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探究

本文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分析入手,结合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律规范,阐述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从而对原告、被告承担的举证责任进行初步探讨.     

我国医疗损害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

在医疗损害侵权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关系到患方和医方应分别对哪些事实进行举证,以及谁应承担败诉的风险等问题。文章结合新的《侵权责任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对医疗损害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进行梳理和探讨。     

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和举证责任的倒置

民事诉讼中,证据是核心问题。本文从现代法治的角度,阐释和讨论了"民事举证责任"的内涵;行为举证责任和结果举证责任之间的合理关系。"谁主张谁证明"作为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有其合理性,但是在特殊情形中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并且在出现法律漏洞时往往需要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的分配。     

浅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举证责任最早源于古罗马时期,其与民事诉讼相伴而生,两者有同样源远流长的历史。1883年,德国学者尤里斯·乌格尔查在论文集《刑事诉讼导论》中将举证责任的含义作了"实质上举证责任"(Materielle Beweislast)和诉讼上的举证责任(Prozessuale Beweislast)的划分。本文从分析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内涵及其分配规则入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就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进行探讨。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探究

本文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分析入手,结合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律规范,阐述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从而对原告、被告承担的举证责任进行初步探讨。     

论举证责任倒置的若干问题

谁主张谁举证与举证责任倒置是相对应的概念。两者构成了完整的举证责任的分配体系。举证责任倒置并不意味着举证责任倒置的举证主体在诉讼中对全部事由担负完全的举证责任 ,而是原告方也应对发动诉讼的特定事由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倒置不能成为法官自由裁量的领域 ,而应法定化 ,即由法律作出明确的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的规范并非全部由程序法规定 ,而是应当由实体法和程序法共同规定 ,特别是对倒置的事由必须由实体法作出明确规定。     

医疗侵权的举证责任分配与利益衡量

对于民事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各国都在一般规则之外赋予法官一定的裁量分配权力。我国2010年7月1日生效的《侵权责任法》,一改过去要求医院对其不存在医疗过错负举证责任的做法,有加重原告患者举证负担的嫌疑。这种新规定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符合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认知,有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今后,司法实务界应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的利益衡量理论,对《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作出符合公平正义要求的解释。     

对民事举证责任倒置问题的再思考

举证责任倒置是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作为分配举证责任的前提的,是对依该学说分配举证责任所形成的分 配结果的修正。其实质是将依据法律要件分类说应当由主张权利的一方当事人负举证责任,变为由否认 权利的对方当事人就不存在法律事由负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6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中第4条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是对举证责任 倒置理论的完善,在立法技术上也更加科学,但是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笔者从举证责任倒置的具体概念 入手,结合《证据规定》的有关规定。对举证责任倒置做出探讨。     

揭开“谁主张谁举证”的面纱——论WTO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从WTO十一年来关于举证责任的司法实践看,DSB的实际做法和它标榜的“谁主张谁举证”有相当的不同,分析典型案件可以看出,此类案件是在“谁主张谁举证”面纱下,DSB分配举证责任的“条约识别”模式作用的结果,“条约识别”模式有其现实意义、法理基础和标准。本文对中国在WTO争端解决举证中应当采取的策略提出了建议。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中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与日本相关学说相比较

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直接左右着审判的最终结果,也直接影响着行政诉讼制度本身所具有的权利救济功能的发挥。我国行政诉讼法确立了较为详细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提出了各种不同情形下的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具有可操作性。但这些规定只能说是提供了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框架”,并没有详尽提出适应所有情形的完整的“分配规则”。日本的举证责任分配学说的发展与实务动向给我们的启示是：应当以“个别具体说”为“举证责任分配”的指导理念,应立足于“依据形式与实质标准的举证责任分配说”。     

略论民事举证时限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和举证时限作了明确的规定 ,结束了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当事人可以在诉讼中的任何阶段随时举证的历史 ,开始了对当事人举证时限的限制制度 ,这对促进我国司法改革进一步向着公正和高效的方向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法律保障。     

论公司的社会责任

公司已成为社会经济中最基本的市场主体和最重要的经济力量.文章探讨了公司社会责任的定义、内容和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并结合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现状,在借鉴国外公司社会责任立法的基础上,就我国公司法的修改提出相应的建议.     

试论民事诉讼举证时效制度的理论基础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就举证时效制度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并不意味着这一制度能够在司法实务中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因为任何制度的建立和有效运作,都需要有相应的理论基础。举证时效制度的理论基础主要有:程序安定理论、法律真实学说、诚实信用原则。     

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归责原则

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带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人类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近年来,因交通事故诉至法院的损害赔偿案件逐年增多,但是对交通事故责任的性质,理论界和实践中都认识不一。文章从交通事故归责原则的发展入手,对我国2004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所确立的归责体系进行了全面分析。     

论政府责任及其限度

政府究竟应当对公共事务承担哪些责任,存在着许多争论。近代西方关于政府职责的讨论集中于政治领域,焦点问题是安全、公平与平等;现代的讨论扩展到经济和社会领域,焦点问题是弥补市场缺陷与维护社会公平。随着关于"政府失灵"和非政府组织作用的提出,关于政府职责的讨论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市场、社会组织和政府三种机制都各有优缺。政府职责的限定,应当遵循比较优势、优势互补和量力而行三条原则。     

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创新意义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制度性保证措施,其核心是围绕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对于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而展开实施的,在实践中已充分显示出它的积极作用 和意义。本文认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形成了责任机制,产生了领导合力;形成了制约机制 ,产生了工作动力;形成了奖惩机制,产生了责任压力;形成了监督机制,增强了党组织的 凝聚力。     

从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到依法治国战略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邓小平"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民主建设思想系统化。一是明确提出了法治概念;二是系统阐述了依法治国的含义和意义;三是认真实施治国基本方略,有力促进了民主政治建设。     

论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

公司是现代社会中的重要部分,公司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文章对如何实现公司社会责任作出法律思考,认为其实现的有效途径是:在通过与其他相关法律资源相配合的基础下,还应当建立相应的激励措施,兼顾公司和社会的利益,最终实现公司与社会二者的整体效益最大化。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利益的正相关性

越来越多的企业实践和社会反映了在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正向关联度。而许多企业尚未意识到社会责任与经济利益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单方面认为承担社会责任就是要牺牲一些经济利益,使之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重点探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经济利益回报之间的关系,以期促使企业突破固有传统观念,主动承担其社会责任。     

论违反劳动合同的归责原则

归责原则有过错责任与严格责任之分。在具有明显依从性和隶属性的劳动关系中,若对双方当事人一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易为用人单位提供逃避法定义务和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口实;若一体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又会同时加重劳动者承担责任的风险,将其推向更加困难与无助的境地。只有对双方当事人区别对待,即劳动者违反劳动合同时,采过错责任原则,而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时,采严格责任原则才真正符合劳动法的基本原则与立法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