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阳圪塔村的社会与信仰——以明清洛宁碑刻为中心的考察

阳圪塔村现存碑刻主要是关于清代乡村庙宇建设的,透过它们可以看出该村在清代数百年的历史变迁。这些碑刻反映了三个社会现实：一是多族姓杂居是当地社会常态;二是该地家族实力在科举推动之下出现了数次转移;三是在清代中期社会稳定,经济相对繁荣的大背景下,频繁的宗教活动带动了乡村商业的较快发展。另外,从阳圪塔村碑刻上也可以看出,现实需求的多样性导致当地民间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状态;当地妇女为了世俗需要也积极组织起来,通过捐施和募化资金等方式参与乡村庙宇建设。     

中国民间信仰的特点与社会功能--以关帝、观音和妈祖为例

在中国民间信仰的众多神祗中,关帝、观音、妈祖是信众广泛的大神,它们的信仰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民间长盛不衰,并拥有广泛的信众,遍跨许多国家.其信仰崇拜的原因在于人避灾祈祷的功利实用目的和态度.它们在社会生活中可以给人们精神支柱,起安定社会的作用,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有助于祖国的完全统一和现代化.     

清代至民国前期新疆玛纳斯县域的庙宇与民间信仰

玛纳斯县域自清朝统一新疆以来逐渐聚居成邑,移民群体的生存活动形成地域社会。清代至民国前期的玛纳斯县域农业社会的形成蕴育了众多的庙宇,围绕庙宇广泛而多样的民间信仰活动成为当时城乡显著的社会现象,促进了移民的土著化社会建构。     

明清以来的高平商人研究——针对高平市康营村庙宇碑刻的考察

高平市康营村是一个具有晋商历史文化典型性的古村落,但是目前有关康营村的文献资料几乎是空白。针对高平市历史文化遗存普查发现,康营村现存庙宇中仍保留了六十多通明清以来的碑刻、匾额,以及遗址、构件、题记。通过对高平市康营村庙宇碑刻的考察,可以清晰地发现晚明清初时期晋商的阶段性特性,可以从总体上把握明清以来高平商人的发展轨迹。     

清代县域视野下的禁赌问题研究——以山西高平为例

太行山腹地的高平,清代赌博之风盛行,禁赌成为社会焦点,刻石立碑作为禁赌的特殊形式,在乾隆中后期到光绪朝初期被广泛运用,禁赌碑普遍出现于各村庄的大庙之中。禁赌的主体既有地方政府又有村社组织,禁赌对象既有人又有事,两者均呈序列性特征。禁赌的适应性条例与范围亦区分层次,在实际执行中各有差异。禁赌的举措充满了人情味色彩,而村庄基层组织社会等成为最具魅力的核心主体。禁赌作为村庄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建构着属于高平地区特有的民风与秩序。重视以村庄为主体的秩序建设,使赌博失去土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禁赌问题。     

移民社会的信仰：清代镇西民间信仰之考察

以镇西汉移民社区的微观视角观照清代新疆的移民社会,考察镇西汉民族移民社区的形成、分析民间神 的构成、探讨信仰的地域性特征和多元化功能,重点揭示了镇西汉移民社区与内地同质、但又有独特需求与精神创造的民间信仰,其中驼户供奉“马祖”与“冰神”信仰带有鲜明的地域独创性.分析得出清代新疆移民社会对内地民间信仰移植的同时还进行了文化融合与创造,民间信仰作为主导民间大众思想的精神文化,是清代边疆治理移民社会的有效补充方式.     

明清时期冀南太行山区女娲信仰的地理分布与历史变迁——以女娲庙宇及碑刻为中心的考察

河北省涉县是冀南太行山区女娲信仰的核心区域,女娲庙宇分布广泛,常建于山顶或山村最高处,称之为“顶”或“奶奶顶”。涉县女娲庙宇以中皇山娲皇宫为中心区域,由西向东呈条状分布,距离娲皇宫越近,分布越密集,越远则相对稀疏。冀南太行山区女娲奉祀起源较早,至迟在唐末宋初之时,女娲信仰已有一定规模,及至明清时期,在地域文化传统、女娲护佑事项与信众所求高度吻合、国家政策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女娲信仰达到兴盛。就碑志来看,这一时期女娲信仰的内容也有一定变化,原有补天“文化英雄”的神格逐渐失落,其“始祖母”神格成为主导,在这一转变中,女娲作为生育、护佑子嗣的独立女神的身份越来越清晰。     

民间信仰的生存状态与组织模式——以青海省湟中县徐家寨六月会为例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广泛流传于民间社会的现象,其生存状态与组织模式,有利于我们了解民间信仰所营造和实践的多样性、宽容性的信仰环境和宗教文化,是我国各种宗教、各种信仰包容、和谐、和睦共存的重要基础。     

礼俗互动与民间信仰:以微山县两城镇伏羲庙为中心的考察

微山县伏羲庙位于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两城乡凤凰山南麓陈庄村,宋元明清以来,地方社会基于各种原因,多次对其进行重修.虽然立碑年代各不相同,但碑文都表达了对伏羲氏的敬仰,并对民间盛行的伏羲、女娲兄妹二人配为夫妻的说法进行了驳斥.贯穿伏羲信仰发展的主线,即强调伏羲作为上古圣贤人物的功德,并努力将其形象神圣化.宋代以后,随着理学的盛行以及国家对民间意识形态控制的加强,地方官员和士绅开始有意识地对民间的伏羲信仰进行改造,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以礼化俗.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两条途径就是圣贤人物的神圣化与民间神明的道德化.地方精英阶层之所以孜孜不倦地对伏羲信仰进行改造,其主要目的还是通过对民间信仰进行道德渗透,确保儒家思想向基层社会的延伸.     

宋代民间强势力量与信仰空间建设——以两湖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以两湖地区为中心,通过分析宋代民间强势力量参与祠庙、寺观建设的情况,阐明了信仰空间在公共领域中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指明了民间强势力量参与信仰空间建设主要出于家族利益的考量,进而,在比较的基础上,揭示了对待迷信的不同态度会深刻影响一个地区的历史进程.     

社会变动下的民间信仰:晚清民国时期的水神崇拜

作为传统民间信仰,水神崇拜在近代社会的剧烈变动下遭受了一定冲击,但依旧得到政府、官员和民众一定程度的依赖与坚守。面对各方面的挑战,水神信仰也做出了适当的调整与变通,加入了一些新元素,在迷信与科学、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下,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处,并发挥着作用。     

从清季民初的民间祭祀看三峡地区的民间信仰

民间祭祀活动是展示信仰风俗的主要方式。三峡地区民间祭祀活动十分普遍,大致可以分为祭祖和祭神两种类型。通过对三峡地区民间祭祀活动的考察可以发现,三峡地区民间信仰表现出三个特点,即包容性和实用性、畏惧与依赖心理、俗世性趋势的复杂纠合。     

民国时期回族社团组织及功能研究

辛亥革命以后,在孙中山先生五族共和思想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回族内部一批知识阶层和先进分子出于振兴民族、弘扬伊斯兰文化、发展民族教育、沟通回汉感情、改革回族与社会发展不适宜的陈规陋习为出发点,创立了不同类型的回族社团.这些社团成立后,在组织动员各地回族创办学校、发展回族教育、创办回族报刊、从事学术研究、维护地方回族利益及宗教信仰自由,动员回族全面参与抗战,推动近现代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代大同府关帝信仰考略

清代大同府关帝祭祀以五月十三最为普遍。一方面源于明嘉靖国家祀典定制,另一方面亦与民俗节日有关。对关羽的称谓亦有所差异,如关壮缪、关王、关帝、伏魔帝君、关圣等,原因即在于中国历朝历代对于关羽都有不同的封号。大同关王庙是本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关庙之一。关帝庙会多在每年祭祀时举行,流传于近世的有两个庙会。     

清至民国时期的东北民神

民神信仰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地区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理背景,在其民神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与全国民神共同的特点,也有自身的地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