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守约”及其在宋明理学诠释中的分歧与流变

“守约”是孟子提出的一个概念,“守约”就是“守心”。和孔子的“心性”之学相比,“守约”过分地强调了“仁”,而忽视了“礼”,有“重内轻外”的特点。孟子认为,只要能“守约”、“发明本心”,就有了成圣成贤的可能性,“守约”开启了“心学”传统。在宋明理学中,朱、陆在解释“守约”时产生了分歧,反映了理学与心学在经典诠释上的差异,陆象山还把“守约”发展成“易简之学”。阳明心学也继承了“守约”,但其“致良知”学说,更加丰富完善了这一理论。     

元儒程端学论《春秋》“小义”与“余义”简

元儒程端学除了对《春秋》“大义”进行了详尽的阐发之外,还提出了“小义”与“余义”的概念,他认为《春秋》“大义”可以兼说“小义”,“正义”兼说“余义”,而“小义”与“余义”则不可兼说“大义”与“正义”,另外,他还提出了处理“大义”与“小义”的态度。这就丰富了《春秋》之“义”的概念与内涵,在《春秋》学领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论老子“道”的内在涵义

本文从概括“道”的本质特征入手,揭示出老子“道”的内在涵义就是规律。文章认为“反”是老子“道”的运动规律,“弱”是人们执“道”的诀窍,“天之道”与“人之道”的运作充分证明了这个观点。文章还试着分析了老子“道”学中“无”与“有”、“一”与“万物”、“恒名”与“可名”以及“静”与“动”几组相对应的范畴,阐述了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进一步肯定了“道”的内在涵义。     

晚唐五代至明初汉语事态助词的历时嬗变

从晚唐五代到元末明初时期,近代汉语中的事态助词“来”、“去”、“了”语法特征尤其是语用功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在三个时段的三部代表性著作《祖堂集》、《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水浒传》中得到了充分反应.《祖堂集》中的事态助词有“来”、“去”、“了”三种,“去”与“来”和“了”使用频率相当且分工明确：“去”修饰于“表将来发生的事件”之后,“来”和“了”只能用于“已发生的事件”;《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去”已仅见3例,“来”和“了”的功能扩张,填补了“去”的空白;至《水浒传》,事态助词“去”已销声匿迹,而“了”则取得了表示事态的决定性优势.     

佛教的出世精神

人们通常以为佛教的“出世”即意味着“出家”,这是始于原始佛教时代的一种误会,将“在家”与“出家”,“社会生活”与“山林古寺”对立起来。小乘佛教的“出世”精神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即“出世”并非一种空间转移和身份转换的问题,却视“烦恼”与“菩提”,“生死”与“涅？”等为对立的二元。大乘佛教进一步打破了这种妄执,以体用不二的逻辑,从根本上实现了“烦恼”与“菩提”,“生死”与“涅？”,“自度”与“度他”等的不二一如。在大乘佛教,“出世”是“入世”的本性,“入世”是“出世”的相用;可以说,“出世”即“入世”,“入世”即“出世”。     

明治时期西村茂树"公德论"之建树

西村茂树在推动日本道德运动的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视日本国民“公德”状况的改观,提出了关于日本近代“公德”建设的独特见解。西村茂树对“公德心”之培养的论述,不是按照常用的理论推导,也不是高谈阔论,而是结合明治初期日本“公德”的状况,将“公德”分为“消极公德”与“积极公德”,列举出现实社会中“公德”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弊端,称之为“消极公德”;在此基础上,又列举了理想的、积极的、高水平的社会“公德”应该有的状态,称之为“积极公德”,这为人们的“公德”行为设定了理想的目标。西村茂树“公德论”的理论贡献是：“公德论”勾勒了关于高水平社会“公德”的国民思想像,描绘了社会“公德”的理想状态,为社会“公德”建设指明了方向;“公德”建设强调“借政府的力量是必要的”,对政府推动“公德”快速提升给予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作为日本弘道会的会长的西村茂树将“道德论”与弘道会结合,使弘道会成员以身作则,做“公德”的示范,然后向民众阐述,从而推动了社会“公德”迅速发展。     

“日有食之”的结构、语义分析

文章分析了“日有食之”的句法结构。大量的古汉语语言事实表明,“日”为主语,“有”为存现动词作谓语,动宾结构“食之”作宾语。语义上,“有”表示出现,“之”回指主语“日”,“食之”前省略了一个未知的主语。“日有食之”就是“日”身上出现了“（主语）食之”的现象。     

论《孙子兵法》的主要范畴

《孙子兵法》问世以来,表现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倍受后人推崇。其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成功地运用了一系列范畴来揭示和把握战争这个客观现象及其矛盾发展,揭示了战争的某些本质和规律。这些范畴有:战略的“速”与“久”;战术的“奇”与“正”、“虚”与“实”;战斗手段的“攻”与“守”;战斗力的“强”与“弱”;军队秩序的“治”与“乱”;行军的“迂”与“直”;兵力部署的“专”与“分”;兵力数量的“众”与“寡”;将士处境的“安”与“危”。将士气质的“刚”与“柔”;战争结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质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特质。“体”澄清了理论来源,“用”明确了实践指向,体用贯通展现了历史和未来的交相辉映,理论与实践的相辅相成。具体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澄明了马克思主义之“本体”,以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大用”;标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母体”,以达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应用”;阐明了伟大建党精神之“原体”,以达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之“功用”;显明了开放包容之“载体”,以达文明交流互鉴之“效用”。“本体”是根本依循,“母体”是深厚根基,“原体”是不竭动力,“载体”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文化思想遵循“本体”,植根“母体”,激发“原体”,扩容“载体”,在担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伟大实践中熔铸成“一块坚硬的钢铁”。     

从称谓语及特定词看先秦婚制婚俗--以《诗经》为中心的探寻

《诗经》等古代文献中存在大量与先秦婚制婚俗相关的称谓语与特定词,其结构和意义展示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反映了汉字与制度及民俗的密切关系。其中,“父”“叔”“伯”“家”“室”“嫡”“小”“娣”分别反映了先秦时期的群婚制、伙婚制、对偶婚制和专偶婚制;“妻”“娶”“婚”“薪”“父母”“兄弟”“媒”“归妻”分别反映了先秦时期的抢婚习俗、包办婚俗与赘婿婚俗。     

论唐律对孝德培养的法律化

唐律的孝德培养机制体现为“家国分工,各司其职,互相配合”的特点.首先,是由“国法”为“家庭”规定了“服从”的价值导向以及“同居共财”的“大家庭”的生活环境;其次,是“家庭功能”的发挥;在“服从”的价值导向以及传统“礼俗”文化的双重作用下,通过“大家庭”特有的生活环境机制实现对“顺从”习惯的养成;最后,当父祖离世时,“国法”再次介入“家庭”,为子孙规定了“过渡期”的家庭生活环境及相应的行为原则.唐律以“同居共财”的“大家庭”为基础,以“服从”为价值导向,围绕“大家庭”这个媒介为子孙的成长设置了一系列的有针对性的生活环境条件,最终实现了以“顺德”为核心的“孝德”的培养.     

苏花高速：台湾选战的悲哀

台湾的执政当局十分偏爱“十大建设”。蒋经国时代搞了“十大建设”,李登辉时代搞了“十大建设”,而陈水扁政府不久前又推出“新十大建设”。蒋氏的“十大”带动了台湾经济的起飞,而陈水扁政府编制的“五年5000亿”的“新十大”,一出炉就不顺利。“新十大”中打头阵的是苏花高速公路建设,刚起动即“卡壳”。为“苏花高速”,“立院”与“政院”、“监院”与“政院”大打口水战;地方与“中央”相互较劲,喊建喊停,闹得沸沸扬扬进退两难。进,反对声浪太大;退,一些先期工程已决标开工,已花去了88.3亿元。当局怕冲击选情,“行政院长”游锡堃只好宣布;三个月后再说。“苏花高速”进退失据,“新十大”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从“象”“像”的区分看规范化知识的教育和普及

在1956年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以前,“象”和“像”本来是两个字,用法不同。此后,“像”被当作“象”的繁体字处理,“好像”“像……（一样）”等的“像”都被简化作“象”了;只有在两个意义可能混淆时才使用“像”字,如“肖像”“画像”等。在以后的30年中,可以说,“象”和“像”基本上不分了,都写作“象”。但是,1986年6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时,对个别字的调整有一个说明,其中“像”字又不再作为“象”的繁体字而重新使用,“象”和“像”的使用又恢复了原来的分工。据此,在“好像”“像……     

论韩愈、柳宗元“文”“道”的异同点

唐朝中期的韩愈、柳宗元,高举文学复古的旗帜,“攘斥佛老”,复兴儒学,用儒家的“道统”进行变骈为散的文体改革,宣传“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主张,并以“陈言务去”、“文纯”、“道真”及“道”的“施于事”、“及于物”、“有益于世”等观点,对唐代中期的文体改革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对比论证的方法,阐明了二人“文”、“道”观点的异同,并重点分析了二人在儒家“道统”理论一致的基础上,其创作的不同倾向性：韩愈的继承中的复古思想倾向,导致走向形式主义;柳宗元在批继承中的开拓思想倾向,导致走向了现实主义等等.     

“V着”“V了”静态存在句的语境差异及体貌地位

学界普遍认为,“V着”和“V了”静态存在句可以互换使用,而通过对“V着”“V了”静态存在句语境的考察,认为“V着”和“V了”句是不同的句子,“V着”句侧重描述预设场景,“V了”句侧重描述变化场景,在动态的篇章中,“V着”“V了”句基本不能互换使用。运用广义结果体和狭义结果体理论,分析认为“V着”句属于典型的广义结果体,“V了”句和典型的狭义结果体具有高度相似性,可以大致将其归入狭义结果体。     

"V有"式"V""有"之关系及相关问题

从“V有”句式的研究入手,重点对“V有”中“V”的特征、“V”和“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给出了“V”的测试格式。同时,认为“V有”是一种表示结果态的动态关系,其中的“有”丧失了独立的表义功能,变成了一个附加成分。     

器:“备物致用”与“备而不用”之间——一种比较哲学视野下的中国式“用具形上学”的分析

从一种比较哲学视野出发,本文指出和西方一样,中国传统哲学中亦存在着一种“用具的形而上学”,与此同时,还为我们揭示出了中西“用具的形而上学”之间的根本区别;如果说西方传统的“用具的形而上学”的“用具”仅为“有用”的“用具”的话,那么中国传统的“用具”则体现为“备物致用”的“用具”(用器)与“备而不用”的“用具”(礼器)二者兼而有之;进而,如果说前者基于“用器”之用,以一种“道以器显”的方式而为我们更多地彰显了合乎“目的性”的“人”之道的话,那么,后者则基于“用具”的“用”与“无用”的二重性,以一种“道以器显”的方式,使中国哲学既走向了合乎“目的性”的“人”之道,又走向了“目的性”消解的“天”之道,而游刃有余、从容中道于“天”、“人”之间.无疑,中国哲学的“器”的二重性的揭示,不仅以一种体用不二的方式使其亦“天”亦“人”之道的哲学之谜得以破译,也为“器的文明”旗帜下的现代人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困境,提供了一种可操作性的器用实践方式的借鉴.     

《焦仲卿妻》中之"东南"考辨

《焦仲卿妻》中的“东南”并非表示确切地理位置的方位词,而是特殊的艺术“东”、“南”分别同八卦中的“震”、“离”;家庭成员中的“长男”、“中女”;四季中的“春”、“夏”;五行中的“木”、“火”;五色中的“青”、“赤”和 五味中的 “酸”“苦”形成了对应关系。“东南”既象征着爱情婚姻,又象征着痛苦哀愁。《焦仲卿妻》以“东南”意象起兴和作结,奠定和强化了该诗赋艳和悲剧的色彩,产生了爱情悲剧的震撼力。     

“替天行道”剖析

在以赵宋王朝为总代表的地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争斗中,饿狗宋江被“在朝”的“地狗”暂时咬出了行列。这个“无处容身”的地主阶级的忠实走狗,为了“权时避难”,俟久后“朝廷招安”,再“尽忠竭力报国”,不得不上了被他认为“造恶甚多”、“误犯大罪”的梁山。宋江上梁山后,为了向地主阶级的头子——皇帝老官表白他“忠心不贰”,不仅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而且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替天行道”的政治口号。     

传承、超越——卞之琳“信、似、译”翻译三原则面面观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是对翻译原则中的“信、达、雅”,“形似与神似”,“直译与意译”的传承和超越.卞之琳的“信”继承了严复“信”对原作对译作诚信的要求,但所指范围比后者广,尊重原作的程度比后者高;卞之琳的“似”继承了“形似与神似”对维系译文与原文的适当关联性的强调,但破除了“形似”与“神似”之间的无谓争论,为译者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更好的理论支持,同时对译者创造性的发挥在范围上作了限定;卞之琳的“译”继承了“直译”和“意译”对翻译与创作关系的定位,但破除了“直译”、“意译”理论的二元对立,为译者的实践操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