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资本正义”的批判性考察及历史指向

“资本正义”实质上是资本雇佣劳动的非正义。马克思对“资本正义”的批判性考察包含着双重原则：阶级性和历史性。在阶级性上，资产阶级的“正义”表现为无产阶级的非正义；在历史性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呈现一定的正义性，正义是历史性和阶级性的辩证统一。马克思通过对“资本正义”三重维度的解读，破除了“资本正义”的幻想。资本的自反性表明：当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必将进入自我否定的环节，“资本正义”将不复存在。经过批判性改造，“资本正义”成为展开历史性革命的有力武器，劳动正义也由此正式登场。     

宪法正义面相的思想史考察

个人、国家、社会每一个向度都可以成为宪法正义的立足点。宪法应当反映、体现和促进何种向度的正义？借助于宪法思想史的解读可以对此回答,迄今为止在人类有限的智识活动中,存在着宪法正义的三种面相：国家（主义）正义、个人（主义）正义和社会正义。宪法正义是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应当如何组织国家（政府）及其生活方式之正当性追问的哲学思考。     

正义的本质内涵与当代宪法中的正义观

正义是人对人类社会所作出的价值判断。实现正义一直被视为人类社会的美德和崇高理想。正义是评判人类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准则。要实现正义，最佳的途径是法治。因此，正义观在当代宪法的价值体系中占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位置。在当代宪法的语境中，解读正义的要点在于：正义蕴涵着人的权利。正义蕴涵着人的行为规则。正义蕴涵着道德。市场经济本身不能形成正义，也不能派生出正义。因此，正义的实现必须依靠良好的制度设计与运作。     

正义与自我利益相悖吗?——以《理想国》中哲人回归洞穴为典例

《理想国》中已走出洞穴的哲人按照“正义”的要求重返“洞穴”是否牺牲了自身的利益，一直是柏拉图伦理学、政治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中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通常的看法是，哲人如去统治理想城邦，就必须牺牲一定程度的幸福，因为《理想国》规定最有价值、最有益的人类活动是沉思“相”,而哲人在从事“统治”这一实践活动的同时就无法沉思“相”或减少了对“相”的沉思。因此，统治与沉思相悖，这意味着，哲人为了沉思而放弃“正义”的要求会比他遵从“正义”的要求进行统治于己更有利。所以柏拉图关于哲人必须返回洞穴的论证实际上破坏了他对“正义有偿”的辩护。然而，实际上，对“正义”要求的遵循并不意味着对自我利益的放弃：柏拉图一方面强调哲人进行统治是以正义的活动来模仿“相”,而这种模仿“相”的方式在此情况下于爱正义的哲人而言远优于无视政治要求继续以沉思来模仿“相”的方式，另一方面又认为“政治正义”同“灵魂正义”一样，都是哲人幸福和自我利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而哲人在根据“正义”的要求统治理想城邦时不仅没有牺牲自己的利益，反倒维护了自身的利益。     

柏拉图理想政治模式阐释──从“哲学王”到政治家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着重讨论了政治学最根本的问题，即正义和国家正义。他认为，正义意味着被统治者的利益，一人一事原则以及社会的普遍和谐。国家正义是一般正义原则的具体体现，而能够最好地体现正义及国家正义的模式，就是“哲学王”。但是，正义概念的内在矛盾以及现实与理想的差距迫使他对“哲学王”思想进行修改，并且逐步过渡到政治家治理模式。     

论核威慑的正义防御原则

核威慑的正义防御原则对最大程度地限制核威慑这种“以恶制恶”的手段,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核威慑的自然属性是战争防御手段,它是正义防御原则规制的前提。核正义威慑论为正义防御原则提供了理论基础。核威慑在维护国家主权与保护普遍人权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关系,这需要对核威慑的权力与权利进行限制。核威慑的权力必须在权利的框架内运行。正义防御原则的约束性规范以核威慑行为为中心,可以分为权利正当性与行为正义性两个层面。自我防卫原则、紧急必要原则和程序合法原则关涉核威慑权利的正当性,区别对待原则与手段相称原则涉及核威慑行为的正义性。     

哈耶克对社会正义的批判

哈耶克认为，在一个由市场主导的自由社会里，由于没有一个单一的分配者来决定每个人应得的份额，所以“社会正义”或者说“分配正义”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词汇。而且，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也是危险的，因为那样将不可避免地使政府压制各种不同的关于正确分配形式的看法，并最终导向全权主义。尽管哈耶克提出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论证，但他的批判最终是无法成立的。一方面，他难以解释为什么要消解“社会正义”的概念就必须全盘否认正义概念可以用来评价市场体制。另一方面，他对“社会正义”的理解失之狭窄。正义的概念不仅可以用来评价人的行为有意造成的结果，也可以用来评价人们对特定事态的反应。而且，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并不必然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它，或者取得所有人对这一概念含义的一致同意。     

双重视角下社会公正观的理性阐释

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一直是人们普遍的价值追求,对此在不同时期人们有不同的解读。从宏观层面探讨社会公正与人类社会、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我国在建设和谐社会中所体现的价值关系,以及从微观角度阐释社会正义与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哈耶克论“社会正义”

哈耶克的正义论是其自由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西方具有重要的影响。哈耶克通过他所理解的“社会正义”入手,在批判“社会正义”中,提出了他的正义观,充分显示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本质。虽然他的正义观并非尽善尽美,但他对“社会正义”的批判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和深远的影响力。     

罗素核战争观的正义分析

正义作为人类一种重要的价值目标,从正义理论审视罗素的核战争观,使我们认识到罗素核战争观体现的正义思想:一是体现了程序正义思想,他探究了避免核战争爆发的合理、公正的东西方和解程序;二是体现了人权正义思想,人类的生存和安全权利作为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罗素试图通过探究免于核战争破坏和危害的解决措施和方法来保护人类最基本的生存和安全权利,从而体现了其理论的人权正义思想,展现了他对人类最基本价值和尊严的重视;三是体现了其分配正义思想,在他探究人权正义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暗含了他探究人类的每个人在生存和安全的权利的平等分配,期望人类的每一个人能平等地获得生存和安全最基本的人权权利。     

正义的历时之维--以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为中心的考察

正义不但有共时性维度，而且还有历时性维度。从历时性的角度而言，代际正义主要关注处于不同世代、不同年龄段的人们之间是否要讲正义原则。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在当代政治哲学关于代际正义的争论中处于核心地位，他并不主张直接将其差别原则应用于代际正义问题，而是对代际正义采取了契约论的论证方式。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面临着很多批判，他后来进行了修正，但是并没有放弃其始终坚守的“当下时间的进入解释”。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世界主义全球正义及其核心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地包含着某种全球正义意蕴,全球正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构成要素和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本身也要遵守全球正义的基本原则。世界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高度契合性,因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正义意蕴的诠释进路应当是世界主义的,而非社群主义的。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制度是建设较高形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回避的问题,世界主义全球正义则是引导和调节全球基本结构与全球基本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全球制度的首要美德,而不仅仅是作为国际行为体的民族国家在相互交往时应当遵守的国际交往规则。作为全球制度伦理的世界主义全球正义包含三个核心理念——规范个体主义、伦理普遍主义、平等主义的全球分配正义,为评估和评判全球制度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准则。倡导世界主义全球正义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助于缩小各国在价值观层面的分歧,也有助于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柏拉图理想政治模式阐释——从“哲学王”到政治家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着重讨论了政治学最根本的问题,即正义和国家正义。他认为,正义意味着被统治者的利益,一人一事原则以及社会的普遍和谐。国家正义是一般正义原则的具体体现,而能够最好地体现正义及国家正义的模式,就是“哲学王”。但是,正义概念的内在矛盾以及现实与理想的差距迫使他对“哲学王”思想进行修改,并且逐步过渡到政治家治理模式。     

形上正义与柏拉图主义诗学

“正义”的形上含义是人类对宇宙秩序、城邦各社会等级及个人灵魂各个部分之间“应当”和谐的一种预设方式。柏拉图对诗的驱逐是以“正义”为前设,同时又是以之为目标的,他的这种做法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传统诗学的建构。     

柏拉图理想政治模式阐释——从“哲学王”到政治家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着重讨论了政治学最根本的问题,即正义和国家正义。他认为,正义意味着被统治者的利益,一人一事原则以及社会的普遍和谐。国家正义是一般正义原则的具体体现,而能够最好地体现正义及国家正义的模式,就是“哲学王”。但是,正义概念的内在矛盾以及现实与理想的差距迫使他对“哲学王”思想进行修改,并且逐步过渡到政治家治理模式。     

休谟论爱与正义的关系及其启示

休谟从人的自利和资源短缺的矛盾出发探讨了社会的起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正义的起源,指出自利是正义的原始动机。在深刻分析爱的特有内涵的基础上,休谟认为作为自然情感的爱因其“偏私”性质应是自利的主要内容,因此,他的自利作为正义的原始动机也可归结为偏私的爱是正义的原始动机。休谟所谓偏私的爱是正义的原始动机所强调的是,偏私的爱是正义的消极动机而非积极动机,即正义是控制偏私的爱(自利)的产物,所以,他关于爱与正义的理论给了人们两个重要的启示:其一,爱作为自然情感无法直接产生正义(以及正义社会)；其二,公平的正义(以及公平的正义社会)乃是人类的明智选择。     

基于"人类关系模式"的正义考量--戴维·米勒社会正义理论述评

牛津大学著名政治哲学家戴维·米勒从他所谓“人类关系模式”入手,提出了一种新的多元主义正义理论。他将人类关系分为三个基本模式:团结性社群、工具性联合体与公民身份。在这三种关系模式中,分别存在着三种对应的社会正义原则:需要原则、应得原则和平等原则。这些原则一起确定了如何把利益和损失分配给社会成员,实现了这些原则的社会就是一个正义的社会。     

试论代际正义

正义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自然要求。代际正义是制度伦理的一个重要部分。代际正义是当前一代与未来几代人的机会平等和待遇对等的原则，集中表现为资源的合理储存问题。黑格尔用世袭制的政治关系，分析了“长子继承制”的代际关系；罗尔斯则从连续世代的情感纽带论述了一定社会承续的代际正义；“可持续发展”着眼人类永续发展提出了代际正义问题     

作为生态伦理的正义观

作为生态伦理学的正义观就是以正义理论为基础去协调生态问题上的利益关系, 使之保持均衡性、对应性。它包括人与人关系层面的人际正义,国与国关系层面的国际正义及人与物关系层面的种际正义。     

清代“顶凶”现象成因研究——以王树汶冤案为中心

“顶凶”是传统代刑行为的异化。王树汶冤案是清代一则典型的顶凶案例。从此例冤案来看，司法腐败不是清代“顶凶”行为泛滥的根源。官吏分途下对于吏的生存、发展权的漠视，对强盗案司法效率的过度要求，将政治稳定置于个案正义之上以及司法官与士人在报应理念下对道德正义的追求，共同导致了“顶凶”冤案的发生以及覆审翻案的艰难。尤其是对道德正义的追求，使顶凶行为具备了理论“正当性”,更是“顶凶”冤案长期存在的法文化根基，也因之成为冤案预防与纠正的难中之难。治理“顶凶”行为，预防与纠正冤案，必须在保障司法官吏的生存权、发展权基础上，尊重司法程序客观规律，协调法律正义与政治需求、社会道德标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