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行动”探略

"法人行动"是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的一项理论创新.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理论,"法人行动"扩充了行动者的边界和类型,认为当代社会的基本行动者由自然人和一部分法人共同构成;作为一种组织理论,"法人行动"从理性行动的理论视角出发,为组织控制、组织生存与发展中的若干问题提供独特的解释框架;作为一种社会变迁理论,"法人行动"对当前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有着深刻的洞见."法人行动"完全可以被看作一种社会学理论的新思维.     

社会学方法与社会学元理论--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方法论意义

社会学的独特论题是现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既是元事实也是基本的经验事实,它构成了社会学知识的二重性质--理论与方法的结合的基础.因此,社会学方法必然卷入元理论和元预设.由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所具有的元理论意义,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预定性假设贯穿在社会学知识的整个过程.本文的论述意在说明,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既是社会学知识的一系列起点,即理论与方法结合的起点;也是各种分裂的传统、"方法论斗争"、社会学知识形态分野的起点以及知识整合的努力的起点;当然,它也应当是社会学重建的起点.因此,对社会学元理论层面问题及其与社会学理路和方法之间内在联系的一系列探索,能够明确社会学实现重建所面对的真正问题.     

论环境社会学的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是理论体系的出发点、生长点、突破点、联结点、基本点.环境社会学的逻辑起点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世界",二是"环境",三是"社会",四是"相互作用".但是,上述概念不完全符合逻辑起点的要求.而"相交"作为从物理学中移植过来的范畴,可以更好地反映环境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从而可以成为环境社会学的逻辑起点,即它不仅是环境社会学的历史起点(发生史和认识史的起点),也是它的逻辑起点,具有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特征.在这个起点中,包含了环境社会学全部发展的萌芽,由此可以展开环境社会学丰富的内容.     

脱出传统理路迈向时代未来 --理论社会学的一个经典论题与转型加速期的经验现实研究

社会学从初创时代直到当代,行动与秩序和结构的关系论题对于理论社会学具有重要的学理性标识,从关于这一论题的洞察和探索而逐渐荡开和拓展的论域,对于获得关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性状与变迁的理解,对于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和体系化,意义极为深远。然而,这一论题上形成了一种将行动与秩序和结构进行分离的传统研究套路,并为后继者所沿袭和复制,也因之一再激起社会学的理论重建。理论是时代的折射或先声,问题的谜底已经深藏于时代本身。在全球化激流奔涌的现时代,“过去”的影响力迅速降低,“未来”的意义日益凸现,“生活在未来”就是不断地生成和建构。在生活实践面前,传统的理路在消蚀。社会行动与社会秩序和结构是同一过程的两个观察侧面,是彼此建塑和同构互生的关系,而社会主体行动的意义效应对于这一关系的理解和解释,是根本性的。社会行动的意义效应使得社会世界意义赋予的不断深化,主体的反思、自否与创新能力也无穷递进,促成了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的重构与变迁。正是在一轮又一轮的行动意义效应中,社会生活、社会主体、社会行动、秩序和结构不断胶着、建塑和往复转变,在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绵延和演替,通过共同的进程投向未来。     

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特定类型

把经济行动看作是社会行动的一种特定类型是经济社会学最基本的理论前提之一,经济行动确实无法脱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客观的社会条件,因为它是嵌入在整个社会结构当中的。它不仅仅是一种与配置稀缺资源相关的经济行为,同时也是一种受政治、文化等诸多社会因素影响的社会行动。     

网络、制度和文化: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三个基本视角

随着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深入,社会网络、制度和文化成为经济社会学最主要的三个研究视角.网络分析学派揭示了社会网络在市场中的作用机制;制度学派则关注组织领域内合法性机制的作用和制度在历史过程中的动态变化及其社会后果;对经济现象的文化解释强调经济观念的社会和文化的"嵌入"属性.不同视角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对新古典经济学以理性选择和供求理论为基础的解释经济行为的学术范式发出了挑战.     

公共社会学的意涵

公共社会学蕴含了方法论和行动论两种意涵,即作为方法论的公共社会学和作为行动论的公共社会学.作为方法论的公共社会学向公共社会学家、公众和对话场所提出了“共同定义”、“社会学的想象力”和“二元建构”的方法论要求;作为行动论的公共社会学向公共社会学家和公众提出了“保卫社会”和“生产社会”以及“公众化”和“合作”的行动论要求.将公共社会学置于方法论和行动论的双重语境,其意涵才能被正确理解.     

网络社会:一种新的、现实的社会存在方式

网络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学者对网络社会的注意。与一般的看法不同的是 ,我们认为网络社会是一个现实的社会 ,而认为网络社会是“虚拟社会”的看法有不妥之处。为此我们从互动关系的角度阐述了网络社会 ,即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所具有的特点。提出要建立一门新的社会科学———网络社会学 ,并对之新近应研究方向和内容作了粗略的描述     

分配制度与中国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的演变

采用制度—行动的分析框架,分析中国分配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个人建构社会网络的策略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网络建构的变化。在单位制时代,再分配制度决定了个人建构社会网络的努力更多地体现在单位内部。在后单位制时代,混合型分配制度决定了社会资源分配的多元化、分散化和市场化,行动者建构社会网络的行动在多个场域同时进行。     

关于建立中国网络社会学的问题

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中国的迅速扩展 ,对传统社会产生了冲击和挑战 ,信息文明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同时 ,网络的发展也对社会产生了某些负面影响 ,如网络色情、网络犯罪等等。各种网络社会现象引起社会的普遍争议 ,建立中国网络社会学开始摆上议事日程。网络社会学 ,其定义可初步为“网络社会学是一门研究在特定的网络社会生存方式下的团体和个人 (网民 )以及家庭、社区、政府、企业等机构、组织的社会生活 (活动 )的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研究对象、范畴可基本分为 :网民的特征和心理、网站的类别和作用、网络的生存和现实意义等。网络社会学可以采用调查研究、比较研究、资料研究、技术研究等方法。     

离婚：作为一种现象的社会学观察

离婚制度作为最基本的一项社会制度,发挥保障、补救和惩罚等重要作用,离婚更体现着追求生活质量、婚姻幸福的现代文明理念,同时离婚也带来一些社会问题。运用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从离婚率、社会制度、现代性和社会问题四个纬度对离婚现象进行分析,进而指出,离婚这一社会现象,在较大程度上担任社会危机的风向标和睛雨表角色,体现社会的发展阶段、社会的流动程度以及社会的重新整合与稳定。     

一个揭示教育不平等的社会学分析框架

被称为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布迪厄教育理论在社会学与教育学领域内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它是一种揭示现代学校教育不平等的社会学分析框架。布迪厄认为学校教育不是一种铲除社会不平等的制度,相反,它以“遗传”的方式生产和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此类不平等正当化和永久化。此外,教育的不平等也并非仅仅取决于经济因素,而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诸多因素中,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口老龄化与赡养问题的医学社会学分析

中国老人抚养问题不能只依靠家庭抚养,应逐渐转向社会抚养,即由家庭责任主体过渡到国家或社会责任主体。针对我国人口老龄化起步虽晚但发展速度却很快等特点,采用社会学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认真的统计,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和分析,很有现实意义。     

隐喻:生物学与社会学对话的桥梁

进行生物学与社会学的对话 ,离不开对隐喻的分析。通过对生物学隐喻在社会学中应用与滥用的分析 ,将使我们明晰 :逻辑思维是为了让我们说得真 ,而隐喻则让我们说得好 ;隐喻不仅仅是一座展现修辞艺术的桥梁 ,而且是创造新概念、新思想、新思维的主要手段之一。     

网络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网络时代的精神文明问题是一个关系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现在,人们已经充分注 意到了网络发展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但是对于网络的发展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尤其是网络发 展对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事实上,网络发展既为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 件,也使社会发展面临新的问题。笔者认为,网络在社会发展中的双重作用取决于网络的自 身特性和社会性。网络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①用马克思主义积极占 领网络这块思想阵地;②积极发展和引导网络文化事业,并对青少年和网络人才有计划地进 行网络道德教育;③完善网络技术,加强网络管理监督;④加强网络立法,实现网络运行法 制化。     

从二元性到二重性:吉登斯对社会学方法规则的超越

吉登斯的社会学研究 ,是以三条线索为逻辑展开对社会学方法规则的重构。一是试图解决一向困扰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系统 (结构 )与个体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是寻求解决生活世界与社会科学专业性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是着手解决理论之间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正是通过这三条线索的逻辑展开 ,吉登斯实现了社会学方法规则的超越。     

大学生网络谣言辨识力提升探析

互联网时代,形形色色的谣言充斥着网络空间,严重污染了网络空间生态环境,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产生了不利影响.大学生网络谣言辨识力的提升既是时代诉求,也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它旨在提升大学生的网络谣言识别、鉴别和自觉抵制的能力,使大学生在知谣、辨谣后能及时地辟谣、止谣,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和不造谣.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坚持政治导向、民主平等和知行统一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家长、学校和社会应共同配合,把握大学生网络谣言辨识力提升的难点和重点,增强大学生提升网络谣言辨识力的主观能动性,优化网络空间环境,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从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层面逐步展开、循序渐进,逐渐形成大学生网络谣言辨识力提升的有效联动机制.     

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改革与创新

大学生能否充分就业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关系到高等教育的持续健康协调发展。我国大学生就业面临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在支持大学生多渠道就业的同时,鼓励毕业生自主创业,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大学生主动融入社会的积极选择,以创业带动就业是解决大学生就业的有效途径之一。积极探索大学生创业教育...     

新媒介赋权及其关联效应

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智能手机等传播科技出现的新媒介赋权现象渐成研究热点。需要包括新闻传媒在内的各部门各组织共同构建起一个社会支持系统,从外部施加推力促使主体参与进来进行赋权。自我赋权与他者赋权相结合,通过"他助"往往才能更好地"自助",主体才能真正得到权能(感)的增加。应该在一个整体的视角下探索新媒介赋权的作用机制,这既包括新媒介使用与外部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过程,又包括行动者在其中的策略选择和行动逻辑,还有这种人、社会、媒介三者之间不断互动所带来的赋权结果。增权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性,新媒介赋权一方面能促进主体的自主性获得,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使人的主体性丧失。     

Latent Class Models in action: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 Internet usage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Latent Class Models (LCM) can be applied in social research, when the basic assumptions of regression models cannot be validated. We examine the usefulness of this method with data collected from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and the Internet. Social capital is defined here as the resources that are potentially available in one’s social ties. Bridging is a dimension of social capital, usually related to weak ties (acquaintances), and a source of instrumental resources such as information. The study surveyed a stratified random sample of 417 inhabitants of Lisbon, Portugal. We used LCM to create the variable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but also to estim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and Internet usage when we encountered convergence problems with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e conclude by showing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idging and Internet usage, and by discussing the potential of LCM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