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动反映世界不是意识的能动性吗?——与孙运福同志商榷

孙运福同志在《意识能动性刍议》一文(载《山东师大学报》1986年第2期)中认为,能动反映世界不是意识的能动性,意识的唯一能动性就在于指导实践。笔者对该文的观点难以苟同,故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一孙运福同志认为,“能动反映世界是意识的能动性”的传统观点,与意识的本质相矛盾。笔者认为,这是他在片面理解意识本质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孙运福同志认为,意识在本质上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人脑与客观世界相互作用     

信息、反馈与反映论

黎鸣同志在《试从信息的观点看认识论》(载《四川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应该看到,随着科学的不断揭示,仅仅止于把意识看成是对客观世界的(即使是能动的)反映的观点仍然是不够的。形成这种局面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即在于,现代科学(其中     

关于《<演绎推理的新形式>质疑》中的几个问题——答倪正茂同志

拙作《演绎推理的新形式》一文(参见《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5期)发表后,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倪正茂同志的《<演绎推理的新形式>质疑》(以下简称“倪文”),就是一篇反对者的文字。倪文有合理因素,但更多的内容,则是笔者不敢苟同的。倪文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已超出了拙作的内容,涉及到基本理论,在此也不妨一并加以讨论。这里须首先申明,拙作关于     

再谈“社会经济形态”与“社会形态”概念——与刘德福同志商榷

读了刘德福同志发表在《山东师大学报》1984年第5期上的文章《也谈‘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概念》(以下简称刘文),很受启发。现在又有几点不成熟的意见写在这里,以就教于同志们。刘文认为,为了弄清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涵义,必须“联系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作历史的考察”。我们完全赞成这个意见。我们先看看刘文所作的“历史的考察”。     

关于终极真理的思考

在目前我国哲学理论界,相当多的同志对终极真理是持否弃态度的,不过也有一部分同志认为在真理论中应给终极真理以恰当的地位,《山东师大学报》1985年第4期上刊载的李政同志的《绝对真理就是终极真理》一文(以下简称李文),就反映了这种意见。笔名拟对此作些粗浅的辨析。一李文认为:“终极真理是指对客观世界完全正确包罗无遗的认识,是‘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这个真理是客观存在的。”笔者以为,这一规定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是软弱的,立论的前提基础是不存在的。     

再谈《横江词》的写作年代——兼答何庆善同志

《横江词》是李白很重要的一组诗。我在《关于〈横江词〉的两个问题》(载《郑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四期)一文中,对“横江”地点及诗的写作年代作了探讨。后来,何庆善同志针对拙文写了《谈〈横江词〉的写作背景——兼与李协民同志商榷》(载《郑州大学学报》82年第一期,以下简称“何文”),同意拙文关于“横江”地点的论述,但却认为前人黄锡     

试谈“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与朱恩彬同志商椎

朱恩彬同志在《“人化的自然”与美》(载《山东师院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三期,以下简称“朱文”)一文中,对拙作(《略论“共同美”》(载《文艺报》一九八○年第四期)提出了批评。对此,我表示欢迎。然而,在“美的本质是什么”尚未彻底弄清之前,过早地将美学上的“主客观统一说”斥之为主观唯心主义而加以挞伐,这未免失之轻率。诚然,“朱文”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就其全     

西夏谚语初探——兼与陈炳应同志商榷

《甘肃师大学报》1980年第2期刊载的陈炳应同志《西夏的诗歌、谚语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以下简称陈文)是国内发表的唯一一篇涉及西夏诗歌,谚语的论文。这篇文章译引了苏联著名西夏学家聂历山撰写的《西夏文字及其文献》(以下简称聂文)一文中的六首西夏诗歌和二十七条西夏谚语,並对其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进行了探讨,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是文中一些译文     

关于“∑_(υ~'''')/∑_υ-∑_(m~'''')/∑_m”式的推导及其他——答吴涌汶同志

读了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一期载吴涌汶同志的《关于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究竟是否存在的探索》一文,颇受启发。文中对拙稿《试论扩大再生产下两部类增长速度对比关系的三种趋势》(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二期,以下简称《试论》)提出了几点商榷意见,对此,我们思考再三,觉得吴涌汶同志的意见难以成立。现简复如下。     

文学批评标准的“客观性”刍议

在关于文学批评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恩格斯关于要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评价文学作品的论述引起文艺理论界的普遍重视,从理论上深入探讨这一要求的科学性,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试谈文学批评标准的客观性》一文(载《山东师大学报》1983年第6期,以下简称《谈》文)有志于此。作者试图通过自己的论述,使恩格斯的理论“得到较为圆满的解释”,这是值得称道的。但拜读之后,觉得此文尚未能达到预期目的。《谈》文在“从文学批评标准的客观性意义上探讨”这一问题时,作了一些缺乏理论和事实根据的论述,这里谈点不成熟的个人看法,以作刍议,祈盼得到指正。     

答《<郑伯克段于鄢>解歧》

刘会山同志《<郑伯克段于鄢>》解歧》一文(载《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以下简称“刘文”),批评肖泰劳、马麦贞老师和我合写的《古代汉语教学札记》(载《山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以下简称“肖文”)中关于“郑伯克段于鄢”部分的注释,认为八条注释中有七条都解释错了。我们仔细地读了刘会山同志的这篇文章,觉得有必要提出再商榷。受肖、马两师之托,我执笔来答复刘文的批评。     

再论民族法调整对象——答毛为民、周春梅同志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发表拙文《论民族法调整对象》后,毛为民、周春梅同志撰写了《民族法调整对象新探——兼与吴宗金同志商榷》的文章(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以下简称“毛周文”)。现仅就毛周文提出的几个问题做如下回答和辩正。     

也谈《子鱼论战》中的“大司马固谏”——同仇振中同志商榷

仇振中同志在《谈<子鱼论战>中的“大司马固谏”》(载《山东师院学报》七八年第六期,下简称仇文)中认为,《春秋左传集解》第二册把“大司马固”注为“大司马固,庄公之孙公孙固也”“是不当的。”为了否定《集解》的注释(晋杜预注),仇文列举了四点理由。对此,我们持有不同意见,队为杜注是可信的,提出来与仇振中同志商榷,并请同志们指正。     

评《语文教学的出路何在?》——与郑天任同志商榷

最近,读到郑天任同志的《语文教学的出路何在?——关于恢复传统语文教学法的刍议》一文(载于《扬州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以下简称《刍议》),有些想法,现提出来与郑天任同志商榷,并就正于语文界的同行们。一《刍议》一开头便说:“现在,中、小学语文教学质量显著地下降,这是一个严重地影响着我国整个教育质量的大问题。”接着,又以“纵观古今”的“历史眼光”指出,这种“下降”是自五四以来就已经开始了的,“由来久矣”。为了说明这一点,《刍议》对这种“下降”作了一点分析,理     

信息是现代生产力的一个因素吗

《山东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发表了李锡海同志《信息是现代生产力的一个因素》的文章(下简称“李文”)。笔者认为,“李文”的基本观点似尚待商榷。为此,谈点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同志。“李文”认为信息是现代生产力的一个因素,其观点的一个根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都离不开信息”,离开信息这个因素,“就构不成现实的生产力”,“生产过程就不能进行”。这种观点能否成立?这就涉及到了信息的本质和信息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怎样发挥作用的问题。     

能不能从反作用的意义上说“意识创造世界”?——与李景瑞同志商榷

李景瑞同志《“意识创造世界”辨析》(载《四川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对列宁的哲学命题“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进行了“辨析”,认为“意识创造世界”不能作为一般的辩证唯物主义命题提出,它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有科学的意义;但他又认为这个命题在反作用的范围内也不能成立,因为意识的反作用一旦大到可以“创造”客观世界的地步,所谓物质第一性就消失了,就滑向了唯心主义。对此,是值得商榷的。     

紧密联营经济实体含义刍议——对陈述君同志《怎样理解“经济实体”?》一文的补充

目前,理论界对经济实体的认识仍没取得一致的意见。尽管许多同志在文章中频繁地使用这个词,但列其深刻的内涵并未得到透彻的理解。《山东师大学报》八五年第一期发表了陈述君同志的文章《怎样理解“经济实体”?》,读后颇受教益。但文中也出现了一大疏漏,即对公司经济实体的理解没有进行很深的论及。笔者拟就这个问题从质和量的规定性两个方面对该文进行补充,请陈述君同志指正。     

“何以……为?”别解

《山东师大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1期许进先生《疑问句句尾“为”的词性》(以下简称《疑》)把关于“何以……为?”句尾的“为”的词性的意见归纳为三种:1.语气词,此说见于杨树达《词诠》、刘淇《助字辨略》、王引之《经传释词》、杨伯峻《古汉语虚词》、王力《古代汉语》(1962年版)等等;2.介词(介字)、语气词(作为“哉”字     

越出真理一步必然走向谬误——与张松辉同志再商榷

<正> 我们的《荀子天道观试析》(以下简称《试析》,载《南都学坛》一九八七年第四期)对张松辉同志的《荀子人定胜天思想的缺陷》(以下简称《缺陷》,载《南都学坛》一九八七年第一期)中的某些观点提出了商榷意见,松辉同志很快就做了答复,在《哲学     

《古代汉语》(王力主编)注释疑义再讨论——与赵克勤、许嘉璐同志商榷

《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一年第四期发表了赵克勤、许嘉璐二位同志的《谈<古代汉语>(王力主编)文选的注释原则——兼答薛正兴同志》一文(以下简称为“赵许文”),这主要是针对笔者《<古代汉语>注释疑义讨论》(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一文所提出的若干问题,以及笔者文中未曾提及而是“有一些读者或专家提出过”的问题,开展讨论,以期说明《古代汉语》(王力主编)文选的注释原则。读了赵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