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光绪年间江南民间的河南义赈

光绪年间江南民间的河南义赈。主要有光绪三年和十三年两次,之后则趋于衰落。义赈的兴起与河南官方救济的严重不足、江南善堂的传统救济功能、西方近代救济行为的示范及《申报》的作用等有关。与官赈相比,民间义赈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专而精的施赈方式更为高效合理、义赈措施更具有实效性和针对性、善后赈济更注重为灾民谋生路、注重对弱势群体的救助、自捐自办的运行模式等五个方面。     

中国近代官办彩票业起源研究——以湖北签捐票为中心

"尚义耻利"是中国传统义利观的表述,中国近代彩票借助"为诸善举"得以产生,并与传统射彩拉开距离,这正是对传统道义文化资源的有效利用。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签捐票,开启中国近代官办彩票业之滥觞,这不仅是近代彩票由舶来品吕宋票到本土彩票的一个发展过程,更是其时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道德价值观由"义"趋"利"变化的折射。     

近六十年来清代赈捐制度研究述评

赈捐指政府面对赈灾而举行的捐纳或捐输活动，是救灾中一种重要的筹款方式。清政府为筹集资金曾多次开办赈捐，尤其晚清，虽早已意识到政策的弊端，仍频繁开捐。赈捐对清代救灾、官僚制度、财政、社会风气等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赈捐是捐纳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捐纳制度的研究，赈捐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拓展对其个案及相关领域的研究。     

唐锡晋与晚清义赈

义赈是晚清国运衰颓时由江南士大夫发起实施的新的灾荒救济形式,体现了一批中下级官员和在野士大夫的政治抱负和经世能力。唐锡晋在晚清义赈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了运转高效灵活的指挥中枢,同时他还利用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以及职业关系,为义赈提供物资、人员等多方面的保证。唐锡晋投身义赈达三十七年,历地八省五十一州县,以坚持时间之久与跋涉地域之广而享誉朝野,并在死后获得民国政府的隆重褒奖,他的义赈经历在晚清义赈主体中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     

论晚清徽商对徽州社会救济事业的扶持——以光绪三十四年水灾赈捐为例

明清徽州社会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徽商印记,及至晚清,情况依然如此。光绪三十四年夏,徽州暴发特大水灾,徽商在灾荒场域之外迅即展开了大规模的赈捐行动。旅沪徽商利用同乡网络组织居中协调,借助现代公共媒体,更新募捐手法,广发募捐公告,号召流寓各大城市的徽籍人士慨输资财,以纾解故土家园的灾难。徽州地方官绅颇为依赖旅外徽商,两者互为奥援,极大地提高了赈济效率。与徽商数额庞大的捐款相比,官赈已退居微不足道的位置,而此次赈捐所体现出的地缘色彩和募捐程式也为考察晚清义赈的演进提供了合适的样本。     

明代捐监的产生、发展及影响

明代捐监在明景泰初年济边饷而开。捐监意为捐出身，不同于政府直接卖官，但也属于一种变相的卖官行为。捐监群体政治地位较低，多授低微的官职。捐监所得银两，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暂时解决军饷、赈济等问题；捐监的影响恶劣，是导致明代中后期选法壅滞、学风日衰、社会腐败的重要原因。     

助赈彩票:传统道义的近代关怀——中国近代本土彩票的萌芽

彩票是一舶来品,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彩票实为仿效外洋吕宋票而产生。晚清"义赈"这一新的赈灾机制的出现则为中国近代本土彩票的出现提供了资源支持。正是假"义赈"所需,促成了中国近代彩票的早期萌芽。     

18世纪前西方社会腐败概念的内涵演变 ——一个思想史的视角

西方社会,腐败概念的内涵经历了一个由"某种状态"到"某一特定行为"的转变.这种转变与人们对政治和道德关系的认识紧密相连.在政治与道德相融合下,腐败多指国家、政治或个人道德所处的某种状态;政治与道德初次分离后,腐败是尘世政治生活不可避免的状态,且无根治良方;在政治与道德再次融合下,腐败内涵复归为政治生活或个人生活的某种状态,并被打上了世俗政权与教会政权矛盾冲突的印记;民族国家兴起后,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催化下,政治与道德再次分离,腐败开始指向某种特定行为.至此,腐败概念的内涵实现了由传统认知向现代认知的转变.     

晚清赈济体系初探——以“丁戊奇荒”为例

官赈、教赈以及义赈是“丁戊奇荒”中基本的三种救灾形式,是晚清赈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官赈、教赈与义赈在救济的性质、程序及款项来源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但在实际救济过程中三者却未表现出明显的排斥与抵制,而是形成在官赈为主导下相互协作,互为补充,彼此影响的关系,构成了晚清赈济体系多元化特点的内核。     

儒家义利观与网络伦理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由原来的简单互动发展到人际关系的交叉、重叠、对冲和损害。基于传统社会而衍生、派生、创新出来的网络世界日益暴露在道德疏离、道德冷漠和道德陷落的困境中。而作为中华文明重要渊源的儒家文化，很早就倡导“以义为上”、“尚义而不排利”、“先义后利”的行为原则和伦理规范。从实践角度考量，儒家的这种义利观对网络社会的和谐发展和网络伦理的建构有重要意义，只有遵从正确的义利观，以义为先，遵义逐利，才能保持网络世界的长期繁荣。     

从桃园结义透视蜀汉的悲剧命运

《三国演义》中蜀汉的败亡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与道德的矛盾冲突造成 ,具体而言 ,就是道德原则代替政治原则 ,蜀汉主要人物身上狭隘的“义”的道德观念严重影响到他们的政治行为。桃园结义事件已暗示出蜀汉最后命运的悲剧性     

老子与孔子言下的仁义问题

在先秦政治论题中,仁、义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十分重要。"仁",是本于自然人性的政治原则;"义",是根据自然人性原则制定的引导性原则;"仁"与"义"相合衍生出"礼",为可见的政治制度。因此,对政制品质的考察,需要还原到仁义问题,甚至最终还原到道德问题。     

政治道德还是道德政治——评我国传统的德治思想

政治道德和道德政治是两个内涵截然不同的概念.以传统儒家思想为基础,以"仁"、"礼"、"忠"、"义"、"民本"等政治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德治其实是一种把道德理想化、绝对化的道德政治.再加上它以"人性善论"为出发点,以道德自律为主要实现途径,其实是一种政教合一式的、以人治为本质的道德政治,所以它最终没能使我国政治踏着传统的脚步走向规范化、现代化.     

"睡觉"考

离合词"睡觉"的语源义本为"睡醒",但其词义后来却向反向发展,演变成了"进入睡眠状态"(即"睡眠行为").这一变化经本文考证始于明代.变化产生的原因则主要是出于误用.表示"睡醒"义的"睡觉"在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中的读音与随后出现的表示"睡眠行为"义的"睡觉"的读音完全相同,就是二者前后联系的重要证明.     

论道德与政治的统一

政治和道德有着各自的规定性，二者有质的区别。然而，政治和道德又有内在的一致性。一个革命者从投身革命担负一定政治任务之日起，就要用道德规范调整自己的行为和各种关系。因此，无产阶级的政治与道德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是“为人民服务”。这种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每个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既要讲政治，又要讲道德。割裂政治与道德的辩证关系，不仅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关于我国社会“见义勇为”行为的社会学思考

本文从道德社会学角度，对多数社会成员见义不"勇为"的深层原因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仅停留于倡导和单纯从道德方面去寻找原因是不够的，能促使见义勇为行为成为社会多数成员普遍、自觉行为的条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应以理性的目光审视这一行为及其约束因素，重新构筑"见义勇为"行为的社会基础，才能使见义勇为不再仅仅是少数杰出人物的壮举，推进我们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     

论明代的赈粥

赈粥,作为救荒的措施之一,以其简易可行、成本不高、救治迅速、颇具实效性而被明代社会广泛采用。从施赈的对象、赈粥的方法、粥粮的来源、粥厂的管理等方面,可以了解明代粥厂制度的基本状况,因而可以对其实绩进行了恰如其分的估量。而粥厂制度自身存在的种种弊端,其实正折射出明代荒政乃至经济、吏治的实际情形。     

漫谈中国市场社会的启蒙意识--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及其良知

中国向着"市场社会"的转型同时也是向着"市场经济"的过渡.一个真正有效率的市场经济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基础和与这个道德基础相一致的政治法律秩序.现代市场社会内含着一个与政治、经济、文化相配套的现代机制,是市民社会的高度发展,它能够提供一个"公共领域",足以抵抗权力意志从各个方面对民间权利的侵犯.这种新兴的市场社会理念表现在政治观念上就是要摒弃"官本位"思想,强化权力监督.     

重利尚义:中国近代彩票的社会文化背景浅析

晚清本土彩票属于近代转型时期的产物。一方面,它是直接仿效西洋吕宋票而创设;另一方面,晚清彩票的兴起尽管体现了国人的一种逐利行为,但也有传统道义文化的支撑,即晚清彩票假"义赈"名号使其在价值取向上与传统射彩之法区别开来,从而使其在性质上属于近代新生事物。     

我国古代优秀道德思想在大学生德育中的应用

我国古代优秀道德思想是高校新时期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尚义轻利、崇仁重爱、厚德自强、克己内省和改过迁善等道德思想,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心、道德责任感,帮助大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关爱、学会合作,养成健康品德和高尚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