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性"到"现代性"——驳"中华性"之论

"中华性"之论从后现代的立场揭橥现代性的终结,进而以寻绎中国自身的现代性--"中华性"为指归,表现出一定的追求民族文化个性的合理性.但其指认现代性为西方话语霸权而否定其使用的正当性,进而割裂现代性与其所言的中国现代性的辩证关系,这就存在着无法规避的矛盾和困境.析分其矛盾和困境,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现代性,而且有益于文明间的对话与共融.     

阿多尔诺现代性解构的批判性反思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三个标杆式人物之一,在对待现代性的态度上,阿多尔诺与哈贝马斯和霍耐特有所差异.笼统地说,阿多尔诺的"现代性"概念,可以归属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古典现代性"概念;但他对现代性的态度,并非仅仅局限于哈贝马斯所说的"总体化的理性批判",而是试图对现代性进行"解构".在这个解构过程中,阿多尔诺力图解构主体首要性,从而触及到了现代性的灵魂;力图瓦解同一性逻辑,从而动摇了现代性的形而上学基础;批判资本主义的等价交换原则,从而揭露了现代性的社会现实表现.从一定意义上说,阿多尔诺的"现代性解构"具有后现代特征,但又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的"告别现代性",而是介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阿多尔诺对现代性的批判令人深思,但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因而,对这种现代性批判本身还需要进一步的批判性反思.     

后现代性视域与马克思的当代阅读

后现代性即是对现代性的诊断与解构、颠覆与批判。作为现代性批判的重要思想家,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共同开启了后现代性的哲学思想范式。从后现代性视域看,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颠覆传统形而上学、终结现代性哲学话语的过程中,完成了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开启了一种新的哲学思想范式。它标志着现代性的终结与后现代性的开端。     

跨文化形象学:思路、出路或末路

跨文化形象学起于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揭示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进而提出"三组课题"。按三组课题清理跨文化形象学的基本研究思路与体系,可发现第三组课题留下的理论困境:面对西方现代性,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困境不仅在知识与观念上,还在价值与权力上;真正需要解构的,不是西方现代性和西方现代性构建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网络,而是中西方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模式。在这一思维模式中,我们不可能摆脱西方这一巨大的他者进行现代性自我确认,即使是用后现代的话语理论解构西方现代性,质疑西方的中国形象构成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他者,也最终会落入后现代的话语理论的陷阱,因为没有他者便没有自我。第三组课题出现的理论困境,将直接质疑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意义。跨文化形象学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解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关系,同时又在解构这套解构理论,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无法拯救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主体性,更无法由此通向中国现代性的文化自觉。这是跨文化形象学的根本困境,因为它可能否定了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自觉使命。     

理解现代性的三个途径

当前中国学术界对现代性概念存在着不同理解.这些理解上的差异主要来自术语学和学科习惯.从术语翻译的习惯来讲,现代性应该被理解为人们的心态特征;从学科角度观察,应明确区分认知传统下和审美传统下现代性的不同含义;从社会学的历史出发,现代性应被理解为17世纪断裂后的社会特性.可见,对现代性的理解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后现代性的界定.     

原点结构理论视域下的科学发展观解读

以建立在经典现代性为主导的传统发展观为依托的中国社会转型,由于传统发展观的局限,日渐陷入困境.在新全球化的后现代语境下,中国选择哪条路径?是继续经典现代性之路,还是选择后现代性?最终,中国选择了建立在新现代性基础上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及其贯彻落实是受传统发展观及新全球化语境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结构,即原点结构影响和制约的,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既存在着对当下中国国情的路径依赖,又是对传统发展观的超越.     

面向生态文明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兼论建设性后现代的逻辑进程

正建设性后现代,顾名思义便是借用了"后现代"之现代性批判的力道,却抛弃了"后现代"一味摧毁和瓦解之主张,因此"建设性"就成为理解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之关键因素。"建设性"的存在和使用都是在与"解构性"相对的意义上,"建构性"所重视和关注的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生活世界面临现代性问     

20世纪90年代中国后现代戏剧之批判

20世纪90年代中国后现代戏剧的发展,体现了年轻一代戏剧家反叛与创新的实验姿态。其基本倾向是,90年代前半期偏向解构传统与反叛经典,剧本与文学的意义被解构,强调剧场演戏的感性直接性,乃至朝着排斥语言的形体演技、舞台综合发展,对现实人生的思考呈现出缺乏深度的“平面感”和“零散化”;90年代后半期主要走向大众文化和左派政治,其叙事、人物、语言等似乎在向传统回归,但实际上,后现代解构传统、反叛经典而重表演、轻文本的倾向仍然存在,又因为它将自己定位于“政治”或“娱乐”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人学”内涵,在相当程度上排斥了戏剧精神的现代性创造。后现代戏剧在某些方面丰富了中国戏剧艺术的可能性,然而,它强调剧场性和表演性而排斥文学、忽视人学,演剧流于叙事的表象化,则又突出地体现了它亟须以现代性为根本,从“人的戏剧”出发去建构其戏剧美学。     

"客观现代性"与"表达现代性"——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理解

中国的现代性工程在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制度建设、文化创新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与欧美等现代化"先行者"相比还存在某些差距和不足;另外,作为社会状况的"后现代性"也在悄悄出现并与现代性共存.这是中国社会"客观现代性"的特征.与此同时,诸如"发展"、"和谐"、"民族复兴"、"和平崛起"等话语又塑造了中国社会"表达现代性"的形象.在城乡对比的意义上,城市代表着现代性的国家形象,而农民、农民工往往被看做"表达现代性"的"他者".这种"问题化农村-梦想化城市"的叙事体现了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多重性和矛盾性.     

文化“祛魅”时代的文艺学话语反思——从消费主义文化理论视域考察当代文学艺术场域的文化转型

随着社会文化结构的嬗变,文化与文艺话语范式经历了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巨大变革和转型.消费主义文化逻辑的普泛化,在祛除现代性文化之魅的同时,也彻底解构了审美现代性发生以来的文艺自律神话结构.面对审美现代性的式微与大众消费文化的滥觞,文艺学话语必须通过对现代性权力话语的理性僭越,在消费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实现话语范式的重构与创生.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