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叙事"审美与《紫罗兰》表述方式

《紫罗兰》"时尚叙事"审美和日常生活难以分割,现代性的理论和上海现代化进程为《紫罗兰》时尚叙事理念和日常生活哲学的并行创造了现实的社会环境和客观的生存条件。1925年到1930年代,上海主体文化最明显的特征是"现代性"在上海本土的多元、异质化的演绎。在"时尚叙事"的诸多手段中,报刊作为城市文化的物质形态(载体和媒介)之一,地位尤为重要。时尚期刊中的佼佼者《紫罗兰》杂志,通过其作品内容的适当安排和各类时尚信息的巧妙编辑,形式多样地表述和展示上海主体文化,从而凸显了这一特征。     

《西线无战事》的战争叙事与叙事视角阐释

《西线无战事》是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名著,它以普通士兵的叙事视角颠覆了非正义战争中的“英雄主义”,它以人道主义的情怀展示了极限状态下生命被扭曲时所体现出的虚无。这一叙事典范深刻地揭示了侵略战争给人所带来的毁灭感。     

《老人与海》的叙事视角与叙事伦理

海明威因精通现代叙事学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老人与海》的叙事视角对小说主题意义的建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左右着读者的叙事伦理判断。海明威采用第三人称有限视角这一貌似客观的视角,但通过对文本的选择和对叙述进程的操纵,海明威在邀请读者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做出伦理判断的同时,也或明或暗地展现了自己的伦理态度。     

信仰与史实的统一--慧皎《高僧传》叙事分析

该文从叙事学的角度对慧皎《高僧传》的文学性进行分析,认为慧皎善于抓住表现人物内心情感的细节,运用各种叙事手法,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避免了人物形象的脸谱化与单一性。《高僧传》将神异情节放置在历史背景之中进行叙事,体现了作者努力使僧传与史传取得平衡,使信仰与史实得到统一的良苦用心。佛教生死观念的特殊性,使《高僧传》叙事存在某种内在的形式规则,主要表现在传中的人物结局往往呈开放式状态,造成了一种与史传迥然不同的美学特征。     

《张居正》:权力"铁三角"下变法悲剧与作家的诗性叙事

对历史精神的把握和对人性本真的书写,是决定历史小说境界的关键所在。思古源于抚今,优秀的历史文学总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与当下文化重建。熊召政的小说《张居正》以具有典型文化意蕴的“铁三角”权力关系(权力的源泉及其公权代表与私权代表)为叙事框架,演绎了一场转型期变法的艰难历程及其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展现了中国文化烂熟期的复杂人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中国人的焦虑。和谐而颇具张力的叙事风格、宏大而复杂的历史观照、严谨而不失灵动的文化立场以及典雅而充满诗性的叙事语言,使得该书在当下历史小说创作中显得成熟稳健而又别具一格。     

康有为"托古改制"与《左传》批判研究

在晚清的政治背景和学术环境中,康有为以"托古"作为"改制"的理论依据,推行维新变法运动.为了实现以"公羊三世说"解释历史进化论的政治目的,康有为针对传统经学研究中,今文派推崇<公羊传>、批判<左传>的立场,将否定<左传>经典地位的思想推向极致.康有为的<左传>研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康有为融合今文经学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研究也预示了传统经学的终结.     

利科论康德的时间观--试述《时间与叙事》对《纯粹理性批判》的解读

利科在《时间与叙事》中为建构其叙事时间理论而对康德的时间观作了批判性解读。利科通过深入考察《纯粹理性批判》,首先阐明了康德之“不可见的时间”是一种关于经验对象的先决(先天)条件,标明“时间”在康德那里开始了“本体”化的积极尝试;其次指出了康德的时间观所面临的理论疑难;最后还讨论到了康德的时间观与前康德哲学时间观的渊源关系。利科的上述“解读”充分彰显出康德时间观建构在西方哲学之时间性问题探讨上的特殊理论贡献。     

鲁迅《故事新编》与欧洲"梅尼普体"文学

综观已有<故事新编>的研究成果以及这部小说集本身,<故事新编>具有若干欧洲"梅尼普体"文学的主要特征.二者能够在不同历史时空达成内在相通,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二者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均具有狂欢化特征;二是鲁迅可能从他所喜爱的梅尼普体小说中得到艺术启示.     

身体叙事中的性别主体辨析——重读茅盾的《蚀》三部曲

一、作为“现代现象”的身体话语 在追求个性解放的现代文化语境中,一些男作家关于新女性的想象集中体现于女性身体的话语呈现,也就是说,在两性情爱格局中,身体符号成为“揭出一时代心理冲突的叙事焦点”。正如布鲁克斯所指出的：“在现代叙述文学中,主角通常渴望某个身体（最常见的是另一个人的,但有时候也是他或她自己的）,而那个身体对于主角来说显然象征着‘至善’（ultimate good）,因为它似乎拥有着——或者它本身就是——通往满足、力量和意义的钥匙。在阅读的层面,认识那个身体及其秘密的欲望就转变成了另一种欲望,就是想要掌握文本的象征体系,其内涵、快感和意义之创造的关键。对于身体的欲望也许意味着承诺进入象征秩序的‘存在的理由’。”     

"做事"与"做人":《易经》的伦理主题

<易经>的伦理思想源于生活智慧的积累、总结和抽象,反过来又对人们日常的"做事"与"做人"予以伦理指导.<易经>中关于"做事"的生活智慧与伦理规范主要有如下几点:尊重规律、与时偕行、革故鼎新、持中守正等;在"做人"的伦理教化方面则体现为:自强不息、居安思危、谦虚、诚信、节俭等.<易经>伦理对"做事"的伦理关注居主导地位,相比"做人"显得更加强烈,与后世"做人"优先于"做事"的价值观念结构不同.     

"中间物"、复仇及"油滑"--《野草》《故事新编》的传记学解读

运用传记学批评方法,结合鲁迅生平、思想,可以看出,<野草>体现了鲁迅的生命观、历史观--"中间物"哲学,体现了他绝望抗争的人生态度.从创作过程、鲁迅心境可以解读<故事新编>"油滑"写法的必然性及其意象、情节中的复仇情绪.     

人物品评与《世说新语》的叙事结构

<世说新语>以人物品评为主要叙事内容,并辐射到魏晋时期的社会生活与名士风流,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志人小说.其"分类开放式"叙述结构,实际上是从36个不同的角度去品评人物,展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直接影响和决定了<世说新语>的叙事策略与叙事语言,在中外小说叙事史上都具有"革命性"意义,也是"世说体"历千年而不衰的主要原因之一.     

经济视角、共时性描写与客观化叙事--谈《子夜》的伦理描述特征

<子夜>在集中反映复杂尖锐的经济政治斗争的同时,也大量涉及到性爱、婚姻、道德方面的生活,但描写这些的主要目的并非对此进行道德审视与道德批判,而是着重揭示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对人们伦理观念与道德选择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以及人们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的伦理冲突与嬗变;其次,<子夜>在描写人们爱情、婚姻、家庭伦理观念的嬗变时,并不注重追踪这种嬗变的历史过程,而是着意描述其当下状态;其三,<子夜>选择了一个超越于艺术对象之上俯察一切的视角,采取了一种客观描述的态度,作者只是在冷静地分析、考察和表现这一切,并不带个人情感的爱憎和好恶.     

后奥斯维辛的梦魇叙事——论马内阿长篇小说《黑信封》中的"创伤记忆"

本文试图考察的是马内阿的长篇小说<黑信封>中叙事特征,及其内化于叙事内部的批判力量,着力分析小说以书写极权时代"创伤记忆"为特征的"梦魇叙事"在文本中的具体展开形式,正是这种文本内部"现实与梦幻的交织"的形式力量,实现了对外部社会的否定和批判.     

论鲁迅小说的叙事伦理——以《呐喊》、《彷徨》为考察对象(上)

叙事伦理相对于理性伦理而言,指具体叙事过程文本内部形成的各种伦理关系,它既包括形式安排对作者、叙述人、人物和读者之间伦理关系的影响,也包括文本叙事溢出的不同于时代或作者本人理性伦理的个体伦理.鲁迅小说叙事结构和叙事人称安排充分体现了叙事形式所蕴涵的伦理意蕴,折射出叙述人以及隐含作者的个体伦理困境.     

"省"、"行"之异--从"三纲领"看《大学》和《中庸》之别

<大学>、<中庸>同为儒家经典,是历代学人孜孜不倦以求其真谛的经典之书.二者都从三纲领出发,对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进行了极其深刻的论述.但二者在纲领上有重"省"和重"行"的差别,这种在主旨上的差异导致其在儒家思想实践中有着不同的经世之用.     

从"无"看《金批〈西厢〉》的叙事结构与悲剧观

“无”是构建起《金批〈西厢〉》美学体系的基石,具体表现在其叙事结构和悲剧观两个方面。全剧贯穿着从“无”到“无”的叙事模式,演绎了人生的如梦如幻与人间至情的夭折,衍生出一种空无缥缈的抒情境界。     

《边城》的民族伦理与性别叙事

《边城》在重塑中国形象时其叙事基点是张扬民族伦理;民族伦理表述框定着文本的性别叙事：失衡的自然性别设置、抽空与变形的社会性别意涵、诗性叙述背后的传统性别文化逻辑、女主人公的“失语”与“假借”、一潜一显两代女性的爱情悲剧与民族历史文化命运表里互衬的结构等,形成了特殊的民族社会性别形象;在女性及“边城”的性别权力关系中寄予了作者关于民族和自我的想象,隐含着“内部东方主义”的文化逻辑。     

婚嫁的"经济学"--评《傲慢与偏见》

<傲慢与偏见>是英国19世纪小说家简·奥斯丁的代表作.她用精湛的语言、变化多姿的描写以及对人性的透彻理解和理性的嘲讽,生动细腻地描写了彭伯里庄园和尼日斐庄园里的各种人物的婚姻关系.奥斯丁用戏剧化的手法和反讽的语调向人们揭示了资产阶级婚姻的"经济学"原理--金钱交易和利益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