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标赛机制、治理模式转型与改革进路

目前为增长而竞争的锦标赛激励机制仍然是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也是导致政府治理模式日渐异化为趋利性政府甚至公司化政府的重要诱因.由于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干预和资源配置的能力加强,其弊端和危害与日俱增.当前正处于改革政府治理模式的转折点,如果一味强调维稳不仅会日益抬高问题的治理成本,而且可能会错失改革的机会窗口.在沉淀了师从苏联与欧美发展模式的有益养分与体制痼疾之后,中国既需要继续实行带有试验主义性质的增量改革模式,更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厘清改革的战略目标模式以推动政府治理模式转型,减少发展中的随机性风险和高度不确定性.否则,当前的经济转型和政府治理模式将会面临严峻挑战,在中长期内会导致中国陷入越来越严重的治理困境甚至转型危机.     

治理转型中我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培育

实践证明 ,中国已进入治理转型期 ,新治理理念的引入将会对中国的政府改革与实践产生重大作用。建国至今 ,中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经历了政府‘管制’、政府‘解制’、传统行政管理恢复、现代公共行政改革与公共治理萌芽 4个阶段。在当代中国 ,地方政府必须培育其社会治理能力 ,才能应对治理转型的挑战     

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进程、问题与前景

大规模制度变迁改变了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成为转型国家重构国家治理模式的目标.受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制约,转型国家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制度与治理危机,进而影响了转型期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绩效.转型国家的制度结构与治理形态已大致分化为三种典型模式,但强化政府能力建设,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间的关系依然是转型国家治理模式构建的关键.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视角来研究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发展,可以拓宽转型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对未来的转型战略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演变

本文引入"国家治理模式"的概念,试图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中来理解体制转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转型所取得的成功缘于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但是其最积极的变化体现在市场发育方面,有关政府、社会方面的改革仍比较滞后.在经济转型新阶段,如何协调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构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最大挑战,其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国家能力的重构.     

浙江发展模式转型与机制体制创新

发展模式转型的核心是要构筑报酬递增的内生机制，报酬递增来源于高度专业化分工中新技术的学习、创新与应用，根本上受制于市场交易成本。企业是发展模式转型的主体，发展模式转型是企业根据市场环境做出的选择，因此，要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特别是要素市场和资源市场建设，提升居民收入的增长率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创建服务型有为政府，为企业选择报酬递增的经济增长方式提供良好的市场制度环境和市场需求环境。     

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中的珠三角地方政府创新

改革以来,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通过持续创新,创造了珠三角跨越式发展的奇迹。但是,既有的地方政府创新也使得珠江三角洲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因此,为了争创新优势,未来珠三角地方政府创新必须改革治理体系,在重新定位政府职能、培育公民社会、调适政府治理结构、推动公民有序参与和践行法治基础上构建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     

政府职能定位与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

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需要对政府职能进行新的定位,政府治理模式需要进行转型.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需要重塑政府与社会、政府与政府、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也需要重塑行政运作的程序.通过对我国经济改革历程进行梳理发现,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主要体现在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从压力型体制到合作型体制、从实质理性到...     

网络化治理及其政府治理工具创新

网络化治理作为公共部门的新形态,是政府治理模式演化的一种新趋势,必然要求政府治理工具进行创新.网络化治理对政府治理工具选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在网络治理中政府将越来越多地使用程序性工具.在我国的政府管理过程中,政策工具增加也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而对于管制这种传统的治理工具应该进行重新定位,增加社会性管制的运用,并通过建立沟通机制,共享知识与信息,充分发挥行政指导的作用.     

农村金融改革与地方政府创新：宁夏模式

在我国的渐进式转型中,地方创新行为总是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此,以宁夏农村金融改革为案例,以实地调研为基础,系统分析地方政府在农村金融的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探讨地方政府在促进农村金融改革中的机制创新与政府扶持框架,概括宁夏需求导向型农村金融创新模式的主要内涵以及地方政府在改革中的制度优势,并由此探讨宁夏农村金融改革模式对全国农村金融改革的示范意义。     

转轨过程中我国公司治理模式的建立

本文首先指出企业是一个契约的结合体 ,这种契约是不完备的。因此 ,所有权是重要的 ,在公司治理中明晰的所有权是前提。随后 ,分析了美国公司规模大、股权分散 ,其公司治理结构主要靠外部治理来完成 ;相应地 ,德国由于公司资本主要来源于金融公司和创业家族等 ,股权集中度高 ,其公司治理主要由内部治理来完成。最后 ,作者提出了转轨时期我国公司治理走分类治理、共同治理、内外治理相结合的多元化的道路。     

农村社区建设:治理转型与共同体构建

将农村社区建设成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是新时期乡村治理的客观要求.本文从乡村治理转型视角出发探讨了农村社区建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通过对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证考察分析了实践中的困境,并从城乡融合、组织体制、公共服务模式、资源渠道、社区民主文化构建方面探索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构建.     

城镇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的社会治理转型与创新

城乡结合部是城镇化发展中的特殊区域。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乡结合部呈现出格局动态性、样态过渡性、群体异质性、诉求多元性、城乡文化冲突等阶段性特征,给城乡结合部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当前的社会治理与城镇化发展还存在行政架构尚不能适应社会管理需要、二元管理体制严重影响社会治理成效、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没有真正形成、利益矛盾调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城乡文化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需要从治理能力、治理体系、治理机制、利益诉求、社会文化等方面全面推进社会治理工作的转型与创新。     

转型期失地农民问题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

失地农民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社会问题,关系到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在利益博弈、社会极化和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可能诱发各种各样的社会风险,而这些社会风险的发生是社会制度断裂、社会发展失调和社会管理缺位的结果.建立健全失地农民利益保障机制、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和完善社会支持系统是其治理的应对之策.     

基层治理变革:转型期农村发展的新趋势

农村市场化改革带来乡村经济社会转型,农民的主体权利意识与民主法治观念逐步提高,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和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与热情度显著增强。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在转型期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背景下开始面临着变革和调整的重任。乡村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是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现实背景与基本前提,同时,基层治理变革和民主政治发展又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转型期,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乡村基层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深刻变化,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具有必然性,成为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与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出路与重要途径。     

社会治理视域下政党组织变革研究

现代社会治理要求政党必须进行适应性的组织变革.在组织理念上,要实现从二元对立向多元共存的转换;在行动逻辑上,要实现从超越制度向制度约束的转换;在组织功能上,要实现从社会动员向社会整合的转换;同时,要建构适应目标与功能转换的组织体系.应对变革,执政党面临着超越革命价值观、重新配置权力以及透支合法性资源等诸多挑战.     

城市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治理转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推进城市化离不开地方政府治理转型,而地方政府治理变迁也离不开城市化进程。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表征关系,即不只是城市化影响了地方政府治理,而且地方政府治理变迁本身属于城市化过程。在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得以强化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等本质职能,而且还可实现治理体制机制的超越与创新。相应地,地方政府必须从产业、空间与人口等城市化各要素协调发展出发,推进职能转型,并在重构自身与市场、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新治理体制机制,以更好地回应城市化并促进城市化发展。     

中国转型社会的国家治理有效性——基于国家自主性的视角

处在转型社会的中国,目前国家对社会的治理有诸多问题:如危机频发与制度滞后,权威治理与分权自治的央地博弈,民主化与市场化的共振危机,运动治理与法理治理的抉择.然而,转型社会带来的社会问题是一种客观存在.危机与治理伴随政治生活全过程,是一个永恒的国家问题.只要把危机纳入到国家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中解决,就并不可怕.无论是社会危机驱动型国家治理模式,还是国家为了追求一种良善的政治生活而选择的整体性治理活动,国家都在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自主性作用.从“构建性自主”、“嵌入性自主”、“反思性自主”和“无为性自主”四个维度着眼,可以探讨我国经由何种自主性路径来达到有效社会治理,从而走出国家治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