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合记》研究简

《玉合记》源自唐传奇《柳氏传》中的韩柳故事,是明代中晚期传奇“文词派”作家梅鼎祚的代表作品。《玉合记》的问世具有非凡的艺术特色和时代精神,从中可以看出,明代理学思想盛行,对女性“贞节观”的高度重视;明代传奇文学创作中叙事艺术的大幅提升,以及文人士大夫阶层顺应时代潮流加入传奇创作的深层原因。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抉择 ——从唐代户婚制度看唐传奇的婚恋现象

从唐律特别是户婚律这一角度审视唐传奇中的婚恋小说,其主要内容存在着突破与遵循的双重性.唐律确定了良贱等级制度,保护了家长特别是男方家长对婚姻的控制权,从而使女性处于受压迫的不平等地位,因之女性对婚恋的追求表现得比男性更为勇敢果毅.唐传奇小说及其人物对礼法突破与遵循的双重性,使得人物在理想与现实的两难抉择中刻画得更为生动活泼,从而更深层次地反映了唐代丰富而广阔的社会现实.     

粤剧《柳毅传书》对唐传奇《柳毅传》的改编与创新

中唐李朝威的《柳毅传》是优秀的唐传奇作品,后世文人将之改编成戏曲者层出不穷。从唐传奇《柳毅传》到粤剧《柳毅传书》,作品故事、人物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本文将粤剧《柳毅传书》与原作唐传奇《柳毅传》在主题、人物塑造、情节改编三方面进行分析比较,研究两者之间的异同,进一步探讨不同时代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对于男女两性人格和社会地位认知模式变化的作用和影响。     

《玉合记》研究

《玉合记》源自唐传奇《柳氏传》中的韩柳故事,是明代中晚期传奇"文词派"作家梅鼎祚的代表作品。《玉合记》的问世具有非凡的艺术特色和时代精神,从中可以看出,明代理学思想盛行,对女性"贞节观"的高度重视;明代传奇文学创作中叙事艺术的大幅提升,以及文人士大夫阶层顺应时代潮流加入传奇创作的深层原因。     

《任氏传》的女性主义解读

唐传奇《任氏传》中的任氏并非如一些论者所言,具有反抗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平等爱情的精神。其实,她并不具备主体性与独立人格。她是男权意识中“贤妻”与“荡妇”的糅合,纯粹是作者男权无意识中的欲望流露。     

唐传奇男性形象的人格魅力

唐传奇塑造出了一系列性格迥异的男性形象,较为全面地反映出了唐代独特的精神风貌和社会现状。唐传奇中男性形象真实、复杂,拥有独特的人格魅力。既有着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英雄梦想,又有着坚守道义、慷慨轻死的文人风骨;既扶危济困、行侠仗义,又尊重女性,崇尚美好。     

门第观念对唐传奇婚恋作品的影响

唐代社会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思想文化呈多元状态。这一时期,门第观念在社会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重视门第的社会风气,对唐传奇作家的创作和审美心理,有着极大的影响。这种重视门第的思想,不仅表现在唐传奇中人物姓氏的设定和作品思想内容的营构上,甚至影响到了作品中人物的最终命运。     

“三言”女性群像中的雅俗共赏趋向

＂三言＂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体现了市井文化与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的趋向。在文人参与到小说创作中之后,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明显地具有了文人的叙事意向和审美趣味;但是多变的人物命运,曲折的故事情节又是＂三言＂中的女性形象深受市井文化影响的具体表现;大团圆的结局既迎合了市民的审美趣味,又张扬了惩恶扬善的思想观念。     

满族说部女性传奇故事的文化解读

满族说部的女性传奇故事是满族创世神话的移位,传奇故事中的女性形象或为历史人物,或为传说人物,她们已经失去了神话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男权社会中男性的附庸。在满族说部的传奇故事中,既表现了女神神话形象的变形,又表现了女性的悲剧性命运。女性人物的神话化使女性历史人物获得了原型性表现,而女性人物在现实中的悲剧性结局,又使女性衰落的现实体验获得了真切的表现。传奇性的表现使女性传奇获得了神话性传统,而悲剧性表现又使传奇获得了现实的生命体验。这两者的结合使满族说部女性传奇故事获得了极大的思想情感张力。     

试论明代文人传奇对性爱的形上之思

明代文人传奇对男女性爱的形上之思与其时代精神状况相适应,认为性爱的终极依据在于天理,男女的性爱婚姻是由天缘促导而成,它不表现为人的生存偶然性,而是天理展演的必然性结果,因而明代文人传奇世界把自然之天实体化为神灵之天,与天理的人世化身——帝王共同维护人世性爱因缘的规范性秩序。     

女侠形象投影下的唐文人心态

唐小说中女侠形象大都是以被褒扬的姿态出现的,体现了唐文人对女性的尊重与赞扬,“女侠艺高”展示了文人慕侠心态下对“男尊女卑”传统的超越与挑战;侠女的“主动求偶”是文人补偿心态下沟通与对话的需要;女侠的“全身而退”反映了道教文化重生心态下对贵生和重命的追求;女侠的武技描写体现了唐人嗜奇心态下的虚构与夸张。     

论李商隐的女冠诗

李商隐诗歌中有一类很特别的诗———女冠诗,这类诗反映了李商隐一段不同寻常的秘密恋情。这类诗感情真挚缠绵,带有浓郁的感伤情调,还渗透诗人的身世之感。李商隐的女冠诗具有纯情化、纯诗化和象征化的特征。他把古代文人爱情诗提升到纯粹感情的领域,实现了由欲到情的升华超越。李商隐的女冠诗闪耀着人性的光华,昭示着晚唐时期人性的觉醒和回归。     

孝是仁之“生意发端处”——王阳明仁孝关系思想探析

"仁"和"孝"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范畴,在一定意义上,儒家文化可被称为仁孝文化。对于"仁""孝"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很多学者进行了阐述,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汉唐学者多认为孝是仁之本,孝在先,仁在后;宋明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仁是孝之本,孝是行仁之本。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在"良知"的基础上重新定位了仁和孝,他认为仁是良知之理,与良知不可分割,孝是良知与物(事亲)相感发出的表德。在仁孝关系方面,王阳明既沿袭了程朱的观点,又进行了新的阐发。他认为,仁是体,是孝的人性依据,孝是仁的发用流行,且是仁的先发。仁发用为爱,孝是爱亲,在所有的仁爱中最为真诚深厚。仁爱具有普遍性,但往往因条件受限而无法实现。在此情况下,王阳明认为应遵循"优先原则",孝被置于最优先的位置。     

两性视野中女性成长的困境与突围——以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为例

父权制意识形态笼罩下的两性之爱必然建立在一种性别等级制度之上,因此,两性风景中的成长女性注定在陷落与突围的窘境中进行着艰难的跋涉。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成长小说拒绝回避女性成长过程中两性文化情境的诡异与复杂,鲜明地揭示了成长女性在道德价值与性别价值悖论、女性欲望悖论中深陷的困境,并在直面困境的过程中,细致地描写了她们艰难突围的心路历程,努力探求理想的两性之爱对于女性主体性成熟的积极意义,从而呈现出独特、丰富而又深刻的内蕴。     

唐人小说中的奇幻女性形象探析

唐人小说以虚构手法塑造了一系列既具有世俗女性的优长,又拥有特异能力的奇幻女性形象,这些奇幻女性形象可分为女仙、女妖和女侠三大类型,其悲欢离合的人生际遇,真实地展现了唐代社会的婚恋状况,同时也折射出唐代士人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及个人理想。     

仁与宋明理学的基本特征

宋明理学是新儒学,仁集中体现了宋明理学的这一特征——既是对孔孟思想的继承,又是创新:如果说宋明理学家对仁的重视秉持了孔孟的思想旨趣的话,那么,对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诠释则体现了有别于孔孟的新认识。在对仁的诠释和论证中,宋明理学家一面强调仁与爱密切相关,一面将仁界定为"爱之理",在爱、恕、公的相互作用中臻于仁的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同时强调仁之一体中的差等和厚薄,最终将基于宇宙秩序的一体而等差贯彻到社会秩序和家庭秩序之中。     

自私的亚当：论中国现代男性作家的欲望转移

"五四"时期社会解放话语中的"婚恋自由",自然是具有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的重大意义。那么这种由男性启蒙者所定义的"婚恋自由",究竟是男性社会在自我主张其"欲望"之"恋"呢,还是他们自以为是地去替女性言说"性苦闷"?通观"五四"时期男性作家笔下的情爱文学,毫无疑问都是以"解放"女性为己任,肆无忌惮地去宣泄着他们自己的性欲冲动,却又让女性群体去为其喝彩并自觉地认同——男性"欲望"的空前"解放",是女性"悲剧"的最大根源;因为女性追求"爱情"的美好理想,早已被男性无节制的"欲望"所吞噬了!     

道教房中术对中晚唐艳情诗的影响

房中术是道教主要法术之一,在中晚唐十分流行.服食丹药与房中术是通向长生的两个主要途经,且服食有助于房中术养炼.而这恰好符合此时文人既嗜欲又延年的社会文化心理.房中术对中晚唐文人艳情意识的催化有着重要作用,进而促成了艳情诗在中晚唐的勃兴.     

激越的浪漫 凄美的感伤——《牡丹亭》和《长生殿》“情至”理想比较

汤显祖的《牡丹亭》和洪?的《长生殿》都歌颂了"情至"理想,然而由于时代和作家个人等方面因素,二者在"情至"、"情始"、"情追"、"情圆"等具体表现方面有着诸多不同。《牡丹亭》欢快激扬地唱响热烈与浪漫,《长生殿》则凄美婉转地吟出悲郁和感伤;前者是万物欣欣的阳天春日,后者是西风残照的落日余霞——绚丽至极却又透出几分萧瑟悲凉。     

大学生"仁"观结构研究

本研究以开放式问卷调查为基础,初步提出了大学生"仁"观的理论结构假设,编制了大学生"仁"观问卷,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1)本研究所编制的"仁"观问卷具有较高的信效度;(2)大学生心目中的"仁"主要包括"爱"、"忠与恕"、"义"、"礼"和"智与自强"五个因素;(3)"仁"的意义与结构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在大学生的心中,它是君子人格的全德性、特质性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