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慎独之说”浅议

刘宗周是晚明大儒,他上承王阳明,“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下启黄宗羲,开浙东学派之先河,在明清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浙东学术绕不过的思想家。刘宗周自称其学术为“慎独之说”。他说:“千圣相传,只慎独二字为要。”(《刘子全书遗编·阳明传信录》)他的学生黄宗羲也说:“先生之学,以慎独为宗。”(《明儒学案·蕺山学案》以下     

顾宪成理学思想述论

顾宪成是明末东林学派的主要创建者。在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家黄宗羲撰述的《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中,赞扬他和高攀龙创建的东林学派是“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的《小心斋札记》、《还经录》、《质疑编》、《证性论》、《桑梓录》等著述,被后人编为《顾端文公遗书》。顾宪成年轻时,初学于张淇门下,后又从师于薛应旗。薛应旗从师于王守仁弟子欧阳德。从师承上说,顾宪成是王门三传弟子,但因其师张淇和薛应旗已由王学转向朱学,故而顾宪成的理学倾向,亦宗程朱而斥王学末流。     

论梁章钜著述创新

作为近代著名的经世名臣和著名学者,梁章钜著述繁富,在清代中晚期的学者中,可谓是成就卓著。他所著的《称谓录》、《楹联丛话》、《枢垣记略》等著作都堪称是各自领域的创新之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梁章钜的著述成就,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因素。在近代文化史上,梁章钜是一位十分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文化人物。     

黄宗羲反君权思想的历史地位

<正> 黄宗羲在中国思想史上占了两个突出地位:一是他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为中国最早出现的两部思想史;一是他的《明夷待访录》,为中国古代反君权思想的最有代表性著作。古来学者都肯定他在前者的地位,而少肯定他在后者的地位;就是都强调他是思想史家,而少强调他是思想家。我以为在中国思想史上,他在后者的地位比在前者的地位更加重要。现在就来专论和详述其在思想史上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中国思想史中最重大最关键的是君权问题。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最突出的;而最能围绕这个首要问题去反对它和想法去纠正它的,就是明清间的黄宗     

科斯教授和新制度经济学

罗纳德·科斯教授是经济学界的传奇人物。他一生著述不多,总共只写了三四十篇论文,但其中的两篇使他在80岁高龄时获得了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篇是他25岁时构思并写就,27岁时发表的,题为《企业的性质》;第二篇是时隔23年后写成的,题为《社会成本问题》。这两篇共4万余字。在他学术生涯的早期,他的理论贡献并不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认识和承认。可以想见,他是一个坐了多年冷板凳的人。对此,科斯在他的“领奖演说”结束时恢谐地说道:“一个学者必须承认,如     

罗钦顺的儒释之辨——兼论其与关学和洛学的关系

黄宗羲在评价罗钦顺之学时引用了高攀龙的一句话:“先生于禅学尤极探讨,发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来,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高氏此论源于嘉靖年间黄芳为《困知记》前四卷写的《序》(见《困知记》附录)。黄宗羲在引此话后说:“呜呼!先生之功伟矣!”(《明儒学案》卷四十七)由此可见,罗钦顺的儒释之辨在明代中期和后期都曾受到很高的评价,而黄宗羲也是把罗钦顺作为明代儒释之辨的最杰出的代表。 罗钦顺(1465—1547)的学术经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弘治六年(1492),罗钦顺至京师,举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这是他参佛而有所悟阶段的开始;弘治十五年(1502),罗钦顺升南京国子篮司业,这是他“年几四十,始慨然有志于道”(《国知记序》),知前所悟“乃此心虚灵之妙,而非性之理”阶段的开始;嘉靖元年(1522),罗钦顺辞官不就,返回故里,这是他“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见乎心性之真”(《困知记》卷下),陆续写成《困知记》各卷阶段的开始。     

略论福建杰出史学家郑樵

郑樵是南宋初期我国杰出的史学家,他勤苦攻读,学识渊博,尽毕生精力从事史学研究与著述。他著作很多,其代表作《通志》对我国古代史学史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历代史学家对他及其著作,有很高的评价,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拟从其对史学勤苦探索的一生、史学思想及对史学的贡献作简略的论述,以就正于方家。     

简论孙奇逢兼容并包的治学方针

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生于明万历十二年(1585),卒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原籍直隶容城县,后改入河南辉县籍。17岁中举,屡经会试不第。明清两代多次拒绝朝廷征聘,而以讲学著述终其生。因长期在辉县夏峰村聚徒讲学,故有“夏峰先生”之称。有《夏峰集》、《理学宗传》、《四书近指》、《书经近指》、《读易大旨》等著作传世。他是明清之际学术大师之一,与黄宗羲、李颙一起被人们推尊为清初“三大儒”。他还是一位气节奇伟之士,曾勇敢地参加反对阉党和抵抗清军的斗争,获有“始于豪杰,终以圣贤”(申涵光《聪山集》卷3《孙钟元先生诔词》)的美誉。因此梁启超盛赞     

一本必要的书——《黄宗羲诗文选》介绍

明清之际的文化巨匠黄宗羲的第一个诗文选校注本《黄宗羲诗文选》终于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郑重推出。在学术著作出版艰难的情况下,这部书能够出版,是值得庆祝的。 关于黄宗羲的崇高历史地位,我国著名的文化史专家蔡尚思教授在给《黄宗羲文选》的“题辞”中,以“六个第一”作了概括:“黄宗羲在政治思想上,独敢公开反对中国古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他“首先反对传统的“工商皆末”而提出工商“皆本”;“他最先编著中国学术思想史”;“他是明清史学界浙东学派的祖师”;“他编了最大的一部《明文海》”;“他最博学,最多读书,实在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之上,而为古来儒林所未有。”     

钱穆对《明儒学案》评价之转变

钱穆起初对《明儒学案》评价较高,直到讲授《中国史学名著》时仍对《明儒学案》推崇备至。而从1971年3月之后的一些著述中可看出,钱穆逐渐不同意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的一些观点,批评其"门户之见",论明代学者时亦举出《明儒学案》所未收之材料进行分析。钱穆对《明儒学案》评价的转变,与其学术思想从"阳明学"到"朱子学"的转向密切相关。     

略论张载哲学的是非功过

张载是我国十一世纪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他的著作主要有《正蒙》、《横渠易说》和《经学理窟》,此外还有一些语录。在这些著作中,除了《横渠易说》之外,其他都不是系统的著述。《经学理窟》和语录是他在读书和讲学时所写所说的体会,《正蒙》则是一部哲学笔记。《正蒙》虽然代表了他最主要的哲学思想,但并不是一气写成的,而是他几十年的学习和研究心得。在他去世之后,这些心得由他的学生范育、苏整理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由于这些心得不是出于     

论《日知录》的史论性质

《日知录》并非纯考据著作,而是一部以考据形式出现的融汇了明清之际时代精神的史论。《日知录》结构较为完整,主题明确,史料严谨,于叙事之中寓论断,反映了顾炎武对于明末清初这一重大转折时刻的深刻认识。该书著述宗旨明确,以总结历史经验的方式对封建专制作了严厉批判,主张回归原始儒学,倡导经世致用,是明末清初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交相辉映的史论名著。     

王船山《楚释通辞》考

<正> 《楚辞通释》是王船山借注释《楚辞》来表达其爱国民族思想的重要著述,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船山67岁)撰写,为船山晚年名著之一。在《楚辞通释》内,船山为避清廷耳目,以极为隐晦的笔法,寄托他的君国之思,借楚国的颠危来比喻明朝的覆灭,偕屈原的被谗比喻自身的遭遇,委婉曲折地表达他的民族思想和自身的     

元好问在河南文论著作简论

奠定元好问在中国文论史上地位的是他在河南居留期间的论著。元好问主要的文论著作可以说都是这一时期写成的。这些论著体现了元好问文艺思想的主要内涵,研读这些作品对于理解把握元好问的文艺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一 元好问在河南居留近20年,创作了大量诗文,也写下了不朽的文论著作。 继杜甫论诗诗《戏为六绝句》后,中国文论史上最著名的论诗诗是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写作时年二十八岁,在三乡(今河南宜阳县)。当时,他结识了不少文友,也有机会研讨创作。     

“管理者必须成为哲学家”——企业家的哲学素养漫议

七十年代,当代卓越的管理大师松下幸之助远离尘务,潜心著述,将自已毕生的经营之道撰写成书,他为那部充满商战谋略和人生智慧的书起名为《企业经营哲学》,几乎在同一时期,英国著名管理学家克·霍金森在他名噪一时的《领导哲学》中讲了一段近乎格言的话:“倘若哲学家不能成为管理者,那么     

黄宗羲《明文授读》拒选陈子龙文之原因探析

著名文学史家钱基博对黄宗羲《明文授读》不选其好友、且在明末文名籍甚的陈子龙之文表示质疑。经过深入考察,我们认为:黄宗羲之所以在其《明文授读》中拒选陈子龙文,原因是他属于唐宋派,在古文理念上主张文道合一、文以明道,而陈子龙则属于七子派,尚秦汉古文,兼采六朝之藻丽。因此,出于门户之见与自己文道合一的文学理念,黄宗羲自然不选文字藻采的陈子龙之作,这也许就是其在《明文案序上》所说"钜家鸿笔,以浮浅受黜"的那样了。     

论黄宗羲“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思想的形成

黄宗羲的心学思想在其成熟过程中,受到同为蕺山后学的陈确、董吴仲、恽仲升等人的影响,其中又以陈确思想的影响最为关键.在陈确思想的影响 下,黄宗羲逐步放弃了他在早期著作《子刘子行状》中所坚持的本体即是“未发之中”的观点,而将关注的视线由先天的本体释读转移到后天的工夫落实上,并最终于《明儒学案·自序》中提出了以“工夫所至,即其本体”为思想宗旨的心学观点.在这种转变中,源自时代的思想压力与陈确思想的启发,是黄宗羲得出这一结论的两大原因.     

《聊斋志异》的写作动机

蒲松龄谈狐说鬼写成《聊斋志异》,其动机何在?学术界据《聊斋自志》一文,一致认为它是作者的“孤愤之书”,有所“寄托”.而《东岳论丛》1989年第四期所载《〈聊斋志异〉写作动机试探》一文,则有新的见解.该文作者王枝忠,是西北地区研究《聊斋志异》的专门家,有关著述颇多。他通过《聊斋志异》中各篇的写作时间及其内客的考察,认为蒲氏写作此书的思想动机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多样的;不是疑固不变,一以贯之的,而是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同     

梨洲遗著的新汇集——《黄宗羲全集》述略

一九八三年以来,浙江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受浙江古籍出版社委托,组织省内外学者二十余人开始编辑点校《黄宗羲全集》。全集由沈善洪同志担任主编,收集梨洲遗著(包括专著、诗文)三百余万字,分编为十二册。 黄宗羲是我国明清之际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又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史学家、文学家和自然科学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孜孜不倦的著述大师。     

郑樵的《通志》及其成就

郑樵是宋代一位著名的大史学家,《通志》一书是他毕生著述的总集。他的“会通”思想是其编著《通志》的总则,书中的《二十略》是他在史学上的主要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