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争的横向考察

理解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争论焦点,是进一步推进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必要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争的主要焦点集中在"概念之争"、"性质之争"、"关系之争"、"标准之争"和"终结之争"五个方面。其中"概念之争"表现为左翼激进主义思潮说与含糊可疑概念说之争、否定派与肯定派之争;"性质之争"表现为反马克思主义说、非马克思主义说、马克思主义说与具体分析评价说四者之争;"关系之争"表现为与列宁主义关系之争和与现代西方哲学关系之争;"标准之争"表现为基本原理说、原本意义说和具体条件说三者之争;"终结之争"表现为肯定论和否定论之争。     

谈马克思主义整体研究与理论创新的态度——以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思考为例

针对时代形势的变换做出判断,并进行适度的理论创新不仅仅是现实的需要,也是理论本身发展的必然。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理论创新要运用理论框架分析和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整体研究方法,处理好几个关键性问题,即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这就既要"尊重马克思",更要敢于"质疑马克思";既要"坚持共产主义",更要敢于"正视社会主义";既要"把握精神实质",更要敢于"路径选择";既要"理论创新",更要敢于"践行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术史应如何写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术史的对象是九十年的研究历史,其内容异常丰富,但至今尚无一部专著.目前研究现状基本是就某一专题的一些零星综述.因此有必要对研究意义、研究内容、基本思路、基本方法和学术要求进行探讨,对一些关键性概念、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史"的不同,也都要给予厘清.     

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台湾——1949年后历史与现状概述

1950年代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台湾唯有少数官方"反共"专家能够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从而训练出岛内第一批为官方政策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1980年代后,岛内政治风气渐开,留学欧关的知识分子带回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派理论,引发岛内"新马克思主义热",持续至1990年代初.同时,左翼运动内部也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分析台湾社会问题.总之,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台湾有着与西方接触密切、偏重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研究、贴近社会现实等特点.     

走出"神学叙事"建构"历史科学"--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科学化要求及其历史性限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反思表明,其研究现状尚未从根本上超出前科学形态;当前的迫切任务是颠覆原有的"神学叙事"范式,构建"科学历史"的范式,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科学化即由"前科学"向"科学"的飞跃.但是,"历史科学"的一般性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特殊本质,又要求我们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科学化的过程中不能重蹈西方科学主义的覆辙,而必须在"本文(马克思哲学)"与"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与"叙事(意识形态)"、"逻辑(内史)"与"历史(外史)"、"同一(建构)"与"差异(解构)"之间既保持必要的张力,又坚持具体历史的统一,以期超越科学主义与历史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在成为"科学的"历史的同时成为真正"历史的"科学.     

朝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实本身——再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依据、基本路径与研究走向

作为事实本身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学理依据上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科学性、开放性、世界性的"理论品格"、中国的社会变迁及由此产生的"理论需求"、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理论研究者的"理性自觉"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诸多方面的"相融相通"。在基本路径上则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辩证互动的"问题式"对话、马克思主义文本与中国解释者视域融合的"解释学"对话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交往式"对话。在研究走向上应该从"学科闭守"走向"学科间性"、从"单向度割裂"走向"系统性整合"、从"精致科学的构造"走向"问题意识的重塑"、从"文本原意的追寻"走向"文本与研究者之间的解释学对话"、从"本土视域与世界视域的分离"走向"历时聚焦与共时比较的并重"。     

马克思主义的民间立场和田野研究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对象化观念性现实存在,可以从三个基本视角来看,一是把它看做意识形态,二是把它看做理论体系,三是把它看做文化现象.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上层建筑,它蕴涵着"官方立场";作为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专家学者学术研究的文本符号系统,它蕴涵着"知识分子立场";作为文化现象的马克思主义,内化积淀于民众心理状态中,渗透附着于民众生存状态中,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它蕴涵着"民间立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民间立场"是原生态的,"知识分子立场"是次生态的,"官方立场"是又次生态的."官方立场"通常从"政治语用学"或"政治解释学"的视域来阐释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版本研究"以及"比较研究"则往往是"知识分子立场"的表现.笔者在本文中所提出的"田野研究",是在"民间立场"上借用人类学、民族学术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论,它主要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种文化现象,揭示内化积淀于民众心理状态、渗透附着于民众生存状态和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人们所实际接受、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田野"."田野研究"的最终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民间立场"的呈现,它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何种性质和程度上被广大民众所接受、传播,启明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所蕴涵的文化精神,并且为我们实现马克思主义"民间立场"与"官方立场"、"知识分子立场"的视域融合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背景.     

神会“中国马克思学”的“实”

"中国马克思学"在当代的出场,必须抓住其"实".从内在属性的"实"来看,"中国马克思学"是科学与哲学的辩证统一;从方法论的"实"来看,"中国马克思学"遵循解读而非解构的学术主旨;从价值论的"实"来看,"中国马克思学"是学术与意识形态的辩证统一;从时代定位的"实"来看,"中国马克思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取向之一.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路径的反思与前瞻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三种基本路径:经典文本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及从"走近马克思"到"走出马克思"。在解读经典文本的过程中存在"过度诠释"、误读的倾向;在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对"批判的批判"进行"辩护"和盲目追随的嫌疑;在探索"走近马克思"到"走出马克思"的实践中,不免陷入由"回到马克思"而"停留于马克思"的窠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迫切需要对现有研究路径进行反思与匡正:将文本书写逻辑前置于文本解读逻辑,以文本承载的马克思思想为文本解读的核心内容;辩证地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深入挖掘其问题意识并透视其开放性;实现从"理解马克思"到"运用马克思"和"发展马克思"的研究新路径,形成突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困境的理论意识自觉。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论题的细化研究——评王增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

王增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全书体系完整、框架清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问题有着追根探源式的系统分析与思考,并对一些问题作答让人眼睛一亮,勇于"旧"题新做、大题小做。当然,也有其不足之处。     

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述要

近年来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两个部分,发表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但是,上述两部分的学理方面的问题仍然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而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几次论战的研究仍然相当薄弱;实践唯物主义的创新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系列重大理论与方法问题亟待厘清;更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命运与时代价值这样的命题有待破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的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辨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作为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种普遍范式更多是从解释学的视角印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外显的历史进程和理论形态,而不是从整体性的范畴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的生成逻辑和衍进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唯有致力于历史已然、现实应然与将来必然的辩证统一,着眼于实践具体、理论抽象与逻辑概括的有机和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研究范式才得以可能.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的学术意义——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之间保持张力与平衡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出的学理目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需要对其进行充分的描述、阐释和建构.运用"问-答"模式解此疑难往往遮蔽或平面化了其实质性哲学意义,抽离了哲学的本体而解构了对意义的追问.借助元哲学理论方法,分析问题本身的元表达和元陈述的语言条件及其内在构成,通过这一过程使"意义"被积极地描述出来,即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作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发展史进行具体梳理、阐释及超越,把它作为合理的"研究方法",视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合理的创新范式,自觉克服非中国的、非哲学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倾向,并在二者之间保持积极的张力和结构的平衡,激活与展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造性和生长空间.     

历史·政治·空间:2011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回顾2011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大致可以梳理出三个关键词:历史,政治,空间。就"历史"而言,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尤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另一方面是历史唯物主义,两者都离不开政治和空间的考量。就"政治"而言,自然不乏哲学的政治     

文学研究如何应对视觉文化的挑战

文学研究要应对视觉文化的挑战,一方面需要对文学研究当下存在的主要问题作出合乎实际的理论判断,另一方面更需要对视觉文化目前的研究现状有较为准确的把握与认识.文学研究在不断"扩容"的过程中,需要有明确的对象意识、边界意识、学科意识.可以对文学进行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文学研究可以有自身的文化之维,但其目的是对文学自身的丰富而非消解,是对文学自身的深化而非解构.     

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综述

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说,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过了一个从"误读"到"重读"再到"重建"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首先是经过了一个"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恢复阶段（这项工作主要是在 70年代末到 80年代初进行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第二个阶段发生在整个 80年代,这是一个进一步突破前苏联教科书体系教条束缚,拓展研究视野,创建新的理论体系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尝试着突破旧体系建立新体系,所以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可以用"思想突出"、"学术浅入"、"体系草创"、"学派萌生"来概括。到了 90年代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趋势特点是"建（见）卓（著）于微",即从具体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文本细节入手,著文立说,创建学派,从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有基本概念范畴入手来突破原有条条框框,阐释其当代的意义与价值。从总体上说,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就是逐步形成了分工明确的、体系完整的学科群体,呈现出多元化（虽然并不是十分明确与自觉的）解释态势。     

十七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关系研究综述

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科学内涵,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关系的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侧重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具体化、民族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则侧重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具体化、民族化,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问题.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关系有不同的见解,主要观点有"前提论"和"目的论"、"互为前提论"和"互为目的论"、"同一过程中不同侧重论"等.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反思

把"生于"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拿过来"并"化"为"中国的"东西,实在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但是,长期以来,对于这样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我们并没有真正地将之放在哲学层面上加以概念性的反思,以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业内惯用语似乎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概念黑洞".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里面隐藏着诸多需要审视与明辨的关系,譬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主体建构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特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的内在结构问题,等等.只有对这些关系进行认真地剖析与反思,我们才能更有效地避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简单化、庸俗化甚至是歪曲化的倾向,才能更有力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边界、问题与方法——一个基于问题意识的历史反思和创新展望

学术研究有大道理大问题与小道理小问题之分,治学者当先思考和解决大道理大问题。新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新也必须首先着眼于其大者,这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守正创新有关的"理论边界"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什么是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弄清这个"是"与"非"的界线或曰边界究竟何在,是继承守正的前提,也是创新发展的基础。确立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边界"意识,首先要强调文论研究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精神、原则和主要观念上来。在此前提下,还应将守护边界与拓展边界有机统一起来,在内聚性的守持与开放性的外拓之间建立起一种既守护住"主义"又使"主义"获得新的时代内蕴的创新机制;二、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有关的"中国问题"。中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历史无不表明,有没有问题意识,能否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之中发现和找到属于自己的问题,从问题入手展开理论之思,是理论研究能否取得成就产生影响的关键。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要树立问题意识,与学界普遍强调的现实关怀意识和中国化,实质上是一致的;三、推进思想创新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本来具有方法论上的巨大优势,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许多时期,研究方法甚至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最为薄弱的一环。基于此种状况,必须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两大基本原则:其一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原则,其二是逻辑与历史或者说是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相一致的原则。在遵循这两大原则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还有一些更加切近文艺特性的研究方法,也应予以发扬光大,这主要有三个具体方法:一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而形成的意识形态分析方法;二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并汲取了各种现代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辩证思维方法;三是基于对象感性存在特殊性之艺术的或美学的研究方法。     

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学术研讨会述评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运用中的重大课题。艾思奇是这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代表人物之一。围绕"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主题,紧扣我们党理论创新发展的主线,在云南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会举办的首次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对艾思奇的思想理论、学术成果、历史贡献,以及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等方面的当代启示进行了研究和讨论。研究会的成立和相关学术研讨活动的持续开展,将有助于推动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深化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