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研究与近代民族国家之构筑——以1941年《边政公论》发刊词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国人对边疆问题广为关注,边疆研究有从边缘走向中心之趋向.近代边疆研究虽然未能发展成为独立之学科,却是近代学术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一面.边疆研究的这一面相,实与近代民族国家构筑之历史相关.民族国家要求稳固的统一疆域,促进了国人对边疆之重视,推动了边疆研究的科学化与现代转型;边疆研究之发展,可深化对边疆的认识,有利于巩固边陲,对民族国家之构筑具有支撑作用.二者关系,是近代民族国家构筑进程中复杂关系的重要一环.     

民族国家视阈下我国“西北边疆”的生成与政治地理意义

近代以来,我国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治理过程中,对“西北边疆”的认识与界定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最终的形成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后,传统封建王权国家被迫与国际社会接轨的结果,既符合我国政治地理的演变历史,也符合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一般规律,,由此,边疆治理观念发生变化,首先在由传统“塞防为主”国防布局向近代“海防、塞防并重”的国防布局变迁中,维护西北陆权是伸张海权的基本前提;其次,西北边疆由国内地缘政治要素向国际地缘政治要素升级;第三,两个层次的“西北边疆”具有特殊重要的国防意义。至此,确定西北疆界、守卫国土成为近代以来我国作为民族国家对西北边疆治理的主旨。     

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民族觉醒--以近代中国北部、西部边疆危机为例

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概念产生于西方,并被赋予很强的政治含义:在西方的民族理论中,民族以建立民族国家为政治目标,民族主义是建立民族国家的理论基础.这种思想在近代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民族觉醒以及国家主权意识的培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也是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染指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策划少数民族独立、分裂中国的理论依据.近代以来,在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处理中,以中华民族为依托的国家观念在外力的作用下得到加强,使边疆危机最终得到化解.     

边缘区域国家认同建构——以诸葛亮边疆治理为中心的考察

蜀汉立国之初,南中地区方土大姓和夷帅据土不宾,维持边地的稳定和构建边疆民族对蜀汉政权的认同成为这一时期边疆治理的核心。诸葛亮在治理南中之时,秉持和抚怀柔的德化思想与因俗而治的羁縻之策,采取了重建郡县、重用大姓、发展南中经济等多种举措,力图将国家意志汇聚于边疆地区。在王朝力量和国家意志不断深入边疆地区之际,包括汉族在内的南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进一步加深,国家认同也日益增强。     

民族国家话语焦虑与“新民”视野下的“英雄”想象——以报刊史料为中心的讨论

创建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作为晚清"现代性"的中心内容其重心落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主体即"新国民"上。对于这样一个未知的"主体"的寻找"、想象"与构造,折射出近代以来尤其是晚清知识分子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由于本土话语资源的缺失造成的焦虑。"侠"与"英雄"的想象,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被重新启用,而"启用"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复活"与"复制",而是意味着在新的"时势"下加以"重构",淬厉"其"旧",采补"他"新",后者构成了"英雄"想象的"现代性"起点。     

边疆与民族之间：近代边疆社会转型中民族商人政治参与的地方性轨迹——以滇西北为例

文章以滇西北地区白、纳西、藏、回等民族商人在近代西南边疆社会转型重构过程中的活动为研究主线,对近代民族商人参与地方政治生活的演进关系进行了梳理和提炼。民族商人群体作为近代边疆社会重构过程中的重要参与群体,无论是以抗争求存还是以商谋权为表征,在地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过程中,对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转型都产生了特殊的冲击和影响,充分折射出他们身上具有边疆性与民族性融合交错的时代风貌。     

论抗战时期东北作家群的“国家”话语问题

"东北作家群"是中国左翼文学中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在东北地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多民族文化相互交织的文化景观下,东北广袤的黑土地孕育了特殊的民族心理与深厚的文化积淀,为东北作家群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土壤和浓郁的地域色彩;另一方面,面对"九一八"事变之后家破人亡的惨状,东北作家群体裹挟着家仇国恨的激愤,他们富有情绪化的创作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鲜明的国家意识,稍显稚嫩但却深切而真实,形成一种"国家话语"的另类书写模式。正是这种"另类"模式吹响了国家话语书写的时代号角,不仅对同时期左翼文学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自身也蕴含着独特的审美价值。     

边疆贫困山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实证研究——以傈僳族为例

从语言、传统等方面考察和分析云南省边境地区傈僳族的民族认同以及国家认同的现状,结果表明他们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正处于一种胶着状态:一方面他们在与国外同源民族的交往过程中比较看重民族因素,另一方面他们自身的国家认同又优于其民族认同.有鉴于此,引导傈僳族实现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良性互动的共生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必须从经济方面切实促进这一民族的发展,缩小其与内地民族的经济差距,以构筑其国家认同的根基;在政治方面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增强他们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在文化方面挖掘傈僳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引导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加强傈僳族的国家认同意识.     

中国边疆治理的文化“内驱力”建设研究——以西南边疆为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培养和发挥农民的内生动力,作出了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的重要论述。扶志与扶智发展路径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团队在云南和广西边境调研的结果表明,西南边疆文化建设的内驱力来源于当地文化传统、现代文化、戍边文化和党建文化。在实践中,各地发挥自己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主要以民族文化+旅游模式、边文化模式、党建+模式推进扶贫工作中的基层文化实践与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内驱力建设。以民族文化+旅游模式、边文化模式、党建+模式为主的文化内驱力建设路径,将为中国边疆治理提供文化兴边、强边、固边的智识服务。     

中国边疆研究中的“边疆性”问题再探——以李安宅的“边疆性”概念拓展研究为例

李安宅先生早年提出的"边疆性"问题,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在当今的边疆研究中是可以进行拓展研究的。李安宅的"边疆性"概念,历史地看是有其自身学理依据的,不仅在于其在社会学上的指向,也在于其横跨了多种学科研究的底蕴。面对边疆研究中的"边疆性"问题,有学者从战略和国家治理的角度进行了诠释,认为边疆性是清朝中国的一种统治状态下的战略,这种研究思路进而又扩大到对中亚国家的边疆问题分析上,但都未对"边疆性"下过定义。文章通过解析已有研究成果,尝试对"边疆性"概念下了定义,试图对具有普遍性边疆性质给予内涵到外延的厘定。     

边疆治理视野下跨界民族成员的身份选择与公民身份建构——以云南省为例

处于国家中心之外、疆域之内、跨国界而居的跨界民族是国家疆域治理的特殊对象。在国家建设过程中通过政治法律、文化心理、公民文化等途径构建跨界民族成员的公民身份时,边疆社会落后、文化心理联系薄弱、现代政治文明缺乏等状况导致了跨界民族成员政治法律公民身份与公民合法权益未能匹配的客观现实,并表现为一定程度的身份选择困境与国家认同问题。跨界民族成员政治法律公民身份与事实公民权益的匹配当是实现国家边疆治理的客观基础。     

民族与民族国家发展的“中国路径”

像中华民族这样,在一个主体民族的周边和内部共存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形成一个长期共存且因经济的发展而关系愈益密切、存续数千年的“多民族统一体”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甚至独一无二的现象.之所以能够如此,独特而优越的地理位置所提供的生存环境和交往环境,实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农耕民族向四方的扩展,还是北方游牧民族对南方农耕区域的侵犯,都是一个自然的和历史的发展过程.应当从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同民族的经济需求和民族间利益冲突的必然性去认识这一过程,将其视作古代民族交流和民族聚合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不宜突出道德评价的色彩.     

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概念的演变--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中心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革命”概念总是一个萦绕不去的话题。在近代以来中央政权更迭的时空背景下,梳理“革命”概念的演进,沿着“革命”到底指涉什么、怎样认识曾经的“革命”、今后又如何看待“革命”这一逻辑理路展开分析。据此说明“革命”概念的“波动”是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精英在设法寻求理想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的映射。     

近代边疆问题中的“国际因素”:以民国时期的新疆为中心的考察——兼评《民国时期的英国与中国新疆》

近代边疆危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在中国蔓延,这既是中国内部窳败、政治失序所致,也是工业革命后西方列强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秩序演变所致。近代中国边疆问题的复杂化与国际格局的演变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因果关系,既是帝国主义列强全面入侵中国的重要表现,也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结果。列强这一他者的侵略,一方面使边疆危机日趋严重,一方面也刺激了国人的民族觉醒,国人的主权意识不断增强。地缘政治是列强在中国边疆地区博弈时考量的重要因素,民族与宗教问题则成为列强利用其以干预中国边疆问题时的重要方式。对这些千年未有之变局下的复杂面相,应有深层次的梳理、分析与诠释。     

清末民初的民族问题与边疆危机——以蒙古、西藏、新疆地区为例

清末民初,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步伐大大加速,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它们利用民族、边疆问题,挑拨中央与地方关系,散布分裂主义,策划“独立”,以达到其侵吞中国边疆领土和分裂肢解中国的目的。共同的命运,促使中国各族人民空前地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领土完整,构成了这一时期民族关系政治纽带的坚实基础。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各族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凝聚力日益增强,这是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一致的必然结果;中华民族精神得到进一步升华、提炼,并成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抵御外侮,共创中华各民族新纪元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共同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者是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并始终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历史运行的主轴。     

学界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回顾与思考——以对海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历史考察为例

海外中国学是指由国外学者参与的、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或研究领域.其中,国外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当代部分的研究实际上已逐渐成为国外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国内学术界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历史进程,考察这项研究的发展情况,找出我们工作的成就和不足,是为了面对21世纪的国际局势,更好地迎接海外中国学研究热潮的来临,也为了使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更加科学和客观.     

全球化时代中国朝鲜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以中国某边疆的朝鲜族为例

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同时带来了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互动。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差异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要求之间的关系值得关注。中国朝鲜族作为一个独特的少数民族,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俗习惯等,与其他民族有清晰的边界,族群认同意识非常明确;出于对共同世系、血缘和文化上的认同,他们将朝韩两国作为他们曾经的故国去感知,民族认同比较强烈;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中国朝鲜族有对中国的坚定认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认同纽带趋于多元化,中国朝鲜族亦发展着多元化的社会认同。保证多民族国家认同的根本,是建立起基于公民权的认同形式,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坚持民族间的平等与团结,加强国家的主流价值观的教育,以加强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向心力。     

边疆研究视域下的“中原中心”与“天山意象”

古代中原士大夫、文人墨客往往基于“中原中心”思维定势,通过诗词等文学作品对西域、辽东等边疆地域进行丰富的想象和勾画。这种想象力被运用到西域,结果产生了“天山意象”,即西域被想象成异质的、荒蛮的乃至动荡的空间。所以,唯有破除“天山意象”,以边疆地带为边疆研究本位,站在边疆的立场体察边疆,而非仅仅从中原的视角俯视边疆,才能将边疆地域破碎的事和人连缀成一幅相对完整的画面,进而勾勒出一副包括边疆在内的比较完整的中国历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