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市场特征论略

乡村旅游的兴起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旅游品种,今后很长一个时间,贵州旅游发展的主旋律将是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旅游品种,必须研究其产生原因、一般特征、落后地区和较发达地区在乡村旅游客源市场上的差异特征。     

“新乡土中国”社会团结的秩序基础——兼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秩序建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呈现出“新乡土中国”的发展样貌。基于对中国西部地区高柏镇乡村社会70年发展变革现实社会形态的呈现,借助对制度变迁理论中关于社会秩序议题的认知,把变革之中乡村社会秩序的构筑与形塑放在一个具有一定社会结构和网络关系的特定乡间聚落社会空间中,以考察村民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乡村组织）,群体（乡村组织）与群体（乡村组织）之间,基于特定社会处境或利益诉求,展开不同互动形态和关系连接,去理解和分析当乡村社会传统的村落团结维系“遭遇”外来的行政性力量“嵌入”时,乡村社会原有的秩序形态如何适应并整合新的外来力量,进而内外两种力量相互之间进行着怎样的一系列互构和博弈,并最终形塑了乡村的社会团结和秩序维系及其变迁。研究得出:当外来的行政嵌入型秩序之力量(国家政权的制度法规建设与政策施政倡导、乡镇政权的行政命令与施政干预、驻村乡镇干部的村治行为等),进入到乡村社会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并与村庄内生型秩序之恒定准则和样态(家庭及其家族、人际关系与人情往来、村落规范与村庄权威、村民小组与村级组织等),在村庄这一现实场景中遭遇,并转而进行着一系列的互构和博弈时,乡村社会里既存的两种场域形态——村头公共舆论场（非正式组织化的）和村庄红白喜事场（正式组织化的）,构成了乡村社会中外来的行政嵌入型秩序与村庄内生型秩序之力量互动整合的主要场域,也成为调试外嵌性秩序与内生型传统这两股不同的地方性社会秩序维系的主要力量源,并最终构筑起了乡村社会日常的秩序维系与团结基础。     

大同市乡村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

中国乡村旅游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大致经历了旅游扶贫、农家乐、农业旅游示范点和乡村旅游四个阶段。目前各地乡村旅游已取得了一些成绩,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开展乡村旅游活动能够促进"三农"建设,因此乡村旅游发展引起了政府、业界、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分析大同市乡村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认为需求膨胀、供给拉动、政府驱动与营销促进四个方面的共同作用是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而政府在今后的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将会进一步增强。     

行政嵌入社会: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关系研究

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表现为“行政嵌入社会”。行政力量嵌入乡村社会依托两种方式:一是内生性秩序的行政激活,以村庄内生性秩序的合理改造为基础,基层政府激活村庄内生性秩序的治理作用;二是自治秩序的行政规范,以引导村庄选举的方式,基层政府规范村庄的自治秩序。研究发现,基层制度设置与行政吸纳是行政嵌入社会的组织机制,国家资源分配与利益吸附是行政嵌入社会的动员机制,政府文化供给是行政嵌入社会的文化塑造机制。借助以上三种机制,国家行政力量得以与乡村社会融合,从而实现村庄善治。     

乡村旅游发展顶层设计:政策演变与展望 ——基于2004—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回顾

乡村旅游是驱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以2004—2020年发布的17个中央"一号文件"为研究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法,系统梳理了"一号文件"中乡村旅游政策的供给演进路径与关键内容.研究表明:中国乡村旅游政策的供给演进路径总体呈现"起步阶段-缓慢推进阶段-快速推进阶段"的变化趋势.政策核心内容在于乡村旅游的资本政策支持、乡村旅游的发展载体、乡村旅游的发展形式和乡村旅游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四个方面.这些政策内容,实时指出了中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方向,具有极强的指导性和纲领性,为中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指导路径.未来乡村旅游政策将着力于继续加大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支持、重视和鼓励乡村旅游合作社发展、重视乡村旅游发展形式创新、加强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四项工作.     

乡村振兴背景下旅游投资对乡村旅游经济效益的影响

在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全社会对乡村旅游投资越来越多。乡村旅游促进了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富裕。以浙江省为例,选取2014-2018年569个连续样本村的面板数据,在考虑资源禀赋、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条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基础上,研究旅游投资对乡村旅游经济效益的影响。首先,通过LM检验、F检验、Hausman检验判别面板数据模型类型;其次,运用Stata13.0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旅游投资对乡村旅游经营总收入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旅游投资每增加1%,乡村旅游经营总收入就提高0.24%。政府旅游投资对提高乡村经济效益起到重要作用。最后,针对提升乡村旅游投资效益提出政策建议。     

株洲市乡村旅游发展现状与对策

株洲市乡村旅游环境破坏较严重,开发层次较低,产品单一、雷同,社区居民和旅游从业者对乡村旅游的认识肤浅。要发展株洲市的乡村旅游,应加大环保宣传教育力度,注重旅游资源和产品开发,加强对本地乡土文化的传承,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政府主导型景区开发中居民社会关系与乡村居民利益获取研究

人类活动具有社会性并在生产生活中产生各种关系,诸种关系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积,而是具有一定秩序与规律的有机整体,这一整体就是社会关系系统.在政府主导型景区开发中,政府通过政治关系运用政治权力主导机构设置、资金投入、资产补偿等景区开发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利益分配.政府主导可能导致乡村社区丧失景区控制权;规划团队及规划方案使乡村社区核心景点和非景点区域利益获取出现分化,引发乡村社区利益空间秩序发生变化.研究发现,在社会关系影响下,各利益相关者在乡村社区展开博弈,导致社区生产空间和旅游利益分配非均衡发展;社区居民与其他景区利益相关者的关联性及关联程度影响着社区居民的利益获取.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同的测度与评价

基于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二者的协同关系,构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同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并评价2011—2018年我国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的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就全国层面而言,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呈递增趋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发展滞后的耦合阶段、失衡阶段和发展迅速的协调阶段;就区域来看,东、中、西三个地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大系统的综合水平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耦合协调存在空间差异：东部地区处于乡村振兴驱动的初级协调状态,中部地区处于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驱动的中级协调状态,西部地区处于乡村旅游驱动的勉强协调状态;经济发展、政府扶持、资源禀赋是影响两大系统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     

循环经济与乡村旅游:低碳旅游发展模式探讨——贵池霄坑村乡村旅游开发实证研究

随着能源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低碳经济"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低碳旅游"也逐渐成为旅游业发展的方向.由于注重资源再利用、关注环境、节能减排,因此循环经济符合低碳旅游的发展理念.乡村旅游与自然生态密切相关,因此发展乡村旅游循环经济具有天然的条件.文章梳理了旅游循环经济的相关研究成果,分析了发展循环经济的乡村旅游效应,提出乡村旅游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以安徽贵池霄坑村为案例地,分析循环经济理念和技术在霄坑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应用,提出了霄坑村旅游发展的其他低碳旅游发展措施.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社区信任问题

分析当代中国农村社区的信任现状和影响农村社区新型信任体系建立的因素,指出原有农村信任体系正逐渐走向衰落,新的信任体系的建立必须是立足现有资源基础上的扬弃和创新,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信任体系的建议。     

新农村住宅的“新“”农”性设计

现代的农村住宅设计应该适应新时代农民的需要,具有"新"、"农"的特点。一方面,在住宅户型设计上,应该根据农民的职业和家庭结构特点,实现房型设计多样化;另一方面,农村住宅设计应体现农村的住宅特色,方便农民的日常生活。在新农村建设中,只有把现代的科学观、生态观等先进理念与农村住宅设计结合起来,才能设计出人性的、生态的新农村住宅。     

乡土视野中的国家立法

当前立法工作中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如农民权利缺乏保护、国家法在某种程度上偏离农村现实、法律法规呈现明显缺失等 ,造成了法律进入农村的困难。农村法制建设需要加强立法工作 ,提高立法质量。法律必须赋予农民同等的权利 ,必须尊重传统文化 ,必须得到人们内心的接受。立法要关注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同质 ,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     

新农村建设视角下河北省农村科技存在的问题

新农村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和引领,科技进步是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强大动力。与发达省份相比,河北省农村科技还有一定的差距,还存在一些问题,只有深入分析这些障碍因素并提出相关对策,才能促进我省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     

城乡一体化中农村能源法制建设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展,加强力度建设生态友好型社会。在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农村能源结构也在发生变化,通过不同时期的农村能源结构和同一时期陕西和北京农村不同城镇化水平的能源结构对比,发现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出现了环境污染、能源浪费的现象,针对这一情况需要通过增强全民节能观念、健全能源法制的调控机制、强化能源法的执法三方面完善农村能源法制,控制解决农村在能源使用方面的问题。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镇化

制约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有许多.比如：封闭的城乡二元结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劳动力素质低等.与之相应,我们可以通过农村城镇化、农业综合开发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农村第三产业、发展个体与私营经济、扩大劳务输出规模、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和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等途径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而其中推进农村城镇化来发展小城镇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途径.     

乡村治理转型与农村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为当前中国农村的反贫困提出了新的战略,也成为脱贫攻坚阶段国家的一项政治任务,在乡村治理的转型过程中如何使精准扶贫与农村社会的政治生态相适应已成为决定农村减贫成效的决定性因素。鉴于此,本研究从乡村治理中治理方式、治理主体、治理社会环境、治理单元、治理动力等方面的转型来阐述对于农村精准扶贫的影响。面对转型的影响,必须进一步提高项目实施的科学性,加强对于扶贫资源的监管,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推广网格化的精准扶贫治理模式,大力提高贫困村专项扶贫资金额度,从而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农村金融供给保障研究

传统金融体制导致农村金融有效供给不足,制约了乡村振兴的步伐。从制度设计、机构发展、业务操作三方面对制约我国农村金融供给的因素进行考察发现：现有农村金融体系并未契合农业生产与农民收入的特点,形成借贷需求缺口;不同类型的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差异较大,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成长受多种因素制约;农村抵押物与担保机制缺乏,导致涉农贷款受到信贷歧视。应当建立健全农村金融体系,增强对新型金融机构的法律保障、行政监管与财政扶持力度,拓宽抵押渠道,创新担保机制,促进供需平衡。     

农民流动对农村文化建设的影响

在城镇化的推动下,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纷纷流向城市,农民的流动对农村文化建设既产生了积极影响,也产生了消极影响。为此,应该充分发挥政府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主导性作用,培养农民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主体意识,培育农村文化建设的内在动力,夯实农村的经济基础。     

乡村振兴的乡村文化产业化路径探析

乡村振兴要解决的是乡村衰落问题,始于近代的乡村衰落归根结底是乡村文化的衰落,内因在于中国传统的乡村文化重事业而非产业。因此乡村振兴根本上是乡村文化的振兴,乡村文化振兴的实现路径之一是乡村文化的产业化。用整体主义和文化自信的历史与文化观念看,乡村并非文化的空场而是富集区,乡村承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以物质和精神的形态凝固下来。通过发掘乡村文化的资源禀赋和独特优势,以集约型、内涵式、品牌化的发展战略推进乡村文化产业化,发展农业产业、生态产业、旅游产业、影视产业等,按照乡风文明的要求建设富裕乡村、美丽乡村、魅力乡村、创意乡村,可以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