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学界的新马华文文学"本土性"研究评述

近年来,新马华文文学的本土性作为新马华文文学的一项重要话题资源颇受大陆学界的关注。这一理论空间的开发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算起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文章将联系新马华文语境,并借重海外华文文学学术理念变迁、视野拓展的有关认识,以大陆学界的此类研究为观测对象,梳理总结这十几年来具有代表性的批评研究并作适当评价,揭示该论题的演进和它超越自身的启示意义。     

变异学视域下的新时期初现代主义论争研究

新时期初,中国文学批评界关于西方现代主义的论争,其焦点是如何认识西方的现代主义,中国是否能够发展西方的现代主义以及如何评价中国式现代主义写作。关于西方现代主义的论争实际上演化成了关于中国文学道路的探讨。从变异学视域来审视这场论争,我们将能更好地理解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语境下是如何发生变异与他国化、并进而参与到中国当代文学品格建构中的。     

新马华文文学萌发时间之我见

由于新马华文文学的发生、发展受中国五四新文学影响至重,历来的文学史都只关注其新文学的发生、发展,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所谓旧文学的萌发及其延续,因此,往往把新马华文文学的萌发时间定于1919年之后。我们认为,本土意识是海外华文文学的灵魂和纲领,考察海外华文文学,必须把立足点放在海外华文文学赖以产生的海外各国本土上。海外华文文学的萌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必须得有形成规模的华人移民群体(即华人社会)和华人学校;第二必须得有华文文学的创作者及其创作事实,并且这些作品必须得对当地的社会生活有所反映或表现;第三必须得有能让这种文学作品传播的载体,并且通过一定的传播手段传播于世。根据这三个必要条件,新马华文文学的萌发不应该忽视所谓的旧文学,其萌发时间应该是在1919年之前的旧文学诞生之时。     

南下的中国革命作家与新马华文文学的影响研究——以洪灵菲、许杰、马宁为例

文章集中探讨1927-1931年先后流亡南洋的三位中国革命作家洪灵菲、许杰、马宁在文艺理论、文化和社会活动方面对南洋社会和新马华文文学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影响的交互性。这对我们了解战前该时期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脉络有指示作用,同时具体到这三位作家,对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疆拓境”的一面应有更准确的定位。     

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道路和现状

东南亚的华文文学渊源于中国。她的萌芽是随着中国向东南亚地区移民开始的。作为一种白话文学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广泛诞生，是在中国发生了震憾世界的“五四”运动之后。在华文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经历过由侨民文学到本土文学的发展过程。出现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种创作思潮合流，而以现实主义为主潮的发展趋势。进入８０年代以来，文坛不同程度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文学进入了成熟期。当前的状况是喜忧参半，繁荣与困境同在。     

"话语霸权"阴影下的"自由人"--对"左联"与"自由人"论争的一点认识

20世纪30年代"自由人"胡秋原同"左联"作家的论争是特殊时代的一场特殊论争.通过从政治立场和文学主张去审视"话语霸权"阴影下的自由人,发现他们作为主流文学之外的一群小资知识分子,不是"普罗文学"的敌人,也没攻击"普罗文学".文章阐述了现代文学"话语霸权"的成因,力求再现论争的历史真实.     

"万里长城"与"马其诺防线"之间的突围--现当代欧洲华文文学新态势

现当代欧洲华文文学传承着20世纪初留欧学人精英文化的传统,作者普遍文化素质高,起点高,属学者型"文化精英".但人数少,也很分散,在欧洲本土强势文化壁垒下,只能处于边缘状态.不过这并不妨碍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华文作家和不少华文经典作品.值得关注的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来自中国内地的一批新移民作家群的出现,他们视野更开阔,题材更丰富,创作基调积极乐观,叙述方式更多种多样,是欧洲华文文学的新高点,显示欧洲华文文学在"万里长城"与"马其诺防线"之间正在艰难地突围.     

从范式转型看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研究

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即民国时期、新中国十七年与20世纪80—90年代,其中出现过两大批评范式,即心理学批评范式与政治批评范式。心理学批评范式肇始于20世纪20—30年代,是民国时期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的一股重要潮流。新中国早期,文艺批评界将英美乃至西方现代派文学一律贬斥为“反动”、“颓废”、“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文学,政治批评范式由此诞生,并出现了第一次范式转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爆发的现代主义文学大论争是两种批评范式所代表的不同学术理念和价值取向所表现出的公开对立状态,而90年代批评界“话语上的改口”是第二次范式转型的标志。在两次范式转型过程中,学术话语的历史传承与“话语平移”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而当下对英美现代主义文学评价的“合法化”状态,是学术研究的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战前新马华文文学的多棱镜——杨松年《南洋商报副刊狮声研究》发微

依据新加坡学者杨松年《南洋商报副刊狮声研究》所提供的资料,系统论述了《狮声》与二战前新马华文本土文学之崛起,《狮声》与新马华文大众文学之滥觞,《狮声》与战前新马华文民族爱国主义文学之高扬三个问题,借此再现了战前新马华文文学成长壮大的曲折历程和多彩画面。     

作为"殖民者"的鲁迅

新加坡学者王润华借用西方后殖民话语,把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经典看成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殖民者",暴露出后殖民视角的偏颇与狭隘.本文通过批驳王润华的后殖民文学观,引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双重文学传统"问题,而鲁迅经典在东南亚华文文坛的传播与接受,正是中国文化/文学传统与本土文化/文学传统结合后的表现,也是东南亚华文文学完成本土性建构以区别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意义所在,所以说,鲁迅并不是"殖民者".     

"破"与"立"--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解构与重建

面对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过度弘扬所陷入的理论困境,以及主体性原则在实践中的无度发挥所招致的灾难性后果,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体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致力于解构作为现代主义深层本质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解构现代主体性的同时,又努力在现代主义的"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后现代主体性。     

释爨及西爨白蛮

本文依据古籍文献及碑碣资料,对历史上南中大姓的主要代表爨氏家族的历史源流作了全新的考证,并对云南地方史和民族史中颇有争议的学术问题提出新的看法,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前""后"对称说

曾有学者认为现代汉语中的时间词“后”不能指过去，因此时间词“前”“后”在语义上是不对称的。其实，“后”可以指过去，时间词“前”“后”在语义上是对称的。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前”“后”对称的语义基础，以指导我们的语言运用。     

通向“存在”与“神圣”——海德格尔关于“诗”和“诗人”的界说

该文遵循现象学阐释学原则,面对海德格尔思想文本自身,解读海德格尔诗学言论的意旨。作者认为,海德格尔界说“诗的本质”乃存在之创建、通向存在之近处和神圣,以及界说“诗人的使命”在于道说神圣、还乡和期待上帝,都表达了对现代主体形而上学所导致的“贫困时代”中人的生存状况的思考,指示着对人的本真存在的切问,体现了海德格尔“反主体形而上学”之思的一致性。     

“推敲”的原则与途径

当前许多教师在回答“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一联中“推”与“敲”的优劣时，往往以故事的演进、情节的展开为依据，他们认为贾岛的《题李凝幽居》只不过在叙述着贾岛自己一段拜访友人的经历，情节之外所有的诗性因子就这样被他们一一抹杀。其实，《题李凝幽居》的主题应该是突出李凝居所远离尘嚣的岑寂，在创作方式上存在着“妄想揣摩”的可能性，并非一定是其行程的实录。     

“譬”、“喻”之辨——从名辩学和因明学的角度

"譬"、"喻"因含义相近常被人们不加区别地使用。从名辩思想和因明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它们在缘起、论证方法、悟他目的等方面有诸多相同之处,但从推理的结构、形式的稳定性等方面来看,二者具有本质的不同:名辩学之"譬"是一种独立的推论形式,而因明学之"喻"只是推论中前提的一部分;形式上名辩学之"譬"相对稳定,因明学之"喻"不同时期有较大差别;方法上名辩学之"譬"大多使用类比、比喻说明问题并且例证详尽,因明学之"喻"与"譬"大致类似但在细节上有所不同。     

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语义分析

民族与民族主义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涵也并不相同。民族与民族主义是一种历史现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民族和民族主义同时具有内在的规定性和价值体系的稳定性。在其演变的过程中,逐渐从最初的情感认同过渡到与国家根本属性的理性认识相结合的现代涵义,呈现出以地域意识为核心、民族自决和民族利益为表现形式、民族国家的形成为主要标志的三大特征,并形成了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利益认同三个层面的互相叠加、互相包容的语义特征。全面认识和理解民族、民族主义的内涵,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