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利弊得失： 基于土司制度的分析

边疆治理是历代中央王朝的一项重要任务和难题。借助"成本—效益"逻辑可以有效解释封建王朝时期国家在治理边疆问题时左右摇摆的政治态度。当治理边疆的效益大于成本的时候,统治者会进行积极治理,反之,则选择消极治理。国家治理成本包括官吏雇佣、地方治理、军事管理、封赏等,效益则包括稳定、贡赋、珍稀资源攫取、"天朝心态"的满足等。     

中央治理与地方策略:杂谷土司与明中央关系研究

在边疆土司与中央的关系中,中央王朝的"绝对权威性"占主导地位,但因不同地区、不同地方首领对朝廷提出的典章制度的理解和实施程度不同,地方的"相对能动性"改变着制度的执行。因此,运用互动视角对杂谷土司的设立、明中央的治理以及杂谷地方^①对管理制度的灵活应对进行研究,显得更为客观。梳理相关史料不难发现,朝贡是明中央与杂谷土司互动交往的主要途径。双方在朝贡人数等方面,以明廷在管理上的宽缓而告终。需要指出,这是出于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治理的政治考量,体现了明中央落实朝贡制度的差异性,呈现出明中央与边疆土司的特殊关系。     

中国沿边开放中内陆边疆一体化效应研究

借助于所构建的一个3×3×3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分析沿边开放下的内陆边疆一体化效应的结果显示,在国内市场完全分割情形,无论边境地区一体化水平有多高,经济总会收敛于唯一的长期稳定对称均衡,但随着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边疆地区的高技能工人份额逐渐增大;在没有沿边开放政策的封闭经济体中,随着区际贸易成本的降低,经济体从高贸易成本时的对称均衡,向中等区际贸易成本下的三个稳定均衡转变,再向低区际贸易成本下的核心—外围均衡结构转变;在沿边开放作用下,国际贸易成本不断降低的均衡结构转换路径与封闭条件下国内区际贸易成本下降效应一致,但不同的沿边开放水平,不稳定的均衡点所反映的边疆地区高技能工人份额不同。随着沿边开放水平的提高,边疆地区高技能工人份额不断降低,在区际贸易成本很高时,稳定均衡点所反映的高技能工人份额随着沿边开放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因此,降低国内区际贸易成本要与提高沿边开放水平同步推进,才能在边疆地区形成边缘增长中心。     

地方政府网络治理协同行为实证研究

运用信度检验、效度检验、结构方程分析等统计方法,实证研究主体关系、外部环境、政府自身3个因素对地方政府网络治理互补型协同行为形成的影响程度,以及这3个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研究发现:伙伴能力和公众要求是政府是否采取合作行为的主要外部考量,良好的信任关系和对彼此资源的依赖互补性能在客观上促成网络主体之间进行协同,公共服务质量和政府回应性则是政府主动采取合作行为的内部驱动力,而公共服务本身的复杂性并不必然导致协同合作.     

论我国边疆治理的体系转型与能力重构

在国家的历史叙事中,边疆治理是一个无法绕开的经典议题。在我国传统社会时期,边疆治理是一元化的治理体系,精英主义色彩浓厚。边疆治理能力主要体现为边疆防卫能力、民族关系处理能力、边疆秩序建构能力。改革开放30年以来,现代化浪潮以沛不可挡之势席卷边疆地区,边疆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急遽嬗变,公民权利意识和利益意识逐渐觉醒,民主政治思想开始萌生。时代演变和社会变迁给传统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当代边疆治理体系应该完成由一元化治理向协同共治的转型;当代边疆治理能力的重构,不但要完善边疆秩序建构能力,更要提升推动边疆发展的能力和完善公共服务供给的能力。     

宗教信仰与中国陆地边疆治理

中国陆地边疆治理是一个运用多种治理维度和手段的系统性过程。基于陆地边疆地区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邻国厚重的宗教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水平等特征,宗教信仰在这一区域影响较大。不管从正面功能还是从负面功能来看,宗教信仰在中国陆地边疆治理中的功能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影响至深。宗教信仰本身是一把双刃剑,既包含哲理性的内容,也有愚昧性的内容,在中国陆地边疆治理中它既有积极的功效,也存在消积的影响,因此在屏蔽宗教信仰负面效应的基础上,可以而且应该适当发挥宗教信仰积极治理功效。这种以软权力约束为特征的治理手段,对于整合边疆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不同族群力量,压缩不利于和谐治理的异己力量,凝聚利于和谐治理的向心力量,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边疆治理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中国推动边疆经济发展和经济分配、整合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协调陆地边疆和海洋边疆战略等行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给中国边疆治理造成了新的挑战。在这个边疆争夺日益激烈,国家疆域形态多样化的时代,必须推动中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治理的多元主体,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建设,主动应对非传统边疆安全危机,积极对外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进一步提升边疆形态多样化意识。     

姚锡光与晚清边疆治理

姚锡光是清末民初一位有着多重身份的历史人物,从外交随员、督抚幕僚、地方官员,到考察教育、传播西学的教育家,以及锐意革新、兴办海军的军事家,关心边疆民族问题的中央政府官员,其一生经历丰富,著述颇丰。他的代表作有《东方兵事纪略》、《东瀛学校举概》、《吏皖存牍》、《筹藏刍议》、《筹蒙刍议》、《筹海军别录》、《姚锡光日记》、《姚锡光文稿》等,这些著作对军事、地方事务、民族问题都有不俗的见解,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边疆民族地区流动人口的人口社会学特征分析——以云南为例

少数民族地区作为中华民族社会群体的基本构成单元。如今,人口流动的大势,不断冲击着"农本"的民族社会关系,亦重构了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地缘分布格局的新秩序。本文借助云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了边疆民族地区流动人口发展的基本特征及演变态势、劳动就业状况、流入地居住与留居意愿情况。据此提出了构建家庭化的流动人口服务体系、引导高素质人口向边境集聚、以农地权换市民权的制度构想。     

土族赵土司族系考

土族赵土司赵朵儿只的远祖为按竺迩，白达勒达人。元初从征西域，后征积石，定关陇。他的后代多有功名。洪武初，赵朵儿只归降明朝，被安置于乐都，即为土族之赵土司。     

滇西边境农村社会救助减贫成效及其制约因素——以澜沧县为例

澜沧县是滇西边境的民族聚居区,该县农村社会救助在保障贫困者基本生活和缓解支出型贫困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减贫成效增强了边境民族聚居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国家自豪感。然而,该县农村社会救助减贫成效也面临诸多制约。一方面是制度自身发展不足的制约。包括经办监管能力弱、家计调查实施难、以户施保制约救助精准性、医疗救助待遇"捆绑"问题严重;另一方面则是特殊县情的制约。包括因灾致贫人数多、地方财政能力弱、艾滋病感染者和跨境婚姻贫困家庭等特殊贫困人员增多。此外,乡村金融服务滞后和对有劳动能力贫困者的就业帮扶不足也制约了农村社会救助的减贫成效。     

明清时期云南边疆民族教育政策之比较

明清时期云南边疆民族教育得到了很大发展。作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两个王朝,明清统治者吸收了以往历代统治经验,十分重视教育在治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过程中的作用,将教育视为治边重要方略。适应于边疆与内地联系愈加紧密的历史趋势,清朝在云南边疆举办教育的力度超过明代,各类学校的设置范围更广,尤其是在边疆民族地区大量开办义学,成为清朝云南边疆民族教育的显著特点。明清云南教育的发展,在传播中原儒家文化,推动边疆民族社会发展,促进边疆社会内地化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边境治理中的跨国婚姻移民:特征、动力及其影响——基于对云南两个边境县的调查与思考

通过对云南两个边境县的实地调查发现,跨国婚姻移民现象正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不仅数量增长迅猛,地域空间扩大,而且族际通婚比例快速上升。深入挖掘其形成的内在动力,发现其更多是受到民族国家制度与政策差异、市场经济牵引等现代因素影响。随着跨国婚姻移民现象的普遍化,其对边境治理的影响日渐深入,既有负面的,更有积极的。只有理性客观地看待这一现象,才能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完善的边境跨国婚姻移民治理体系。     

土司术语与“土司学”的概念体系

在土司制度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土司学”庞大而专门的概念体系。这些概念术语有力支撑着“土司学”的学科构架,是“土司学”得以逐步形成和确立的重要基石。梳理土司相关术语,大致包括制度层面、土司群体与土司人物、土司时期的相关事件、土司地理、土司地区的社会生活、土司文献、土司文物与土司遗址等七个方面。     

边疆民族地区实施高等教育精准扶贫的探索与研究

滇西边境山区贫困规模大、贫困程度深,不仅表现为条件型贫困,更表现为素质性贫困,常规扶贫手段难以奏效。产教融合相比于传统的教育扶贫优势突出。针对云南省滇西、滇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人力资源普遍科学素质不高、人才资源相对匮乏、科技尚未能成为重要支柱的状况,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应运而生,成为边疆民族地区践行高等教育精准扶贫目标的探索者。通过高校与产业、高校与社会、高校与政府的资源和能力互补,形成"政府—高校—产业—社会"的教育共同体和扶贫共同体,实现人才培育、社会服务和知识创造功能叠加,为新时代高等教育发挥优势,服务经济社会更加平衡和充分的发展,提供了样本。     

论深化土司问题研究与“土司学”的构建

土司问题研究正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构建土司学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当前土司问题研究应强调历史大视野,因为土司制度的推行、改土归流的实施都是在极具中国特色的历史大背景下的历史现象和历史存在。同时,研究土司制度也要有历代边疆治理的大视野,毕竟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朝治理边疆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治理模式。土司问题研究也要力戒泛化,要努力追求研究的深化与创新。在此基础上,加快推动土司学构建的进程。另外,要重视开展土司学构建的理论研究,要注意土司研究社会基本功能的发挥,而尽快组织力量,广泛调研,集思广益,启动《中国土司学概论》的研究与撰写则是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土司学的构建,并不是土司问题研究的终结,而是一个新起点。     

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

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边疆治理制度,是历代王朝统治边疆地区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法治在边疆地区的重要体现。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较此前历朝的边疆治理制度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彼此间也有较大的差异,反映出此三朝治理边疆地区的思想和实践,受到统治者的来源及时代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在元明清三朝之中,清朝的边疆治理制度最为成熟和完善,不仅取得良好的施治效果,而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纳西族土司文学回瞻

木氏作家群的出现是一个奇特的历史文化现象.少数民族土司家族创作汉文诗歌并形成鲜明气象代代相传.这在文学史上并不多见.汉文化与纳西族文化的文化内核相似决定了两种文化间的天然亲和,就像两个志向相同的人很容易成为情投意合的伙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