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文化对君主权力的制约

儒家文化始终是秦汉以后历代帝王修齐治平的主要指导思想。在儒家文化的强势影响下,社会各层面形成一种自主性和制度化因素,使君主专制具有了内在调节与制约机制,从而相对降低了君主权力中的随意性和非理性成分。儒生与君主之间的博弈、君主历史观、权力观的建立以及皇家儒学化教育等方面,都体现出儒家文化对君主权力的制约和影响。     

明末清初民本思潮探微

从3个方面对明末清初的民本思潮进行了分析,认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虽然把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发展到了极致,成为那个时代的异端,但其认识理论仍存在不足:并不否定君主专制制度,而只追求君主制下的理想君主原型;所提出的理论也不能真正制约君主的权力。这些不足表明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在认识上终究没有跨入"近代"的门槛。     

君主·风俗·道德与国家盛衰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君主处于社会的中心，有着至高无上、专断一切的地位，被人们视为天下的楷模与表率。君主行为不仅直接影响社会风俗的变化，而且对国家兴亡有着关键性的作用。我们考察中国古代历史可以看到，君主行为通常反映出其道德素质，故君主道德素质攸关国家盛衰。君主通过各种方式树德，培育良好的社会风尚，对于国运的延续具有重要意义。     

君主·风俗·道德与国家盛衰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君主处于社会的中心,有着至高无上、专断一切的地位,被人们视为天下的楷模与表率.君主行为不仅直接影响社会风俗的变化,而且对国家兴亡有着关键性的作用.我们考察中国古代历史可以看到,君主行为通常反映出其道德素质,故君主道德素质攸关国家盛衰.君主通过各种方式树德,培育良好的社会风尚,对于国运的延续具有重要意义.     

论《管子》中的君主节欲思想

<管子>中的君主节欲思想是在齐国多数国君纵欲无度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其内容包括从"内圣外王"的治国思路的角度规劝君主节欲以治理好国家,从养生角度力劝君主节欲以保重自身的性命,从治国的角度劝谏君主遵从礼法以节制自己的欲望等三个方面的内容.由于<管子>中的君主节欲思想符合了君主长寿及富国强兵的心理需要,因而对国君纵欲有一定的约束力.但古代国家君主权力的至高无上又决定了其节欲思想只能属于劝谏性质,而不能形成一种强制机制以约束君主的无度欲望.     

论韩非子的君主集权理论

韩非子君主集权制的理论是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的理论基础,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的。韩非子的理论与老子的“小国寡民”、孔子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仁政学说,是截然相反的。韩非子主张法治,由君主制订统一的固定的法律,君主独揽大权,实行严格的赏罚,使群臣“唯命是听”,并且主张:“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武将必发于卒伍”,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将,都必须经过实际斗争的考验,在实践中锻炼和增长才干,然后逐级予以提拔。因此他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     

论中国古代谏诤的几个问题

谏诤是人们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的谏诤主要指臣下对君主提出批评或建议。在君主专制政体之下，谏诤与君主决策、国家兴衰关系甚大。本文在系统考察中国古代谏诤历程及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概述了中国古代谏诤制度的演进，君主的求谏、纳谏与拒谏，臣僚的谏诤艺术及谏诤的性质与作用。其中揭示的君臣间在谏诤方面的规律性问题，即使对今天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建立正常的民主生活、处理好人际关系，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陶渊明的君主观念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有成就的文学家之一，同时，他又是一位深邃的思想家，他在晋末宋初的政治社会变迁年代，形成了自身的君主观念体系，而其君主观念的核心以及特色就是无君思想。本文试图从陶渊明生活的君权削弱的时代背景来研究其君主观念，特别阐释其无君思想。     

马基雅维利的新君主之道

文章以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之新君主之道为切入点，分析并探究了在意大利独特的背景下，马基雅维利所阐述的新君主之道与传统之不同之处。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君主应摆脱伦理道德的限制而对国家进行有效管理，掌握独属的武装，平衡平民与贵族的力量，学习教廷的控制力及影响力，由此获得统一和自身生存。     

《君主论》中的贵族与平民

文章探讨了马基雅维里《君主论》中贵族、平民、君主与哲人这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马基雅维里赋予了“贵族”一词新的含义,他们是马基雅维里心目中潜在的新君主.其次,民众是统治的基础,君主需要懂得如何欺骗和利用民众.最后,马基雅维里也使哲人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他既是君主的幕僚,也是民众的启蒙者.     

古代德治基础的多维透视——基于社会学角度的分析

本文主要从以个体小农经济为特征的自然经济、以宗法等级制度为特征的组织结构、以封建官僚政治为特征的君主专制制度、以道德伦理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等角度 ,对中国古代德治存在的基础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指出 :特殊的背景赋予中性概念的德治以特殊的性质。在自然经济、宗法社会、封建君主专制、儒家伦理文化土壤中成长的古代德治不可避免地发生异化 ,最终落入君主一人专制的巢臼 ;当代德治与古代德治有着根本的不同     

中国古代王权稳固的基石——从《孝经》思想谈起

在中国古代社会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下,本是规范家族内部行为的孝跃升为维护专制统治的政治理论武器。集中体现孝治思想的儒家著作——《孝经》,成为历代的治国经典。本文从《孝经》所指导的行为实践和所升华的核心价值两个层面,分析其如何有效发挥作用,进而成为稳固王权主义的坚强基石。     

黄宗羲社会启蒙思想概论

黄宗羲的社会启蒙思想 ,以批判君主专制和追求民主政治为主要特征。它是中国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 ,实质上是一种具有代表意义的新兴市民阶层民主思想。尽管囿于时代的局限 ,黄宗羲尚未能提出废除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 ,但他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制度的设想 ,已开导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改良主义之先河。黄宗羲的社会启蒙思想 ,堪称中国近代思想的起点和划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新旧两个阶段的界标。     

中国古代谏诤观

谏诤是国家治理活动,是君主专制下自我监督、自我纠错机制的核心,目的在于帮助治国者听取、吸收不同意见,以实现合理有效决策。中国古代政治学说集中讨论国家治理问题,谏诤观是对谏诤的认识和反思,乃古代政治学说的一部分。中国古代谏诤观的产生和发展与谏官的设置密切相关,大约产生于商朝,大盛于诸子,与治国理政的实践结合并产生积极作用在汉唐时期,后来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强而日趋衰落。古代谏诤观的思想基础有“太和”观念、天人之学、“和而不同”的修养论、朴素的辩证思维、“仁政”思想等。古代谏诤难行的根本原因在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桎梏,同时和谏诤本身的不正常发展、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有关,这使古代谏诤观即使有一些民主色彩,最终仍然疏离了民主政治发展方向。     

中国古代的“人臣专制”

汉语中的“专制”一词并不用于君主,而是广泛用于人臣,这是中国古代帝王臣民普遍认可的观念。鸦片战争以后,人们逐渐习惯于将“君主”与“专制”联系在一起,并将这一观念放大到古代,这是一种误读。一般说来,君主总是尽可能地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由于军事指挥的特殊性和笼络重要人士的需要,才授予臣下“专制”之权。古代人臣专制有受命与不受命之别,是否奉承了君主之命,是判断人臣专制合法与否的唯一标准。历代君主对“背法专制”者无不施以重罚,以巩固自己的权位。人臣超越制度的规定行使权力,即使所做的事利国利民,也要受到责罚。专制制度培养的是循规蹈矩的官吏,专制帝王需要的是俯首贴耳的驯民。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君权的无限性与君主实际能力的有限性是非常突出的矛盾,撇开法律和制度的制约,绝大多数君主都难以防止皇权的异化——人臣专制的发生。君主专制制度的发展大势是君权不断强化,人臣专制是暂时的,他们想要建立的最高权威不外乎皇权,其实质是专制王权的变态与向专制王权的回归。古代“专制”的应用语境直接关系到专制政治的定义,是研究君主专制制度应当重视的问题。     

关于日本天皇制的内涵

日本天皇制蕴含着丰富的内涵。狭义上的天皇制是指近代日本作为革命对象的专制君主制。广义上的天皇制是指以天皇为顶点的国家体制,包括古代天皇制、近代天皇制和战后天皇制。日本天皇制不仅是一种政治体制,更是日本文化的深层特质,具有政治权力和精神权威双重构造。     

“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中国古代民主观念的滥觞

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是封建专制 ,但在思想观念上 ,却一直涌动着天下属于人民的民主性思想 ,它以天下为公相标榜 ,反对君主私天下 ;它以主权在民为诉求 ,认为民心向背是政权转移的决定性力量 ;它以“立君为民”为鹄的 ,宣扬“民享”观念     

治国方略的历史嬗变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无论是儒家倡导的"德治",还是法家提出的"法治",都是在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下,治理国家所采取的不同方略或手段,归根到底是封建帝王的一人之治。我国现行建立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在法制的范围内施行的,社会主义法制所强调的是社会公正精神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区别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法制的关键所在。     

中国宪政理念的发展与辛亥革命——以清政府、梁启超和孙中山为考察对象

清末民初,宪政改革是主流共识。清政府把宪政视为工具,维护其君主专制。梁启超的宪政理念是支持民权、反对专制,但是他与现实妥协,提倡＂开明专制＂。孙中山的宪政理念以民为本,主张共和宪制,更符合宪政的内在价值。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宪政理念的发展密切相关。     

试析明末清初的民权思想

明末清初思想家在批判君主专制合法性,反对君权任意侵害民众利益的基础上,提出了他们的民权思想,阐释了民众利益符合天理,肯定人民利益追求的正当性;论证所主张民权思想的合理性,并设想通过改革封建专制制度,限制君权,来保障民权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