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在重大流行病疫情防控中的应用及展望

重大流行病疫情都具备范围广、跨区域、全社会、全球性等重要特征,流行病疫情的全要素、全过程管理可以充分发挥现代大数据数字技术功能。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为例,论述了大数据在支持临床诊疗持续改进、支持病毒溯源与分析、支撑流行病学调查与诊断、精准监测和研判疫情、有效排查疫情、远程医疗诊疗、准确预警疫情等疫情防控全过程中的应用,提出了大数据助力疫情期形势综合研判、构建适应于国家到社区“六级”联防控体管理决策系统、疫情期间科学化和精准化社会治理、AI智能创新医疗产品、智慧医疗行业和疫情后期社会经济恢复与发展方面的创新和应用,分析大数据在重大疫情防控应用方面存在的数据准确性、数据割裂、数据公开与隐私保护不足等问题。     

论重大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在重大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进行个人信息共享,是对疫情状况进行研判预测的前提.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期,个人信息共享中存在信息获取内容的非必要性、信息获取主体的非授权性、信息登记传播的非隐私性、信息获取使用的非程序性以及信息泄露侵权风险.在重大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的获取应该遵循程序法定原则,认定只有法律明确授权的机构才能收集个人信息,获取信息内容应当以必要性为原则,获取过程需要遵循告知同意原则,在个人信息的合法使用中,应符合目的性原则,实现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对于重大疫情防控时期个人信息共享中的侵权问题,应当区分不同情形,认定相关主体的补充责任、按份责任或连带责任,实现疫情防控时期个人信息的依法保护.     

疫情防控背景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被重新激活,对刑法第330条第1款的修订有其正当性基础,也是现实的迫切需要,更有利于规制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的行为,有效惩治和预防犯罪。从客观方面来看,妨害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病的防治也可构成该罪。从犯罪主观方面来看,该罪应界定为故意犯罪,这可以从刑法总则对过失的界定以及该罪的罪状表述推断出来。对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认定,从犯罪的四个构成要件方面,其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可以明显区别开来;对于该罪的刑事处罚,要考虑的是结果与具体危险可以适用同一法定刑,而且在目前疫情情况下可以从严处罚。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重大疫情治理研究

社会组织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新冠肺炎疫情治理中发挥着整合社会资源、引导正面社会舆论、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等重要作用。同时,社会组织在疫情治理中也面临着自身发展能力不足、缺乏系统化的制度机制体制、社会监督与反馈明显弱化、合作平台建设方式单一等诸多现实困境。而需要基于明确价值定位、优化制度环境、创新治理方式、积极借鉴经验等维度提升社会组织治理效能,以实现科学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客观要件分析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依然紧张的形势下,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刑事案件激增,有关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学术探讨也日益高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应是叙明罪状,而非空白罪状,能够引证参照依据的原因是其符合参见罪状的要求.参照依据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类的规范性文件,但不包括司法解释性文件.妨害传染病防治的实行行为包括违反医疗机构的管控措施及政府下达的强制措施,主观罪过应为故意,该罪客观构成要件应在刑法条文、实害结果、具体危险、刑法入罪与行政处罚区辨化上予以细化、完善.     

新冠肺炎疫情对法律服务行业的影响研究

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肆虐,对世界经济和社会影响巨大。在此背景下,法律服务行业中的典型代表律师事务所面临客户流失、传统服务模式受限、固定成本压力加大、司法链条受到冲击等挑战,但同时短时期内出现了部分案件需求增长、案源拓展模式创新、政策环境和缓等机遇;法律服务行业中新兴业态法律科技公司同样面临变革的机遇。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新的变化,从业者们应及时提升认知,创新行业获客模式,推动业务转型,深入挖掘社会治理法律业务。     

新发传染病疫情防控中的理性流动管控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控制过程中,各地采取的人员流动限制包括个体隔离、疫点和疫区的封锁、非疫区的人员流动限制等。人员流动限制不仅有力防止了疫情扩散,还使得国家和部分地方政府公信力提升、各行业互联网应用水平提高、部分职业声誉提升和家庭成员交流沟通机会增加,但也存在增加疫情控制管理成本、加大民众心理压力、影响家庭日常生活、易引发社会冲突、妨碍社会经济发展等不利影响。本次疫情防控中还出现了区域间与区域内管理冲突、非理性流动限制、管控标准不一和后续保障服务不足等问题,建议建立新发传染病疫情控制关口前移、容错纠错、动态决策机制,建立流动限制后相关生活医疗保障和心理关爱机制,加强传染病协同防控能力和提升传染病流动限制智慧化管理水平。     

中国重大传染病分级诊疗制度探究

新冠疫情给医疗资源配置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分级诊疗制度是重大传染病防控下医疗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在信息不完全的现实条件下,保证一定治愈概率和有效的医疗服务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即使不采用行政命令强制干预,分级诊疗制度依然能够保证不同患病情况的患者获得相应的最优医疗服务,同时避免“医疗挤兑”。因此,为保障重大传染病防控下分级诊疗制度的长效运行,应及时建设重大传染病分级诊疗体系、完善行政工作过渡以及精细化医疗服务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     

重大疫情防控中的公益伦理思考

重大疫情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严重威胁,疫情防控中的公益活动集聚社会力量,能有效弥补政府救援短板,在疫情大考中展现夺目的风采。利他主义、公平正义及公共利益是重大疫情防控下公益伦理内涵的三大要素,但非常时期的公益救助也难以避免伦理问题。文章围绕公益组织的公信力、公益伦理价值共识、公益活动主体的权责界限等方面,从现实、认知和行为三个维度分析重大疫情防控中公益伦理问题的表现和原因,并提出重建公信力与德育相结合,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互补的伦理对策。     

从疫情防控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族人民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是全国人民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巩固疫情防控的主体地位、奠定认同基础、提供集体依托等。疫情之下挑战重重,要明晰疫情应对中的制度优势,坚持从党的统一领导、全民参与、舆论引导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巩固疫情防控中的“巍峨长城”,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战疫”。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我国重大疫情的舆情应对与信息治理研究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各种社会治理问题都应依靠先进的思想和技术,各项社会工作都应秉承相关思想,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接受了重大考验,但诸多方面仍有不足.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研究我国在重大疫情中的舆情应对和信息治理问题,明确其特征和不足,进而实现治理改变,能够提高我国...     

重大疫情危机事件网络谣言治理--以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为例

在重大疫情危机事件中,网络谣言削弱政府公信力,不利于众志成城抗击疫情。以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为例,分析网络谣言传播的特点与危害、成因与治理,对打赢疫情阻击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要从疫情信息及时公开、树立良好政府形象,增强政府公信力、网民伦理教育和网络法律监管等方面加强对网络谣言的治理。在此基础上,对新冠肺炎疫情事件网络谣言展开进一步思考,反思其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对口支援——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考察对象

对口支援是一项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有着突出的治理作用。新冠疫情作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党和国家在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力以赴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形成了以政府主导、企业协同、社会支撑为主要特征的对口支援主体。通过派遣医疗队、供应防疫物资等措施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奠定了雄厚的基础,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组织领导机制、人员选用机制和后勤保障机制等保障了对口支援的高效运行。在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中,科学有效的对口支援不仅彰显了中国制度优势、体现了中国抗疫精神、增强了人民战疫信心,而且为世界防控新冠疫情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