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推进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战略研究

湖南推进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坚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此战略研究可分为两个层次：在宏观总体战略上,首先应有“三位一体”的战略意识,其次应放在“四化两型”和“四个湖南”建设视域下实施,第三应坚持协同发展;具体实践战略上,应落实在五个方面,即空间结构优化发展战略、主导产业与特色产业发展战略、人才人才资源开发战略、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化战略以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战略。     

武陵山片区区域旅游化水平差异研究

选择武陵山经济协作区6个中心城市作为研究对象,以2011和2015年两个代表年份作为研究的时间阶段,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到6个区域的旅游化指数,发现其旅游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张家界旅游化水平最高,黔江旅游化水平最低。从资源禀赋、产业发展时间、基础设施和政策引导方面,分析了6个区域旅游化差异形成的原因,提出创造新型旅游要素、促进特色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构建旅游空间系统、利用政策支持等发展建议,以促进武陵山片区旅游化发展。     

武陵山片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对策研究

以武陵山片区为研究对象,在对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二者融合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由此提出了科学编制发展规划、着力打造优质品牌、创建融合发展机制等对策建议,以期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     

武陵山片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效益评价研究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是第三产业发展的新业态,是国务院扶贫攻坚主战场——武陵山片区旅游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然而怎样科学评价这两大产业融合发展的效益,已成为旅游学界的一项重要课题.本研究在初步构建理想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通过三轮专家打分法,逐步确立了二者融合发展的效益评价体系,而后运用因子分析法定量检验上述指标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且测算各指标权重,结合业内专家意见及笔者思考构建出效益评价模型及模型等级,并根据效益指数分值划分为好、较好、一般、较差、差五个等级,然后以张家界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测量出其两大产业融合发展尚处于初中级阶段,据此可推导出武陵山片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处于初中级阶段.就此提出了创新观念、创新产品、创新制度等三点建议,以期推动武陵山片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优化升级.     

武陵山片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

以武陵山片区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及特点,然后从内生动力要素和外源动力要素两个视角来观察其动力要素群及其作用机制,在构建片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动力模型和模型评价的递阶层次结构基础上,通过模糊层次分析法量化其动力的作用,并判别各评价指标的权重,最终的研究结果表明：1.人才创造和市场需求是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内生动力;2.政府作为外源动力,在推动民族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作用显著;3.创新动力是促进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产业组织层面各动力要素相互作用的归总.     

武陵山片区民族社区互嵌式建设研究——以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为例

相互嵌入是民族交融的微观注解,是我国各民族分布上交错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的直观体现。靖州各民族社区通过建设实现了在结构、文化、制度、经济上的相互嵌入,为其成员提供了一个财富充足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为研究主导型民族社区的互嵌式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践经验。     

连片特困地区旅游扶贫效率测度与时序分析——以秦巴山陕西片区为例

以秦巴山陕西片区29个县(区)为研究对象,选取2009—2018年各贫困县(区)旅游相关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对该连片特困地区旅游扶贫效率进行了研究.从研究区域整体层面看,其旅游扶贫效率值在2009—2018年并未出现较大提升,前期甚至出现降低的趋势,虽然后期有所回升,但增势欠佳;从县域层面看,留坝县、镇坪县、佛坪县和汉滨区在旅游技术和旅游规模方面均有提升;从旅游扶贫效率分解角度看,旅游综合效率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旅游规模效率的增长.据此,提出提升旅游相关技术的创新性发展和注重引进旅游高层次人才的发展建议.     

基于PPT旅游战略的旅游扶贫机制研究——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

贫困地区在发展中面临诸多问题,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带来很多机遇,但是这种发展往往对当地群众的脱贫致富无法真正起到实质性作用。因此在贫困地区旅游业发展中引入PPT旅游战略,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普及农民的商品服务意识,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建立良性的主客文化交流和贫困地区社会发展的推动机制,使贫困人口在地区旅游业发展中真正受益。     

基于交通发展的武陵山片区旅游产业集聚机理及响应路径

区域交通改善是旅游产业集聚产生的基础和必要条件。传统经济地理学和新经济地理学及其整合,为研究区域交通发展与旅游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研究范式。武陵山片区交通网络节点上发育出6个显著的旅游产业集聚区：张家界旅游集聚区、怀化旅游集聚区、凤凰-吉首-永顺旅游集聚区、恩施旅游集聚区、黔江-武隆旅游集聚区、铜仁旅游集聚区。从机理和路径解释：首先,区域交通发展对传统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中作为源区域因子的区位和资源禀赋产生影响,导致了初始的旅游产业集聚;然后,时空距离和感知距离被进一步压缩,影响到新经济地理分析框架中的金钱外部性、技术外部性以及空间成本,深层次改善了区域旅游产业集聚水平。未来,要依托交通集散枢纽,建设立体化、层次化的交通网络,以及统一的无障碍交通导向政策,以实现旅游产业集聚提质增效和可持续发展。     

连片民族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协同扶贫合约制治理模式探讨——以武陵山片区为例

区域发展与协同扶贫已成为连片特困地区的重要区域公共事务,基于区域治理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区域发展与协同扶贫重大区域公共问题的合约制治理模式成为主要的制度安排。基于武陵山区域合约制治理的实践考察,分析了合约制治理的经验,但也存在协作观念不强、协作制度与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缺乏强有力的组织保障等问题。应从培育协作观念与合作意识、建构治理贫困的合约制系列制度、成立区域发展委员会和协同扶贫开发委员会保障合约执行等方面改进连片特困地区合约制治理。
     

特色文化产业扶贫的特征分析与绩效问题研究——以武陵山区为例

特色文化产业扶贫具有两大鲜明特征:一是扶贫绩效呈倒U字型曲线,但由于就业刚性和粘性,该曲线滞后于产品生命周期;二是特色文化产业扶贫具有双刃剑的特征。目前武陵山区特色文化产业扶贫处于倒U字型曲线的上升阶段。其中特色演艺产业扶贫广化效果不足,扶贫空间有限;文化旅游产业扶贫绩效显著,但双刃剑特征已经显现;特色工艺产业扶贫正在起步。长远来看,一是厘清精准扶贫与广化扶贫的辩证关系;二是慎用资本代替劳动的资本密集型发展模式;三是以情法合一的方式避免企业的挤出效应;四是加强文化产权立法,保护特色文化传承地区的居民权益。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中的生态化建设——以阿坝州为例

乡村振兴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民族村寨作为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单元,对民族村寨的振兴需要城乡、产业、文化、生态环境、基层治理等多方面的有机融合。以阿坝州为考察对象,以乡村振兴为背景,以社区参与为研究理论,在充分调查当地旅游与扶贫及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关系的基础上,运用时间序列模型,分析旅游、扶贫、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对促进居民增收与经济增长的微观影响机理。旅游发展与环境有紧密的共生性,当地的旅游生态化建设要将保护生态环境贯穿始终以及民族社区居民要积极的参与。提出要转变旅游发展理念,建立农村旅游合作社,建立当地居民旅游资源入股企业的新模式,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旅游+"培养新兴业态,融合传统农牧业的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寻求民族地区旅游与环境一体化共生的实现途径,才是实现农牧民增收脱贫,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经营模式创新。     

民族乡撤乡建镇、改办的思考——基于昆明市6个民族乡的案例研究

民族乡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补充形式,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数量急剧减少。受利益驱动导致的民族乡撤乡建镇、改办,凸显出政策失效、措施缺位、角色错位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为处理好民族乡撤乡建镇、改办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应考虑健全民族政策法规体系,制定综合配套措施,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加强社区组织协调,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等建议,逐步引导城镇化进程中民族乡撤乡建镇、改办规范、有序推进和健康发展。     

民族地区财政扶贫绩效评价与路径优化 ——基于重庆市6个样本县民族地区的实证研究

财政投入作为民族地区致富奔康的有力推手,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同步实现民生福祉有重要作用.利用DEA-BCC模型与Malmquist指数,基于巩固脱贫成果的现实需求,以4个民族自治县及2个县的民族乡为研究样本,对重庆市6个样本县2008—2018年财政扶贫绩效进行测算.研究发现:在静态评价方面,财政资金总体投入对样本县经济水平的相对提升有明显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在动态评价方面,产业、人力资本投资及公共服务等专项资金均能显著提升财政扶贫绩效.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新发展阶段,应扩大政府财政资金投入规模,探索构建扶贫资金稳定投入增长机制,优化民族地区财政资金转移支付结构,设立专项基金促进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统筹推进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民族地区激励型扶贫与农村低保制度耦合探索——以甘南州为例

甘南州位于甘肃省南部,区域内生活着藏、汉、回、土、蒙等24个民族,州内有5个国家级贫困县,高度复杂的民族群体心理与居民生活贫困构成了威胁地区稳定的潜在因素,农村低保制度则成为促进地区稳定的因子。为了解甘南州农村低保制度运行现状,以微观视角,选取2013年甘肃省甘南州8个县(市)的相关数据,并构建模型进行评价。发现单纯的他助性农村低保救助效果距救助预期仍有差距,因此提出自助性的激励性扶贫。探索实现他助+自助贫困救助措施的耦合,提升农村低保救助制度系统效率。最后,提出完善甘南州农村低保制度与激励性扶贫嵌套农村低保制度的措施。     

南太行山区旅游产业扶贫绩效评价及协调度研究——以辉县市为例

旅游产业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手段,在提升贫困人口参与能力、促进当地经济社会整体发展、实现2020年脱贫目标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文章在对现有旅游扶贫成效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经济、社会、生态三个方面构建旅游产业扶贫绩效评价体系,并以南太行山区辉县市为例,在绩效评价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经济、社会、生态三者之间的协调度,测算了辉县市旅游扶贫绩效协调度,并提出了实现旅游扶贫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武陵山区阳戏形态及其佛教文化辨源

在国家重视发展传承民族文化的形势下,研究武陵山区阳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武陵山区阳戏具有形态多样、佛教氛围浓厚的特点,前者指它的表演形式有仪式戏、仪戏结合戏和民间小戏三种基本形态,后者指在武陵山区,佛教的传播要早于阳戏,并且阳戏在传入伊始即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该地区阳戏与佛教文化的汇融经历了文化碰撞、渗透,最后混融的历史轨迹。     

后脱贫攻坚期民族地区“弱有所扶”民生建设困境及其完善路径——基于武陵山地区X县16村的调查研究

离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还有不到2年的时间,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任务非常重,还有较大规模的贫困人口,以及较高的贫困发生率,亟需加快做好"弱有所扶"的民生建设,助推弱势群体如期实现脱贫。基于武陵山地区X县16村的问卷调查发现:民族地区贫困农户人力资本严重缺乏,老弱病残人口多,劳动力严重不足,家庭经济十分脆弱;"弱有所扶"的民生建设存在低保兜底保障效用有限,医疗保障不足,对残疾人扶助缺失,养老保险缴费压力大,因贫困"摘帽"的目标压力,贫困农户受助机会显著降低等突出问题。聚焦民族地区弱势群体基本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亟需加快建成基于兜底保障、"医疗-养老-助残"、社会参与和发展扶持为主导的"弱有所扶"多层次保障体系。     

先锋队引领与赋力村庄:精准扶贫何以落地生根?——以湘西苗寨十八洞村为例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抓手,更是检验我国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湘西苗族十八洞村作为习近平"精准扶贫"重要思想的首倡地,其在深刻领会和全面贯彻落实精准扶贫思想中创造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村级样本"。湘西十八洞村整村脱贫的经验叙事回应了当前精准扶贫何以能在少数民族地区落地生根的时代命题,而其中的关键在于注重扶贫先锋队的引领以及紧紧围绕赋力村庄来开展精准扶贫的工作。透过十八洞村双贫困的样态,扶贫先锋队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从抓住贫困问题导向、重塑村庄秩序和赋力村庄这三个方面来践行"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的主张。同时在认清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主体的基础上,扶贫先锋队在引领上以激发村庄内生动力为核心,统合扶智、扶志和赋能三项工作,将扶贫工作与乡村振兴相结合,进而真正实现赋力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