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家庭--浅析冰心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冰心塑造了一系列富有母性精神和生命意识的女性形象,表达了她独特的女性意识观。冰心笔下的贤妻良母,有不同于传统的现代气质,既履行家庭责任又努力实现个体价值,也不回避女性家庭和社会双重角色间的矛盾,体现出冰心对女性问题的现代性思考。     

姐妹型故事与女性的道德教育

姐妹型故事大多交融于"蛇郎"、"神蛙"型故事中,是民间故事中围绕女性间矛盾纠葛、揭示女性道德品行的故事类型,承担着对女性进行传统道德教育的社会责任。     

社会性别理论与现代知识女性的角色困惑

社会性别是女性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但在今天,它已不再是男人和女人的代名词,也不是简单的男人和女人的角色代码,而是一种社会结构、一种社会关系,是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重要方法和工具。它是女性主义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既有革命性的积极意义,也存在着时代局限性。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对现代知识女性的价值取向和角色转换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使其面临着家庭责任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琼·W·斯科特从历史学角度将社会性别描述成一种“分析范畴”。强调社会性别提供了一种区分男女两性不同行为和社会角色的方法,为分析女性角色冲突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和分析方法．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分析两性关系。     

从《歧路灯》看古代女性在家庭教育中的尴尬地位

<歧路灯>在表现家庭教育时,除父亲外的另一主要施教者母亲,对其子的误入歧途没有尽到应有的教育职责.究其原因,中国传统"女教"所赋予女性的"三从四德"等规范要求与其在家庭中"相夫教子"的职责是极其矛盾的,古代女性在家庭教育中所担负的责任与所拥有的权力以及自身的能力也是极不相称的.如此矛盾现象使得古代女性在家庭教育中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地位,由此也形成了家庭子女教育的一种严重缺憾.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女性家庭照料者的社会支持体系构建

伴随人口老龄化、高龄化时代的到来,老年家庭照料需求日益增大,且照料者出现明显的女性化趋势.女性作为主要的照料者,被赋予了更大的照料责任.面对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的强烈冲突,女性家庭照料者承受着巨大压力.为此应积极构建针对女性家庭照料者的社会支持体系,从而有效缓解女性的照料压力,促进她们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     

家庭与社会:女性角色定位

虽然在人类的早期,就已经出现了男女的社会分工,但真正的性别不平等的分工是在私有制建立的基础上产生的。经过长期的奋斗,中外妇女都冲破了家庭的牢笼,正在各个领域实现着女性的价值。但现代职业女性在工作角色与家庭角色这两个方面常常发生冲突和矛盾,为了能让女性更好地走入到公共领域中来,就要均衡男女承担家务的义务以及重估家务劳动的价值。     

角色困惑:20世纪中国文学中女性双重角色冲突

伴随着妇女解放的步伐,20世纪广大女性逐渐走出家庭步入社会,进入到社会公共劳动领域,然而,由于男性中心观念的影响和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存在,尤其是女性自身无法推卸的繁重的家务劳动和生儿育女的辛苦,致使她们时常陷入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的矛盾冲突中无法自拔.这种矛盾和痛苦随着妇女进入公共领域机会的增加逐渐增强,反映在文学中各个时期也体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城市化进程中女性生活状况的社会性别视角--对四川城郊某村多位女性的深度访谈

城市化进程中女性的经济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社会参与程度提高,但存在着差异;女性的择偶方式变化不大,但婚姻模式和家庭生活发生了变化;在农村,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仍占主导地位;城市化进程与传统社会性别文化的改变速度并不同步,女性面临着矛盾、冲突与选择,社会性别平等的实现还要经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     

彝族家支文化中的女性地位

彝族女性在家支生活中承担着许多的责任,并被寄予生育传承的厚望,然而她们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尊重和应有的地位。在家支文化中包含着对女性的矛盾情结:既被需要,又被排斥;既被赞美,又被贬抑;既被神化,又被丑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她们的地位和处境有所改善,但是要获得更加充分的权利和更加平等的地位,仍然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     

当代中国女性的家庭角色冲突与家庭美德修养

当代中国女性普遍面临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家庭角色内部之间的多重角色冲突,加强家庭美德修养,承担家庭角色伦理责任,是调节其角色冲突的有效途径之一。当代中国女性家庭美德修养应基于对家庭角色关系的正确定位和自觉关怀,修好为妻、为女(媳)、为母之德和持家之道、亲邻之善。     

论非典型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

为了实质公正地处理刑事案件,必须把违法阻却事由分成三类:一是法定违法阻却事由,二是典型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三是非典型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非典型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是指形式上符合犯罪客观要件且侵害了刑法法益的行为,由于保护或促进了当地社区绝大多数人的现实生产、生活利益,当地群众普遍认为不违法,所以虽然不符合法定违法阻却事由和典型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的条件,但根据利益权衡仍能阻却刑事违法的情况。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承认和采纳非典型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具有合理性,但必须严格掌握它的构成要件,深刻理解其阻却违法的根据仍在于利益权衡。     

目标管理责任制:运作及其特征 ———对红村扶贫开发的个案研究

文章以H省红村扶贫开发个案为文本,分析和探讨了转型期中国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运作逻辑及其主要特征。研究发现,目标管理责任制作为转型期基层治理中的基本策略与技术之一,是国家治理转型背景之下,对压力型体制和动员型政治的一种制度创新,是转型期国家与社会关系调适的新形式。基层组织在实践中发明和采取了一系列应对目标管理责任制的非正式技术,在为目标责任制的有效运行准备了相应策略基础的同时,也为行政与政治的互嵌运作提供了可能。     

突发事件中新闻媒体的责任

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中,一些媒体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究其原因和责任不明有关。我国主流媒体的性质、地位决定其有责任及时、准确地报道突发事件,以适应我国建设和发展大局的需要、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需要以及媒体之间竞争的需要。同时,主流媒体在报道突发事件时有责任增强法纪意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不传播虚假信息,防止为保障知情权而侵犯当事人的名誉权。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还要考虑受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主动担负起社会责任。     

农村基层政府的信访目标责任制及其实践逻辑——基于C县的调查研究

基于C县调查分析表明,信访目标责任制是由多个不同层级政府、部门的责任主体相互勾连而成的管理体系;在其具体运作过程中,既有体现刚性约束、压力传递、责任考核等手段的日常式治理,也有特殊时期的运动式治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农村基层政府政治行政化与行政吸纳的联合运作、压力型体制下的简约治理、理性科层制下的反科层运作、一定限度内的反控制博弈、乡政与村治的制度联结的实践逻辑。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责任：政治责任与行政责任

在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各地已围绕政府责任进行制度构建,开展许多问责工作,但问责普遍化带来基层工作压力过重等问题。对此,应依据行政学关于政治、行政的二元理论,针对生态文明工作特点,构建有所区别又紧密相连的两套责任体系。政治责任体现社会与政治系统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实行无过错问责原则,实施功能是给公共权力行使者提供权能和民意基础。各级政府是政治责任主要承担主体,直接向权力机关汇报工作的机构首脑是主要责任人。执政党从总体上对全国长期生态文明建设负责,通过党内机制将责任予以分解。行政责任体现权力行使机关内部的命令-服从关系,实行过错问责原则,追求行政理性,实施条件是有完备的规章制度,承担者是一线工作人员。行政责任的良好履行是政治责任的基础,政治责任的有效维持是行政责任的依据。     

认真对待公正审判权——佘祥林案的法哲学思考

佘祥林案的根源在于对公正审判权的漠视,公正审判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它对于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有重要价值.中国要防止佘案的重演,建设法治国家,就必须认真对待公正审判权,将该权利宪法化,并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     

履行环境责任是否会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

面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以及政府、民众等利益相关者的压力,企业应该积极、主动地承担环境责任。基于利益相关者和制度理论之视角,选取2009—2016年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大中型钢铁企业为样本,应用非期望产出的SBM超效率模型深入探讨企业环境责任履行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中国大中型钢铁企业环境责任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呈现“倒U形”关系。第二,进一步把利益相关者分成两个子群体,并分析不同利益相关者子群体的环境偏好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相关实证结果同样呈现出“倒U形”关系。第三,实证研究还表明,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第四,基于实证分析结果,建议中国大中型钢铁企业应更好地权衡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并由此建立起长期的环境战略和计划。     

政府补贴具有社会溢出效应吗？——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证据

政府补贴企业的初衷在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等经济目的,较少有学者关注政府补贴社会效应的发挥。根据政治成本理论,企业接受政府补贴后,可能面临政治成本上升的压力,从而可能做出更多回报社会的善意举措。本文以社会责任为切入点,利用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研究了政府补贴对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显著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相较于税收优惠类政府补贴,直接补贴对社会责任的影响更显著。这一结果在改变社会责任度量方式,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同样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政治成本等社会压力在政府补贴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政治关联越强、媒体关注度越高、国有产权性质的企业,政府补贴对社会责任的影响更显著。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已有研究对政府补贴社会效益方面的理论,也更加深化了企业社会责任决策的内在机理认知。     

基层避责的内涵属性、表现形式与生成逻辑——基于基层政府减贫实践经验分析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下,有效克服以问责治理避责的单向路径依赖,需要正确认识基层避责行为的双重属性。基层避责包括履职避责、压力避责和风险避责3个方面,其生成并不仅仅是组织或个体基于利益得失判断而作出的经济理性选择,深层原因在于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的某些可能不足。具体而言,基层避责行为受到科层体制、目标责任制和激励机制等制度条件的综合影响,基层多元主体以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避责策略组合作为对制度压力的响应。因此,需要在刚性政策规制和弹性政策执行之间寻找到恰当的平衡点,从而克服基层避责的积弊倾向,疏导基层面临的多重压力。     

男人“休产假”与性别平等

传统的性别角色和两性分工导致的不平等分担责任是妇女充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障碍,也使男性承担了过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男人“休产假”的法理基础在于男女平等分担家庭责任和建立男女两性平等伙伴关系。妇女争取权利平等需要男性的参与,国家应通过立法形式确保男子对其子女和家庭负责。男人“休产假”是促进性别平等和两性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