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曾门四弟子关系之论析

张裕钊因会试得主考官曾国藩赞赏,而结成师生之谊,成为"军中秘书"。张裕钊作文作诗皆受曾国藩影响。吴汝纶也因科举而得曾国藩赏识,留用曾府,起草奏疏,影响最大。科场不利的黎庶昌却得曾国藩提拔,"教以作文之法"。黎庶昌成为桐城派一流作家。薛福成因《上曾侯相书》而得曾国藩重用。薛福成文介绍西方风土人情,开拓了桐城派散文新境界,堪称现代散文之先声。     

曾国藩与曾门四弟子关系之论析

张裕钊因会试得主考官曾国藩赞赏而结成师生之谊,成为"军中秘书".张作文作诗皆受曾影响.吴汝纶也因科举而得曾国藩赏识,留用曾府,起草奏疏,影响最大.科场不利的黎庶昌得曾国藩提拔,"教以作文之法",成为桐城派一流作家.薛福成因<上曾侯相书>而得曾氏重用.薛文介绍西方风土人情,开拓了桐城派散文新境界,堪称现代散文之先声.     

“现代”中国文学史——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与后来的文学史以建构科学客观的知识学为目的不同,钱基博以传统子、史精神“撰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将王阁运、章太炎、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并置一起,讨论他们如何以各自的理论见解和创作实践共同参与和见证“现代”这一“事件”。梁启超、胡适倡导“革命”,追求文学日新叉新的“现代”;章太炎则代表着第二种“现代”人物类型,身预追新求变的“现代”潮流,却自始即长虑却顾,意识到必将随新变而来的种种流弊;《现代中国文学史》着墨最多也是人数最多的是第三类人物,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章士钊等人包括著者钱基博自己,他们始则舍旧谋新惟恐不力,晚则痛加追悔。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堪称三类“现代”文人之“忏悔录”。     

“五维度总体性理论”与中国近代文学史建构

在当下的语境中，总体性或本质性的命题或理论无疑是饱受贬抑而又易于引发争议的。可以说，尽管总体性理论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欠缺，但我们又必须借助于特定总体性理论的观念、方法及其框架来对具有特定整体性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进行分析与把握。事实上，“要求有一种深刻的总体性的史学还是完全必要的”。可以说，有待讨论的问题并不是是否需要总体性理论，     

在世界文化场域中的文学史建构——以近代日本文学史的建构为中心兼中日文学史比较研究

100多年前,中日两国前后出现了各自的文学史。中日两国近代国别文学史的建构是在世界文化场域中东西文化碰撞、交融的产物,是“国民国家”意识的产物。“中国文学史”的问世不仅受当时西方强势文化的促迫,而且是以日本为参照系,借鉴了日本笹川临风、古城贞吉的两种中国文学史著作的(1898年出版),明显地表现出在世界文化场域中的中日文学、文化的互动性,这是中日文学、文化交流从古代型进入近代型的一个突出特征。中日文学都是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貌,是个动态的构建。在世界文化场域中中日文学既有其共同性,也明显地存在差异,尤其在“意识形态性”上十分突出。     

文学史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

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文学”指的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这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但是,在90年代后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史料中,由于时代语境的重要变化,“主流文学”又经历了一个不断被改写、强化或质疑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些文学史著作的多元立场,使原有的文学史定论“重新”成为一个被讨论的对象。这就需要清理这些知识分歧,还原深层次的历史活动,讨论“重写文学史”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文学史的“重写”,实际反映了社会与文学意识形态在转型期的多变性、不确定性,学科的重组和建设,将会经历一个深刻的历史变化。     

“学校”与近代中国政治

作为19世纪末中国社会过渡时代的产物,近代学校具有重大的政治功能.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认为,“议院以学校为本”.这一思想,具有相当的历史合理性.根据梁氏和其他近代有识之士的有关思想,结合中国近代史实,笔者以为,除了培养出一大批近代国民、近代政治人才和各种近代专门人才之外,近代学校还对近代政治实践具有重大影响,构成近代政治体系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     

宗教文学·中国宗教文学史·魏晋南北朝道教文学史——关于“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构想

在中国现当代学术语境中,"宗教文学"的研究从概念、问题、理论到具体实践都存在较多的问题,最主要的表现是研究者往往致力于宗教与文学关系的探讨,而忽视了宗教文学本身的研究。中国宗教和宗教文学都具有独特的自性,"中国宗教文学史"的建构必须符合这种对象属性,而"宗教性"的内涵标准和"大文学"的文体观念,正是构建民族本位宗教文学研究的重要原则之一。作为中国宗教文学史重要阶段的"魏晋南北朝道教文学史",尤其可以体现此一原则的价值和意义。     

文学史书写与文学经典的互动——“重写文学史”相关问题的反思与追寻

文学研究界对现当代文学史进行了重新回顾与定位,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和肯定。反观＂重写文学史＂的实践,文学经典和文学史之间是一个互相改变、互相补充的矛盾运动过程：经典的经典性与文学史的重构、经典的有限性与文学史的自反、文学史的权利与经典的制衡。透过这一现象可以发现文学史书写本身就是作家生命体验的话语建构过程,文学史与文学经典的深层关系源于文学史对文学经典的表述和言说,即叙述构建的话语空间。     

“文学史”课程“学生参与”模式的建构与实施

“文学史”是大学本科中文及其相关专业必不可少的一类专业基础课,承担着文学专业人才综合能力培养的重要任务。但作为一种传统课程设置,目前的“文学史”课程教学在教学方法上,仍较多延续着传统的“教师讲授”模式,无法满足素质教育的要求,亟需改革。“学生参与”模式的建构是“文学史”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尝试,具有充分的现实和理论依据,“原典”阅读、“时事”追踪、“表演”和鉴赏实践应有目的、有计划、有创新地坚持实施。     

“反武侠”与百年武侠小说的文学史思考

从平江不肖生、白羽到古龙、金庸的百年"反武侠"历程,作为对武侠小说人文内涵的持续追问与反思,构成了武侠小说发展重要的内在动力.其思维路向具有文学史研究范式的意义,由此烛照通俗小说边缘与中心互动的努力,启发思考其过程中创作个体与文类整体的价值差异,进一步延伸为"反××",可以作为当下通俗小说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现代文学史观的“盛世”忧思

文学史观是人们对文学历史发展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它不仅与一个人的世界观紧密相关，而且还深受到社会心理和时代感受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时下影响较大的几种现代文学史观的分析，反思了“盛世心态”对它们的渗透和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     

“文学批评”与“文学科学”——夏志清与普实克的“文学史”辩论

1961年3月,美国耶鲁大学出版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是以英语写成的第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前此,西方学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点主要在于古代文学,因此,夏志清这部深具前瞻性的著作出版后很受学界欢迎。1962年,著名汉学期刊T’oung Pao刊出普实克长篇书评,对夏著做了非常苛刻的批评。夏志清为文反驳,在同一刊物发表响应。由于意识形态的分野,再加上一些个人意气,两人的争论非常激烈。双方互相指控对方充满政治偏见,而力陈己方才是文学的艺术价值的守护者。然而,这次辩论的真正学术意义却不在此,而在于双方对文学史书写的态度和取向:夏志清以文学批评作为首要任务,而普实克则认为文学科学才是研究文学史的正道。事实上二人的理论各有渊源:普实克深受布拉格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夏志清论述背后则是新批评和利瓦伊斯伟大的传统观念。二人的辩论,牵涉文学定位和研究方法的思考;其不同的意见,对今天的文学研究或者文学史书写活动,实有其参考价值。     

近代中西文化冲突、融合与毛泽东思想的产生

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文化的人格化代表——知识分子在文化冲突中不断探索调适、融合中西文化,构建中国新文化的途径,并付诸政治实践,历尽磨难,终于产生了科学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从此中国革命结束了黑暗中的摸索,走上了通往胜利的道路。     

乍暖还寒——“平凡的世界”现象与“重写文学史”

"平凡的世界"现象由读者、体制、学术界三种不同力量的不同态度构成,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究其原因,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中,文学"去政治化"的追求、受西方中心论和进化论史观支配的文学史观、对《平凡的世界》艺术价值的低估都参与了这一现象的形成。近年来,随着"重写文学史"形成的文学史叙事被反思,《平凡的世界》重返文学史场域。路遥对经典现实主义的坚持和通过"失衡婚恋"模式对人性、精神世界的深刻探索值得重视。     

我们为什么接受了这样的文学格局——文学史教育与多民族文学问题

今天我们讨论文学史教育中多民族概念的问题,必须首先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文学史知识＂已经严重地脱离开文本,成为一种架空的知识传授。占人口数量优势的广大汉民族读者与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艺术之间存在着深深的语言鸿沟,他们难以领略少数民族文学的语言魅力,无从获得真切的感性的文本体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地读者了解、认识其他民族文学的＂切迫性＂,要改变这样的文学格局,就必须造就一种关注文学文本且能够理解文学文本的现实。     

论少数民族文学进入文学史的“隔”与“不隔”

少数民族文学能否进入文学史是当下一些文学史学家关注的问题.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少数民族文学处于可有可无的边缘位置.究其因最根本的是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之间存在的"隔"与"不隔"现象."不隔"是共通性,"隔"是在语言通畅表层意思"不隔"基础上存在的对作品深层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上不可深进的精神状态.当纯粹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进入汉文学史时以汉文化视角去阐释就会出现深度理解上的"隔"现象,从而造成文学史编撰上的难度.     

走出“主观性”的迷雾——论对文学史的原生态把握与追求

真实的文学史依赖文学史家们对文学史存留物的理解来复现,所以,文学史便获得了第二重存在,即文学史实践.后人对文学史的种种诠释与复现的努力,必然表达着文学史家们的种种理解,在这种种"理解"之中,便形成了对文学史的"主观性"追求与原生态把握之间的矛盾.在我国新时期的文学史实践中所出现的对主观性过分张扬的倾向必然会丧失文学史的"史"的特性,同时也丧失文学史的"文学"性,从而陷入"主观性"的泥淖.如何走出"主观性"的迷雾,我认为关键是应坚持对文学史原生态的把握与追求.因为文学史实践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