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合并、精准扶贫及其目标靶向的精准度研究——以秦巴山区为例

作为新一轮国家政权建设的主要内容,村庄合并的全面推进为巩固基层政权和提高行政运行效率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通过在秦巴山区集中连片贫困带的调研发现,村庄合并也对当前的精准扶贫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村庄合并的“形合神不合”造成了项目安排目标靶向的偏离,贫困地区治理单元的放大使精准管理难度加大,并且造成了精准扶贫的内卷化,同时村庄合并带来的政权“再悬浮”使贫困人口边缘化,合并中形成的动力差形塑了形式上的脱贫。面对以上出现的各种问题,认为在脱贫攻坚阶段,精准扶贫的制度供给侧改革是避免此类问题出现的根本措施,在制度横向设计上有必要做好各个部门的协调、沟通与配合,在制度纵向设计上要具备一定的前瞻性,避免运动式的治理逻辑。     

新形势下教育精准扶贫路径探索——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教育精准扶贫的本质是智力扶贫,是帮助贫困人口掌握脱贫技能,实现脱贫目的。教育精准扶贫是提高扶贫效率、实现脱贫目的和维护教育公平的关键。应结合广西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统筹国家专项资金,狠抓教育扶贫的"精与准",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加快人才培养步伐,落实国家教育精准扶贫政策,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提高教育精准扶贫的实效。     

基层党建引领精准扶贫:一个优势治理的视角

在开展精准扶贫过程中各地既有共性优势,也有特色优势.相对"问题视角"而言,"优势视角"对精准扶贫工作具有较强的实践性.运用优势治理的分析视角,通过对Z县L镇的实地调研发现:L镇以党建为抓手,结合地处城郊的区位优势,充分利用当地富余的劳动力资源,建立劳务服务中心;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探索基层党建引领劳务产业扶贫的发展模式,取得良好成效.实践表明,在当前精准脱贫决胜攻坚阶段,各地应充分挖掘地方特有的资源优势,将其与组织优势、政策优势相结合,打造基层党建引领精准扶贫的本土化品牌.     

电子商务精准扶贫体系研究 ——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电子商务精准扶贫的相关问题引起政府、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从电子商务精准扶贫概念和体系入手,结合四川省凉 山州调研情况构建电子商务精准扶贫体系运行机制,通过分析其运行机制,并进一步探讨影响其各个子系统的运行因素,得出 电子商务精准扶贫体系能促进本地产业转型升级和农村产业发展,推动农村电商的发展,助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结论。     

高校教育精准扶贫模式探究——以华中农业大学精准扶贫建始县为例

教育扶贫是高校精准扶贫地方的主要路径。基于华中农业大学在建始县精准扶贫的实践所取得的成效及遇到的问题,通过对三螺旋理论进行了深化与拓展,构建了以产业为纽带,农户、企业、高校、政府四主体相互作用的四螺旋模型,探索各主体充分发挥优势,协同创新的作用机理,提出基于四螺旋模型的高校精准扶贫地方的新路径,即：找准农户致贫或返贫的原因;高校与政府联动,做好扶贫规划;高校与企业联动,抓好产业建设;加强高校、企业与地方政府联动,攻克难点问题;四主体联动,强化过程管理。     

产业下乡:扶贫微工厂参与精准扶贫的探索与实践——以H省W县扶贫微工厂为例

扶贫微工厂是产业扶贫的重要形式之一,其作为产业嵌入乡村的有效手段,对贫困村社会和经济领域发挥着特殊功能,主要表现为:有效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重塑社会交往格局;吸引乡村精英回乡创业,增加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稳定脱贫,有效防止返贫等。但这一劳动密集型产业组织形式,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也存在社会保障不健全,贫困户技能培训与再教育的缺失,销售平台扶持力度不足等问题。因此要健全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加大农户的技能培训与再教育;采取多元化的销售模式增加扶持力度。     

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机制研究——以四川藏区为例

当前,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的扶贫工作进入了精准扶贫的新阶段。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是旅游精准扶贫的重点区域。由于旅游精准扶贫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结合实例的旅游精准扶贫机制亟待研究。以四川藏区这一连片特困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在其贫困人口旅游受益的资本、权力和能力等方面限制性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剖析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的作用机理,提出了包容性可持续的旅游精准扶贫战略思路,构建了包括启动激励、目标导向、参与共享、监测评估的旅游精准扶贫机制体系,明确了四川藏区旅游精准扶贫机制的优化方向。     

后精准扶贫时期国贫县政府扶贫成效巩固研究——以2018年100个贫困县为例

伴随着众多贫困县的脱贫摘帽,中国精准扶贫工作进入精准扶贫后期。后精准扶贫的工作中心由重点扶贫转向重点巩固拓展扶贫攻坚成果、预防返贫和乡村振兴。能否有效预防返贫关键取决于能否巩固扶贫成效。换而言之,扶贫成效的高低及其巩固程度如何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贫困县政府的预防返贫能力和成效。以2018年100个贫困县相关数据为例,采用标准离差法,对贫困县扶贫成效进行了较为科学的测量,发现不同地区、不同省份的贫困县扶贫成效存在差异。它表明各地区、各省的扶贫成效巩固任务轻重不一、压力大小不同,也反映各地区、各省的预防返贫能力和成效的差异。因此,科学有效地巩固扶贫成效,提升预防返贫能力,拓展扶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是精准扶贫后期的政府中心工作。这不仅需要各地方政府同中央齐心协力,也需要各地方政府与民众齐同努力,共同克服疫情后的各种困难,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良好衔接,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群众生活的改善。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探索及发展建议——以衡阳市为例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已成为我国扶贫攻坚的重要环节,组织企业参与扶贫开发工作,有利于建立贫困地区整体脱贫的长效机制。文章结合湖南省衡阳市市情及贫困现状,以该市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实践作为切入点,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角度阐述了企业作为精准扶贫主体来优化扶贫治理结构的必要性,并针对衡阳市现有的一些扶贫开发模式,提出了企业带动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启示和建议,旨在为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提供经验参考。     

涉农资金整合下精准扶贫项目运作及其脱贫成效考察——以H县精准扶贫项目运作为例

涉农资金整合是针对扶贫资金所存问题而展开的扶贫资金领域的改革。本文以田野调查为基础,集中关注涉农资金整合以来精准扶贫项目运作过程的变化及其脱贫成效。涉农资金整合下,扶贫项目运作主要在项目的申报、项目资金审批、项目实施、项目监管四个环节改变着原有的项目运作模式、利益关系及权力格局。其扶贫成效在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和集中扶贫资金力量上,实现了扶贫项目数量、扶贫范围、扶贫受益群体均扩大的效果,但也导致县域扶贫项目分配不合理、部门利益壁垒凸显的项目管理与项目资金管理跟进不匹配等问题。本文通过现实考察及对所存问题的分析,强调体制性根源中的项目制扶贫模式、利益趋动下的权力与利益的谋利性行为、机构设置方面的欠缺与不足共同导致了以上问题的产生。因此,应从加强县域资金管理能力、项目管理能力、增加社会扶贫力量的参与三方面共同应对当前涉农资金整合下扶贫所存在的问题。     

精准扶贫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为了全面、客观地评价精准扶贫工作的成效,以安徽省为例,探索并构建了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帮扶和精准脱贫4个维度14个指标的精准扶贫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划分层次和专家评分,给出各项绩效审计评价指标的权重。结合对指标权重的分析,对安徽省精准扶贫工作提出了相关建议。     

精准扶贫中农民主体性缺失研究——以山西省Y村为例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部署,是新时代贫困治理的新模式。目前,精准扶贫这场攻坚战进入"冲刺期",通过山西省贫困县L县Y村的深入调研,从农民主体的视角出发,在分析精准扶贫中不同主体的行为逻辑的基础上,发现精准扶贫中农民主体性缺失的突出问题,试图通过政府政策引导、帮扶力量嵌入,村民自治组织、农民内生动力的"外导内生"式协同治理模式,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推动精准扶贫提质增效。     

精准扶贫、信息共享与贫困农户金融服务创新 ——以张家界金融产业扶贫为例

精准扶贫的特点在于对贫困户的精准识别与信息共享,并以此降低金融机构向贫困农户获取信用的搜寻成本,为贫困农户提供金融服务创新奠定了新的基础.精准扶贫将贫困地区的贫困农户识别出来,集合为贫困户数据库,在此基础上与农村的社区信用结合形成了基于精准扶贫的信息共享机制,从而扩大了农户的信用范围,提高了贫困农户的金融缔约能力,降低了贫困农户企业家行为的成本,为提高贫困农户的自生能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精准扶贫视角下农村产业化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Y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为例

文章通过对环京津贫困带一贫困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析发现,产业扶贫实施前的权力主导和弱势吸纳,实施中扶贫资源的股份化运作以及实施后的事本主义共同导致以合作社为依托的产业扶贫功能的式微。在产业扶贫所呈现的中央和地方“委托———代理”关系中,双方利益诉求的差异迫使地方以打造“戴帽项目”和“亮点工程”来进行权力寻租,产业扶贫目标靶向出现了偏离;另外,扶贫资源资本化和蔬菜种植规模化的产业发展模式使产业扶贫陷入了重产业发展而轻扶贫济困的困境,扶贫和开发处于一定程度的脱嵌状态;最后,产业扶贫以项目制为核心追求的短、平、快逻辑形塑了产业发展的非持续性。面对产业扶贫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产业申请、考核、验收与评估,建立产业依托主体的准入制度,制定产业扶贫的后续扶持政策。     

遭遇搬迁：精准扶贫视角下扶贫移民搬迁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陕南王村为例

文章通过对陕南王村扶贫移民搬迁四个阶段行动逻辑的分析发现,行政主导下压力型体制的威逼与普适性政策的诱导共同滋生了“背皮”搬迁的发生,从而导致精准识别的错位。另外,在搬迁过程中制度衔接的缺失与行政联合的缺场使扶贫治理陷入了碎片化的困境,背离了精准帮扶与精准管理的目标要求。最后,国家、地方政府、贫困户各自行动逻辑、制度选择与利益诉求的差异使扶贫搬迁陷于了一定的制度性逻辑困境之中,搬迁后的村民生计出现了一定的式微,威胁到了扶贫移民的可持续生计。针对扶贫移民搬迁政策执行偏差的问题必须从国家政策制定,扶贫治理体系构建以及扶贫移民的可持续生计等几个方面来完善制度建设。     

精准扶贫视角下扶贫项目的运作困境及其解释——以华北W县的竞争性项目为例

税改之后,各种资金依靠“条线”以转移支付的形式自上而下输入农村,“项目治理”开始兴起,在扶贫领域也不例外。以华北W贫困县“整村推进、连片开发”竞争性项目为例,将扶贫项目的生成、申请、立项与落地实施作为一个完整的项目链条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在项目申请之前上级政府的“选择性平衡”导致了扶贫瞄准偏离;申请、立项环节发生了扶贫目标的置换与项目的盲目扩张;项目落地后又遭遇了基层社会的解体重组与扶贫资源的碎片化。而这背后是项目分级治理下不同层级政府的多重逻辑以及项目制与科层制之间的张力使然,二者共同导致了扶贫实践与国家“精准扶贫”治理目标相背离。并在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