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活中的君子与圣人--《论语》三章镜诠

儒家学说自其创立之时,就以理想人格的成就为旨归,此理想人格即是君子和圣人。但儒家并不以君子人格的养成为最终目的,而是进一步指向了政治生活的实践维度。我们通过对《论语》中“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孔子使子路问津”和“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三章的文本诠释,来凸显儒家德性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天命”为君子人格提供下学上达的形上根据,并奠定了理想人格的逻辑基础,提示儒家君子人格走向政治生活的必然性(天命的召唤);孔子与隐士对政治生活的不同态度体现了儒家理想人格的现实追求;圣人“无为而治”一方面呈现了理想人格的治世方式,另一方面也突显了德性在政治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     

《论语》的批判性解读

《论语》其实是一部治国纲要。孔子及其弟子们竭尽全力提倡并身体力行追求一种理想人格,以实现其政治理想:社会秩序井然,人民安居乐业。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使孔子成为了万世敬仰的圣贤。然而,这个理想国却是一个没有人格平等和尊严,没有思想自由和创造快乐的思想牢狱。从《论语》中反复强调的"学"、"孝"、"礼"可以看出这一点。     

谭嗣同政治人格浅析--兼论谭嗣同慷慨就义的心理根源

作为理想主义者的谭嗣同,其身上表现出鲜明的政治浪漫主义人格倾向.但同时在他的内心深处又纠结着中国士人在几千年传统政治文化之中熏陶而成的"圣君情结",这使得谭嗣同在现实政治层面上又会表现出另外一种和革命浪漫主义完全不同的政治功利主义人格倾向.这对矛盾使谭嗣同常常处于两难境地,并影响着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心态,最终导致了殉身于理想的政治悲剧的发生.     

北宋神宗朝熙宁时期的礼文建设考论

北宋神宗朝元丰时期,是宋代礼制建设的重要时段,而在此之前的熙宁时期,也有编修《南郊式》,讨论太庙始祖及其地位等郊祀礼文方面的议论或施设。《南郊式》作为"敕令格式"之一种,其性质介于法令和礼典,具有可操作的规范性与实效性,其编纂为后来的礼文变革提供了基础。变革的整体思路既包含"回复三代制度"的理想,同时也从政治实践出发,综合考虑历代沿革与现实可操作性,体现出较为鲜明的时代特征。     

科学发展观与人的发展目的——兼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科学发展观观照了人的发展的历史维度、现实维度与道德维度,对人的发展予以终极关怀与现实关切,它本质上是一种人文发展观,具有深厚的伦理意蕴.科学发展观给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崭新的课题,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进行改革与创新,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增强人的主体性地位,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从理想性到现实性——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向度

对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考察是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向度。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所体现出的人类自由作为理性维度,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马克思通过对伊壁鸠鲁原子论中所体现出的自我意识的个体能动性和自由意志的分析,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类政治生活的深刻洞见,也表达了马克思试图通过哲学实践来改变现实世界,彰显了马克思从理想的政治向度走向对现实政治生活的批判。     

徘徊于文学批评与仕宦情结之间——王闿运《诗经》评点发微

王闿运作为近代湖湘名士,在文、史、政治、教育等领域皆有建树。其《湘绮楼诗经评点》为晚近可见的最后一种《诗经》评点,而由于《诗经》在王闿运研究中所处的尴尬地位,其《诗经》评点历来乏人问津。然而这个不欲刊刻,仅仅用来课读子孙的文本却正好处于王闿运文学、经学与政治思想的交汇点上,且呈现出强烈的个性色彩,流露出浓厚的个人心绪。一方面,王闿运本着重“体”的思想,钩稽系连了《诗经》与后世诗、骚、文、赋等多种文体的源流关系,彰显了其具有“纯文学”意识的诗学观和“大文学”色彩的文章观。另一方面,该评点亦在不经意间表现出王闿运经历政治理想的失落之后仍然保有的臣子之心、士人情怀,这也是其人格精神中最不可磨灭的部分。     

论沈从文的生命重造思想

昆明时期的沈从文致力于对理想生命的重造。他将“美”与“爱”作为理想生命的核心内涵,在抽象中探寻生命的意义。然而,沈从文的“抽象的抒情”并不意味着与现实无关,其背景和最终归宿都联系着民族人格的重造。正是由于这一现实目的的存在,他的“抽象”重构遭遇到了“具象”的冲突,这也暗示了他后期思想存在着内在的困境。     

东汉时期的两都之争:以班固《两都赋》为例

在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中,汉代是不可阙如的环节。西汉立国之初,基于政治和军事、地理的考虑,定都于长安,但由于关中之地与"暴秦"的历史关联,这一帝都长期难以在政治上获得合法性。与此相比较,洛阳城营建于西周初年,是周王朝的都城,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地方,这样,长安与洛阳,也就分别成为秦制与周制的象征,所谓的两都之争,则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论争的表象形式。西汉王朝自武帝始,国家政治日益儒家化,迁都洛阳遂成为儒家士人日益强烈的政治冲动。东汉之后,国家新都定于洛阳,这可视为儒家士人政治理想的实现,但同时却又激起了"关中耆老"的情感反弹。班固的《两都赋》是东汉明帝时期为洛阳辩护的典范文本。在现实层面,这一作品加固了洛阳作为帝都的位置,在观念层面,则全面昭示了汉代儒家理想王城的建制方式。就中国城市史研究而言,它提示人们,中国古代城市的设置和建设,虽然奠基于经济和军事的考虑,但最终却是要在政治、伦理、哲学层面确立正当性。城市作为文化的容器或哲学、政治观念的物态形式,它承担着"器以藏礼"或"以器显礼"的重大使命。     

默多克小说《黑王子》中自由主题的哲学探究

对"自由"的追求和探讨是哲学永恒的话题之一。"自由"既非无边无限的恐怖式自由,也非以主体自我意识为导向的自由;"自由"根基于"意识",是思想的产物。艾丽斯·默多克作为一名文学家兼哲学家,代表作《黑王子》中暗藏着其对自由的深刻理解。她认为,要获得"自由",行为主体必须从不完美的婚姻中挣脱出来;真爱是一种至善的精神活动,它的介入势必会让主体从道德源头处体验"自由";作为一种超越性的行为,死亡象征着意义的敞开,伴着主体肉身的消亡也将释放出更为广泛的自由。     

论孔孟之“政”道的伦理品性

孔孟之道的出发点及其理论探求的最终归宿,是论证"德治"之治道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作为孔孟之道的核心,孔孟之"政"道根源于上古社会伦理化的政治范式,从人性、人伦的角度论证"修己"以"治人"的可能性,在理论上确立了道德、伦理与政治之间的一种绝对相关。在政治实践上,孔孟主张借助人格提升这一伦理化的途径来最终解决社会政治问题,以建构一个理想化、人情化的社会。     

道家政治学的理想范型建构——《老子》第一章新诠

《老子》是一部完整的政治学著作,其第一章的核心是理想政治范型建构。道、可道、非常道是老子设计的三种政治形态,名、可名、非常名,则是与此三种政治形态对应的政治秩序状态描述或评价;有与无构成"道"——理想政治模型的两种表现形式;而常有与常无则是对理想政治模型的体悟路径。道与名、无与有、常无与常有是其政治理论的基本范畴。     

转型时段的历史意识——关于历史法学及其中国情形的发生论说明,并以德国近代历史作为比较个案

大凡转型时段,"历史"必然登场,历史意识和历史理性蔚为一时人心。其为重要资源,抚慰了当下人生,支撑着艰难时世。晚近中国百年转型,汉语法学因应时代,初成型制,而以历史性作为自己的基本学术品格。推而言之,一切法学均具有历史法学品性,历史意识构成了法学的思想品质和精神气质,历史方法是法学运思的基本进路,一切现实的法权安排实际上不过是表现为当下存在的历史存在。其间,法律的历史意识与政治意识具有内在关联,从来同时都是一种政治意识。正如秉具历史意识的政治方始"以行动进入历史",而蔚为真正的政治;充盈政治意识的历史意识以及立基其上的法制和法意,以向现实政治特别是现实政治危机敞开自己的方式表现了自己,进而实现了自己。换言之,直面迎应政治现实的立法始具生命力,而以立法迎应政治特别是政治危机,适足为表现为法律智慧的政治智慧,恰恰是邦国政治成熟的上上之境。现代汉语法学占有和运用历史方法意味着抉发法律的文化自觉与政治自觉,由此连缀和努力,"现代中国"作为一个特定的国民共同体与公民共同体,是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归属的法权满足形式,而形成"文化中国—民族国家"这一文明主体与"政治中国—民主国家"这一制度主体。     

“夜行者”归来:论丰子恺“文革”时期潜在写作的价值

丰子恺的《缘缘堂续笔》和他在"文革"时期寄给家人的一百多封信,共同构成了他"潜在写作"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长久以来,这位文艺大师往往以"居士"的形象为学界所知,虽也偶有"斗士"的一面,但他于抗战时期的疾呼高喊却并未在其文学创作生涯中得到进一步延续。相反,在因政治运动而中断写作几年后,重新提笔的他在坚守与退让中挣扎许久,最终选择从创作形式和创作思想两方面,实行一次对旧时风格的复归。这种复归显示着"疏离现实、淡化政治"的外在姿态,但其后所隐藏的,则是具有另类"抵抗性"色彩的精神内核。丰子恺这种疏离时代话语的选择,体现了他中庸温和的性格特质。借此,他在这一时期的写作中完成了内心生活的某种升华和突围,从而使他像一位潜行在黑夜中的旅人那样,成为特殊的时代大背景里一个具有异样的定力与活力的文化人格典型。     

论《唐律疏议》对《孝经》的承嬗离合

成书于先秦的《孝经》是儒家论述孝道和孝治观的经典之作,汉唐对其应用达到鼎盛,其阐述孝道伦理思想成为后世历代统治者理国安民的治世圭臬。作为东亚最早成文法之一的《唐律疏议》,代表中华法系最高立法成就。在这部法典中,继承并发展《孝经》之"孝"的思想就有58条之多,体现了对《孝经》的承嬗离合。其表现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孝为德本"——以孝治国;"孝道五要"——以法保障;"罪莫不孝"——以刑严惩。     

论《淮南子》的廉政观及当代价值

廉政观是《淮南子》政治思想的重要内涵,内在体现出君廉、吏廉与民廉的三重理论维度,深刻反映出黄老道家"清静无为,政反于朴"的根本主张。以"君廉"为核心内涵,《淮南子》廉政观试图以"清净无为"思想影响与制约专制君主的政治实践;以"吏廉"为重要组成,《淮南子》廉政观树立政治典型,力图有效推动官僚政治走向良性发展;以"民廉"为社会基石,《淮南子》期待王朝政治实现内在的整体和谐,在良政与美俗的现实互动中达到"通治之至"的理想状态。     

唐诗中的扬雄形象

唐诗中的扬雄主要有两种形象,一为献赋入仕的宫廷侍从,一为闭屋著述的草《玄》者。扬雄献赋本为讽谏,但因"劝百讽一"的矛盾,其讽喻之义往往淹没在华丽的形式中,所以唐诗称引其献赋时,多与入仕或宫廷侍从相联系,而较少注意其讽谏,称引草《玄》事时则看到了扬雄的不得已与高尚的人格。对扬雄的吟咏体现了唐代诗人对出与处的思考,献赋入仕是他们用世思想的反映,而白首草《玄》则是他们对人格的追求,是兼济天下理想无法实现时的一份固守。     

《红楼梦》——人类文化的一部新的《圣经》

《红楼梦》是一部堪称中国传统文化《圣经》的伟大的文学巨著。首先,《红楼梦》是对中国传统二十四史的彻底颠覆,并大破大立地为我们开辟出有别于善恶二分谱系的一种以男女情爱为核心的人类历史第三谱系;其次,随着对这一人类第三谱系肯定,《红楼梦》使长期作为"第二性"的女性在人类历史中重新登场,并前所未有地揭露了现实中女性无比深重的历史悲剧;最终,更重要的是,《红楼梦》不仅把现行话语的统治视为女性悲剧的最为深刻原因,而且同时对人类话语进行了一种生命发生学意义的还原,而使一种有别于知识性话语的更为始源的"情的话语"这一泰初之言得以彰显,把对"情的上帝"的皈依这一新的救赎之途提到人类文化的议事日程。这使《红楼梦》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文学领域,而最终与人类终极关怀的宗教精神相通,其不啻可视为是与《旧约全书》并肩的又一部伟大的《圣经》。     

教师人格的培养与师德建设的途径

教师人格的培养与师德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文章在分析教师理想人格实现途径的基础上,提出要以教师理想人格的培养作为教师人格与师德建设的终极目标,要以理想人格培养的途径来统领整个教师人格的培养与师德的建设,从而最终实现教师理想人格与师德建设的统一.     

论柏拉图理想政治与修辞学之关系

在柏拉图的哲学家当王的理想政治理论当中,包含着某种重要的修辞学思想。据此,修辞学被看作是一种意见塑造技艺,联结着理想政治中的哲学与政治。哲学家奉此技艺,以其知识为指导,对民众政治生活进行正确的意见塑造。此修辞技艺的可行性和善性,或者说民众意见的正确可塑性及其正确塑造的德性价值,为柏拉图理想政治提供了理论与现实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