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全球化路径倚赖探析

法律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基本态势.尽管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范式在全球化过程中占尽先机,但法律的文化属性决定了其全球化并不应当是西方化.哈贝马斯把其对话理论作为解决文化冲突的基本方式,这对于如何推进法律全球化极具参考价值.对话,应当作为法律全球化的路径倚赖.     

法律全球化与对话

随着人类公共交往的场域日益超越国家的边界,法律全球化亦成为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基本态势。尽管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范式和法律治理结构在全球化过程中占尽先机,甚或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话语霸权,但法律的文化属性决定了法律全球化并不应当是法律的西方化。哈贝马斯把其对话理论作为解决文化冲突的基本方式,这对于如何推进法律全球化极具参考价值。对话,亦应当作为法律全球化的路径倚赖。我国参与全球化对话,要克服法律“失语”现象,从传统中寻找“谈资”,并注重解决当下中国的问题。     

法律全球化与对话

随着人类公共交往的场域日益超越国家的边界,法律全球化亦成为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基本态势。尽管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范式和法律治理结构在全球化过程中占尽先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话语霸权,但法律的文化属性决定了法律全球化并不应当是法律的西方化。哈贝马斯把其对话理论作为解决文化冲突的基本方式,这对于如何推进法律全球化极具参考价值。对话,亦应当做为法律全球化的路径倚赖。我国参与全球化对话,要克服法律“失语”现象,从传统中寻找“谈资”,并注重解决当下中国的问题。如何借助法律全球化的“东风”推进我国的法治化进程,同样需要各个层面的对话。     

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对话

在全球化已经成为必然趋势的今天,实现法律全球化的途径只能是法律对话。经济一体是法律对话产生的客观基础,对共同利益的追求成为法律对话的动力来源。法律对话在精神上所追求的是多元的价值,并以平等协商作为其基本要求。法律对话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类社会和谐相处的美好局面。     

法律全球化冲突的解决路径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基本态势。尽管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范式在全球化过程中占尽先机,但法律的文化属性决定了其全球化并不应当是西方化。本文力图从冲突的角度来思考法律全球化,即从法律规则、制度层面上本国法与别国法的冲突,法律文化层面上本土法与外来法的冲突,以及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冲突三类冲突中寻求冲突的可能解决路径,以实现全球法律的和谐。     

关于“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的思考

引起学界广泛争论的"文化全球化",实质上是文化交流的全球化和文化产品流通的全球化.在这样一种"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来自西方强势文化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也正在逐步扩大其影响.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放弃对民族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视与思考.在我们通过广泛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对话发展壮大自己的文化的实践过程中,应当强调理性的民族主义和民族文化的同一性,强调有选择地引进、阐释、利用外来文化的文化本土化.     

走向真正的世界文化——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普遍性

从中国古代哲学的“理-势”观念出发,对全球化应采取“理势兼顾”的态度,在参与中发挥东方的力量,促使其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在文化关系方面,必须一改西方中心的文化理解,发扬中国的“和而不同”思想,确立“多元普遍性”的观念,以作为处理文化关系与文明对话的基本原则。     

浅论我国法治的资源取向

我国已把“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略,正在朝着法治化国家迈进。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我国法治的特色和方向,是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关于法治资源的价值取向,理论颇多。我们应当坚持国际化和本土化并举,并在法律移植中恪守本土化原则。     

对话：宗教文化不平衡与平衡共生辩证发展——以羌族释比文化与道教、基督教对话为案例

羌族释比文化的基础是万物有灵与自然崇拜,它与发展成熟的汉族宗教文化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发生着横向不平衡的共生关系。在近百年的全球化进程中,羌族释比文化亲和汉文化,对话西方基督教文化。以对话作为自我价值实现的生态环境与生存机制,在不平衡的对话中守护与建构、体认与再生。形成了与他者宗教文化的辩证平衡发展。这是羌族宗教文化的历史、重建、发展的特征。对于全球化多元宗教文化和谐发展与共享,提供了一个多元宗教文化共生、共享发展的案例。     

西方主流定义的方法论陷阱(三)

三、基本事实事实是研究全球化问题的科学方法论的起点。西方的宣传每天开导自己的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现在付出代价，将来无限美好。然而基本的、最无可辩驳的事实却是：西方全球化造就了极少数富人，而世界绝大多数人被迫沦为全球灾祸和苦难的最大承担者。后者的境遇，是认识今天所谓全球化现象及其本质和是非功过的基本事实，也是认识全球历史趋势的基本依据。西方占主流地位的全球化理论的方法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生命的根基就在于始终为全球日益扩展、增长和深化的不平等进行辩护，为越来越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以及越来越多的国家…     

哲学:在全球化时代重新定位

全球化时代哲学研究的合理定位应当是回归文化批判,这是哲学的本分,也是全球化进程的内在要求。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整合导致以跨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机制为特征的全球文化的生成,同时,经济、政治等社会活动领域通过文化整合而日趋一体化。这种文化逻辑为哲学的文化批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提供了创新的主题。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批判,哲学应当包含几个重要的维度:从文化的层面重新审视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机制、梳理人类现有的文化精神资源、培育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新文化精神。     

从“对立”到“共生”:西方学术界的中国法律传统研究述论

通过反思西方学界关于中国法律传统的代表性研究,着重指出无论是冷战背景下将中西方法律对立,还是其后"发现"中国法律传统的"现代性"的尝试,其背后都与西方学术思潮和政治有密切的关系,西方学界对中国法律传统的研究无法脱离西方学术本身,亦可看到西方理论及其背后的价值预设对认识中国法律传统的误解。从"实践"出发,关注法律具体的运作,尝试融汇中西并寻求对诸多二元对立范畴的超越,是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西方学术界中国法律传统研究的重要趋势。     

全球化与新世纪中国文化身份

在世界范围的现代性思潮中 ,全球化带来了更多的问题。西方重要学者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中国学者同样在面对这一问题。本文从几个方面对全球化问题进行了研究 :对全球化话语的合法性加以思考 ,对全球化中的中国立场加以定位 ,进而表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身份 ,即强调差异性、边缘性、少数话语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多元互动对话 ,并强调这种对话应该成为第三世界话语向第一世界表达自己思想的基本模式     

加强当代中国的哲学对话

对话是哲学的本性。经济全球化推动着文化的交往与对话,呼唤着新时期的哲学对话。哲学对话不仅应当在不同民族和地域的哲学之间展开,也应当在不同哲学分支学科间积极进行。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哲学研究在分化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却也带来了哲学学科的内部隔离和思想藩篱,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应当引起足够重视,更需要有真实平等和有效的哲学对话。在当前中国大陆的哲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哲学对话应当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自觉和有效地展开。为此,应当以开放的心态努力超越哲学内部的思想隔障,强化哲学作为“爱智慧”的“超越性”本性,注意在哲学观念的层面上加强沟通,以现时代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纽带,在哲学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关系中以真正哲学的方式开展哲学对话,促进当代中国哲学的内部整合和形态建构。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公司法的修改与完善

公司法作为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具活力的法律规范,应当经常保持与社会实践统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本文通过探讨我国公司法修改的时机、条件及基本原则,参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法立法例,拟从公司类型的合理化、法律内容的精细化、法律性质的兼容化、公司治理的多边化、公司运营手段的电子化以及公司诉讼的可诉化等方面对我国公司法提出合理的修改建议.     

现代化、后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意识形态研究——西方社会学意识形态研究的历史演化

意识形态研究是西方社会学贯彻始终的基本内容之一.从古典社会学到当代社会学,西方社会学的意识形态研究经历了现代化、后现代化和全球化三个发展阶段,西方社会学对待意识形态问题的立场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社会学应当明确认识西方社会学重视意识形态研究的学术传统、历史演化和当代课题,对中国社会各种层面的意识形态问题做出应有的回答.     

人权意识举要

<正> 人权问题的由来 人权问题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平等自由一类说法,但不是现代意义上说的人权的含义。柏拉图(前427—前347年)在他的《对话集—法律篇》中说的法律的“公正”、“法律的基本意图是让公民尽可能的幸福”,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在他的《伦理学》中说的“法律视各人平等”、《政治学》中说的“既然人人具有同等价值,应当分配给同等权利”(参见《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4、25、31、52页),在奴隶只作为“会说话的工具”而不作为人的奴隶社会,他们说的所谓“公正”、“幸福”、“平等”、“同等权利”只不过是奴隶主、自由民     

后现代法学:为法治探索未来

西方后现代法学的发端是从后现代主义哲学理念和方法进入法学和法理学开始的。面对 2 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法律传统的危机 ,后现代法学向现代法学的基本理念发出挑战 :否定理性个人作为法律主体的存在 ,否定对于法律发展的乐观描述 ,否定法律的普遍性意义 ,否定法律中立的原则。在此基础上 ,文章论述了后现代法学比较成型的三个主要流派 (女权主义法学、法律与文学运动、批判种族主义法学 )的理论倾向和方法特征。文章提出 ,应当认真对待后现代法学 ,因为它不乏针对现实的深刻而犀利的见解 ,不乏提出新问题和新思想的勇气 ,因此 ,它不仅仅是叛逆 ,也是在为法治探索未来     

全球化语境中的文艺学话语与民族根性

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家、民族间平等对话的机会日益增多 ,这使得一些人不由自主地夸大了世界普遍性或人类普遍性。其实 ,平等对话只能进行于非世界普遍性的国家或民族主体性基础上。全球化语境中民族根性问题由此提出。中国几十年中形成的文论体系在全球化语境中解构 ,又在民族根性的坚持中组构。民族根性 ,是国家或民族发展的现实历史性或历史现实性 ,它既包含国家或民族发展的历史根据 ,又包含这一发展的自身现实规定。坚持文论话语的主体性或主位 ,就是坚持说自己的话 ,坚持用自己的方式说自己的话。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论一时难以与西方文论平等对话 ,原因不在于失语 ,而且于它还不具备对话的必要条件。这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中国文论参与对话的民族根性 ,二是在全球化语境中组构用于对话的中国文论话语。     

“中和”与“主体间性”——对主体之应然关系的比较阐释

“中和”是中华民族古典文化的核心范畴,铸就了中华民族乐感文化精神。“中和”作为哲学范畴,与西方现代理性的发展殊途同归,二者都强调多元主体性及其间的平等存在样态,都强调主体间的对话交流与共在关系。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共同性与共在关系,打破了西方理性史书写的欧洲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与男性中心主义。因此,中国文化自身具备的现代化质素,可以而且应该与西方文化在同一平台上进行对话与交流,从而对全球化时代各民族及其文化存在的应然状态提供学理上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