执导的《成吉思汗》与1997年塞夫、麦丽丝执导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两个电影文本的对比研究表明,两部影片在影像风格、叙事选择、细节塑造等方面的不同,显示出作为创作主体的导演在构造过去时游走于史实与想象中的姿态,叙事策略的背后展现出的其实是创作者族群、文化身份的差畀以及自我定位等深层次的问题。应该说,这样的文本对比分析既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有启示意义,也是文化人类学之于历史、想象、身份研究的重要范本。     

中西文化交汇与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的兴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西文化的交互作用下,在新加坡华人社会兴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儒教复兴运动。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虽明显受中国本土的孔教运动影响,但与康有为试图借助政治的力量将孔教定为国教不同,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走的是民间化的道路。基于新华社会多元的语言状况,儒教复兴运动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运用中英双语来推广儒学。受新加坡地区浓郁的宗教氛围影响,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以构建儒教为要旨,力图整合佛教、道教以及民间宗教信仰,并通过与基督教的论争来完善理论体系的建构。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的兴起,是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由自发走向自觉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儒学在宋明理学之后第二次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初汗号与满蒙关系

汗,作为北亚民族首领的名号很早就开始使用了。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充分注意到清早期最高首领名号的历史渊源和蒙古背景问题。本文试图从早期满蒙关系的角度,考察清初三位汗的汗号源流与背景。文章指出,汗号是通过蒙古各部传入包括满洲在内的女真各部的;不管亚洲东北部满蒙地区各部落的内部组织如何,他们在政治机构的构造上已经形成了共同的制度文化。     

帖木哥斡惕赤斤家族之盛衰

帖木哥斡惕赤斤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最小的弟弟,处处受到兄长们的爱护和关照.特别是长兄成吉思汗对他更是备加关爱.他分得的领地之广,属民之多,为东道诸王之最.当成吉思汗出征时,委以重任,让他监国处理军政大事.然而盛气凌人的斡惕赤斤及其子孙,在蒙元时期几经叛乱,屡遭镇压.从而其势力日趋衰败,到明末清初很难寻觅到他们家族的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