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湾汉简《神乌傅(赋)》考论

<神乌傅>第20简上的双行小字,并非作者或传写者的题款,它只不过是赠物者的一个签名.<神乌傅>的主题,仅就神乌故事本身立论是不够的,应该充分重视作者自己的意见,即<传>中所宣扬的弃利避害、全身远祸.结合当时的思想背景来看,这一主题的形成与武、昭之际文学、贤良上仁义、疾权利的思想行为不无关系.神乌所负载的文化含义,论者多以仁、孝求之,然而赋的主要故事情节是乌与它鸟相斗而致死.乌与它鸟相斗致死这一现象,在汉代人的观念中却不是视为吉祥,而是视为黑祥,统治者及五行家出于强烈的政治目的往往把它与当时所发生的重大的反叛事件牵合在一起,因此,此赋所具有的政治倾向性是不言而喻的.至于<神乌傅>的形式,不能简单地因其写了一个乌的故事就把它看作民间俗赋或民间故事赋,从该赋在各个方面显现的特征来看,它还是属于汉代典型的文人赋的形式.可以初步判定<神乌傅>的具体写作时间当在汉昭帝元凤元年稍后.     

论赋之“俗”与“俗赋”——兼论尹湾汉简《神乌赋》文体上的承传及性质

目前文学史上的“俗赋” ,主要指唐以后出现的以叙说故事为主、语言通俗的赋体文。从《神乌赋》与四言赋及俳谐文的承传关系中可以看出 :赋原本来自民间 ,自俗 ;赋入汉宫乃以俗为乐 ,所谓的“文人赋”正是汉代俗体雅化、散文诗化的结果。如果称《神乌赋》为“俗赋” ,那么此赋倒可谓赋体的本色、正宗。     

朝鲜朝闵齐仁赋作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受容——以《酒赋》、《相马失之瘦赋》为中心

闵齐仁是朝鲜朝中期文人,《立岩集》收录其赋作16篇.以其《酒赋》和《相马失之瘦赋》为中心,从题材内容、典故化用和新儒学思想等方面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学对其赋作创作的影响以及闵齐仁赋作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受容.从中不仅反映出朝鲜文人创作与中国文学极为密切的关系,也体现出闵齐仁“文以载道”的家国意识.     

以真心话赋心——读许结先生《赋学讲演录》

许结先生新著《赋学讲演录》分别是赋源、赋体、赋用、赋集、赋史、赋话、汉赋、律赋、批评与方法、当代赋学,共十讲,内容涵盖了当前赋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是讲述者近三十年来赋学研究的思想结晶。《赋学讲演录》既是一部颇具思辨性的学术著作,又是一部妙趣横生的可读性书籍,不仅熔铸了讲述者赋学上的真知灼见,也流溢出对学生、对学术的真心与赤情,许先生的赋神、赋心、赋迹在书中尽情演绎。许先生的《新赋学十讲》亦在蕴量之中,学界翘首期待。     

试论高丽朝赋文学创作

高丽朝的赋只有40多篇,但是它们在韩国的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高丽朝主要是通过《文选》、学习并改良中国的科举制度以及苏轼来接受中国的古赋、律赋和文赋的.对于高丽朝赋文学的研究不仅可以考辨韩国古代赋文学的外在特点、内在风格及其与中国赋的关联,更可以发现高丽文人的情思及独特的审美理想与特征.     

越南《后白藤江赋》《续赤壁赋》与中国前、后《赤壁赋》之联系

《后白藤江赋》《续赤壁赋》都是越南汉文赋在题材与思想主题上借鉴了中国赋的好例子。与此同时,这两篇赋再次体现了越南文人的审美观念和创作习惯,即其对历史性和真实性的追究,大大不同于中国作家。     

心向仕途路 闲居非高情——潘岳《闲居赋》别解

潘岳是西晋时期极有争议的文人,他所著《闲居赋》,元好问评其"千古高情",可"拜路尘"积极入仕的潘岳和赋中的隐者形象大相径庭。仕宦、归隐始终困惑着中国古代文人,将潘岳与成功的仕人、著名的隐者相比较,不难发现潘岳将人生的天平倾向仕宦之路,《闲居赋》并非高情之作。     

《高唐赋》、《神女赋》影响略论

《高唐》、《神女》二赋产生后 ,云雨变幻的巫山融入了绚烂艳丽的文化意蕴 ,文人士子欣然前去探幽寻艳 ,汉乐府旧题《巫山高》的创作也由单纯描写山川险阻融进了高唐神女的艳情 ;楚王神女的高唐艳遇成为文人士子创作艳情诗词的素材 ,为其抒写自己的艳情提供了便利 ;巫山神女的明丽艳冶为后来传奇中的神女仙子定下了“美而艳”的基调 ;巫山神女亡魂所化的身份、主动奔放的性格为后来传奇小说中的仙姝提供了范例。     

论六朝文人故事乐府和其他文体的关系

承继两汉民间乐府中故事体歌诗的创作传统,伴着时代艺术手法的日益精湛,六朝时期文人袭旧调、述本事的故事乐府创作因日益文人化而走向繁盛.和汉代他体文学对故事体歌诗创作的漠然态度不同,六朝时期的文人故事乐府创作相继得到了小说和俗赋（故事赋）的关注。其关系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1）文人故事乐府和小说的同题多作及手法互见现象;（2）文人故事乐府和俗赋（故事赋）的演唱性功能及叙事手法互见现象。     

从“曲终奏雅”到“发端警策”——论献、考制度对赋体嬗变之影响

在赋论史上,有两则文献颇有意味,一是《汉书·司马相如传》所言“曲终奏雅”,一是《唐摭言》卷八所载李程省试《日五色赋》中状元故事的“发端警策”,二者即“曲终”与“发端”的区别,因皆非单纯的文人创作,故而与文制发展紧密相联.从创作论看中国古代文体的形成,辞赋经典文本的树立,常与限制性写作的规范相联系.质言之,汉代献赋之功用限制与“曲终奏雅”文本形成相关联,而唐宋考赋之技艺限制则决定了“发端警策”文本特征的形成.例如献赋与考赋采取经义之方式的不同,就可印证其“曲终”与“发端”的文本差异,其中取辞与取题之不同,融织经义与点破经题之不同,以及隐用寄讽与直用称颂的不同,其义彰显.必须指出的是,献赋与考赋虽均归文制范畴,然其限制性创作对赋体的影响,则往往溢出文制,而表现出更为普遍的意义.     

再论《秋颂》

《秋颂》作为颂诗,表现了与传统颁诗完全不同的特点,它既不是委身于崇高而对崇高所发出的赞叹,也不是委身于神而对神的心灵顿悟,这是一种另类的崇高。一般来说,济慈的颂诗都存在着明显的顿悟时刻,既瞬间的幻觉伴随着瞬间的清醒。但《秋颂》是一个例外,它没有这样的转折。它是一场醒着的梦,是猜想的推演,是成功的移情,而不是一首纯粹的自然诗,一首现世的颂歌。     

汉王朝的兴衰与汉赋的发展及转变

赋在汉代的兴盛同帝王的喜好及大汉帝国的空前强盛有关。赋的铺排特征适宜于表现巨丽的场景和宏大的气势。汉赋有文赋、骚赋、诗体赋和俗赋,但以文赋为主体,在汉代为散体的形式。文赋中的骋辞大赋主要以京苑、游猎为题材;俗赋流传于民间,有一定的情节;骚赋多抒发个人情感;诗体赋以咏物为主。由于社会的变化及作家经历的差异,不同时期的赋总有一种成为主要体式,内容也由初期阶段的歌功颂德到注重作家的个人感受,最后到直接揭露与批判社会现实。但即使在汉王朝最鼎盛的时期,也有反映社会矛盾之作。整个汉代二百二十多年中。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发展、开拓和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后代的辞赋、诗歌和散文,以至小说、戏曲,都有一定的影响。     

向情与赋象：论王勃《寒梧栖凤赋》题材

王勃《寒梧栖凤赋》在赋学史中的地位是比较重要的,它是见于载籍的初唐较早的标题限韵律赋,其赋体裁和题材在律赋发展史中的作用还尚未为人揭示。其题材与初唐及兹后的以经史为重的律赋倾向不同,可谓去经向情,体兼骈散。从美学意象说的理论角度来看,王勃此赋对“凤”“梧”题材的美学意义的揭示,可谓独树新风。     

论清代辞赋的变革

辞赋是融合儒林与文学、介乎诗文之间的文体,清代辞赋体式变化虽已穷尽,但辞赋堪称中兴。清人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变革：一是在辞赋史内部,兼容历代赋艺,提倡以古赋为律赋;二是在辞赋史与学术史结合的层面,辞赋面向学术,以清代学术入赋,使辞赋具有现实性;三是在辞赋史与文学史关系的层面,提倡以秦汉之文、韩柳之骨为赋,清代的股文也使清赋具有新特色。     

颂父与渎父:自审亦他审——明清家族小说审父母题的双向理路

明清家族小说的审父母题一方面基于父辈的忧思,肯定传统父性文明的正面价值,呈现颂父倾向;另一方面,以子辈的叛逆视角将父亲隐退或是正面作用弱化,甚至审丑化处理,在父子冲突中呈现渎父倾向。这种颂父与渎父并非二元对立的形态,而是父与子的对视、"他审"和"自审"的互审式结构形态,在否定中的肯定和肯定中的否定的过程中重构理想和希望。     

张衡赋创新思考

张衡在文学史上最为人熟知的贡献是抒情小赋《归田赋》给赋坛带来的清新。不过,不仅仅是小赋,他的其他赋作品都有着艺术创新的追求。本文认为:《二京赋》没有给汉代赋坛带来活力,而是标志汉大赋的衰败,但体现出了作者从大体制上寻求突破的创新意识;《归田赋》包含着当时归隐风气的影响和向大赋的借鉴,它的全新面貌使赋文学获得生机;《思玄篇》结尾“系辞”是否是完整的文人七言诗还要讨论,但体裁上的创新表现是可以肯定的。     

我国自嘲杂赋的源头

西汉东方朔的《答客难》,被认为是最早的文人以自嘲方式写的诙谐杂赋,而《答客难》的源头是宋玉《对楚王问》。本文认为,《对楚王问》没有愤世嫉俗之情,没有诙谐解嘲之意,与《答客难》风格迥异。而《荀子》的《为说者曰》以嘲讽的口吻表明孔子之时与荀子之时政治环境的不同,感情异常激动,愤世嫉俗之情溢于言外,形式上是以四言韵语为主的赋体,是自我解嘲这一体文章的直接源头。     

略论中国赋的感春传统及其在朝鲜的流衍──以朱子《感春赋》与宋尤庵《次感春赋》为中心

在中国古代辞赋文学中,感春的传统可溯自屈原。后世对楚骚中伤春之音的祖述继承,往往因两个相关主题──时间与理想的展开,易于产生动人心魄的佳篇。朱子《感春赋》中“悼芳月之既徂兮,思美人而不见”,就是关合两者的凝炼表现。对于如何消释春愁,这在魏晋玄风影响下的赋作中,曾一度出之以真正悦乐的情调,但因个性弱化而难开生面。既忧时又乐道的情理内涵,在朱子等富文学情趣的理学家手中,获得恰当的拓展,表现出儒家情怀与骚人哀怨的融通。朱子《感春赋》在朝鲜辞赋史上颇具影响,先后出现不少次韵及和韵之作。李朝中期儒学家家尤庵的《次感春赋》在精神境界与情理容量上,对朱子原作尤具会心。究其原因,则在于“惟晦翁其不敢忘”的生命热情以及对儒家忧乐观的深刻体悟。赋的感春传统在朝鲜的流衍,是颇具文化意蕴的一个文学现象。     

六朝赋的诗化

六朝时期诗与赋的发展状况处于"一种过渡折中状态"。为了适应新的文化环境,六朝赋家不断地改进作赋的方法,使得赋作逐渐具有了诗化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赋作之抒情化,赋作形式之诗化以及赋作修辞格选用之诗化。这使得赋体克服了自身的结构性危机,恢复了生命力,使得其在新的文化环境下得以复兴。     

李商隐的恋柳情结及柳的意象探微

李商隐诗歌创作的题材可谓丰富多样,其中咏柳诗所占比例为最大。他写下大量咏柳诗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既有他独特的个人际遇的因素,又有社会时代的影响。在他的咏柳诗中,柳的意象内涵也是极其丰富的,对此进行分析和探讨,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李商隐及其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