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宗教文化角度看靖国神社问题

日本领导人不顾亚洲邻国的反对而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这不仅是由于他们错误的历史观决定的,而且是由他们自欺欺人的所谓日本宗教文化特殊论所自我误导的。文章侧重从日本宗教文化的角度,对靖国神社问题及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精神构造加以剖析。     

靖国神社与日本政要参拜原因探析

日本民族是个崇尚神道的民族,神社问题由来已久。但靖国神社却与一般神社不同,它的0祭祀对象是战场上牺牲的军人,随着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000多名战犯也被合祭其中。自50年代起,由政府参与的各种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一直未断,鉴于里面供奉着二战中的各级战犯,参拜极大地伤害了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遭到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严厉谴责。屡屡发生的参拜事件绝不是偶然的,政要参拜的背后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原因。日本的国民性格、国内政治基础、美国战后对日政策、日本经济发展、亚洲认同以及历史教育等无疑都是很重要的原因。靖国神社问题严重影响到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外交关系。日本只有正视历史,才能与亚洲各国增加信任,共创未来。     

诺贝尔奖得主解析健康生活

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不仅引起了世界人民的反感，也在日本国内舆论掀起了讨论的热潮。高桥哲哉是东京大学教哲学的靖国问题专家，曾著书从思想角度深度剖析靖国神社，在日本引起轰动。记者日前采访了他。     

日本军国主义是恶魔成共识

日本专家：日本民众易受过激言论影响 日本北海商科大学石原享一教授表示，对于靖国神社的参拜以及历史问题，中日不仅需要互相沟通，还需要听取来自世界各国的意见，这些外来的意见往往比较客观。他表示，在这场“舆论战”中，     

论日本靖国神社与"历史教科书"问题

日本的靖国神社始建于 186 9年。它是天皇制国家机构的一部分。这里供奉着 2 4 0多万名日本对外侵略战略中死亡官兵的“灵牌”。参拜靖国神社和篡改历史是日本右翼势力美化侵略 ,为复活军国主义招魂的蠢动     

从参拜靖国神社看日本新时期外交

本文针对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千方百计歪曲历史,美化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尤其是日本政界要员,特别是小泉纯一郎上台以后,不顾日本国内舆论和亚洲各国反对,多次参拜供奉二战战犯的靖国神社的问题,通过对靖国神社问题的由来、发展和社会基础的分析,揭露其实质,指出日本新时期外交走向,以及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应采取的相应对策.     

参拜靖国神社的背后

日本新任首相小泉５月９日在日本国会表示,他将以个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５天后,小泉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再次表示,将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他同时声称“不会因为外界批评而中止参拜”。小泉的表态立即受到国内媒体和亚洲国家舆论的抨击。 靖国神社为谁招魂 靖国神社坐落在东京千代田区九段,是日本祭祀明治维新以后历次战争中死亡军人的场所。神社始建于１８６９年（明治二年）６月２９日,原名为“东京招魂社”,１８７９年（明治十二年）６月改名为靖国神社。“靖国”是“镇护国家”的意思。靖国神社的建立是与日本神…     

参拜靖国神社:一条通往“国家主义”的“精神隧道”——从小泉四次参拜靖国神社谈起

冷战后 ,“新国家主义”思潮在日本的迅猛抬头 ,导致了日本政治的极度右倾化。小泉纯一郎上台后 ,接连不断地参拜靖国神社 ,这是新国家主义思潮泛滥的必然结果 ,是一条通往“国家主义”的“精神隧道”。但是由于日本民族的独特性 ,使得日本在通往“国家主义”这一政治进程中 ,具有许多隐秘而独到之处。而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的背后 ,就是以一种十分隐秘的方式 ,即通过对日本最强的传统政治力量———以神道教为话语背景的“天皇制”———的利用 ,以唤起国民对国家的高度认同和忠诚。笔者尝试着从“认同”这一政治文化的角度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动机作一分析     

从政治文化视角看中日关系

近三年来,中日关系出现政冷经热的局面。究其根本原因是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缺乏正确认识,日本领导人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动摇了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从政治文化角度进行剖析是解释中日关系的视角之一。政治文化作为社会观念形态,体现着人们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取向,制约着国家外交行为的基本方式和基本走向。中日政治文化的交流互动,有利于两国人民加深相互认识,促进相互理解,推动中日关系朝着健康的方向顺利发展。     

日本政府与靖国神社

二战后,日本首相、议员多次参拜供奉包话二战战犯在内的靖国神社牌位的事件,造成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深远影响.本文认为其历史根源和社会原因有日本特殊的文化,日本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及新国家主义思潮抬头.日本只有彻底的反省和承担二战责任,才能建立一种正常、健康、向上的中日关系以及日本和亚洲各国的关系.     

论华莱士1944年访华

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实现其关于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设想，维持战时盟国之间的合作，确立战后以大国合作为基础、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新秩序，于1944年6月派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华莱士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调解国共矛盾与中苏关系。这次访问，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士气，巩固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对二战后期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抗战时期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     

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巩固

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后，中国为进一步推动联盟的巩固和发展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力量。在军事上，中国积极配合盟军作战，服从盟国先德后日军事战略；在外交上，蒋介石出访印度和宋美龄出访美国，加深了盟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加强了盟国内部的合作。中国的军事和外交努力，使它赢得了大国地位，这有助于盟国之间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协作，增强反法西斯联盟内部的凝聚力，从而巩固盟国之间的团结。     

华莱士访华与美国“重返亚洲”

1943年二战战局扭转,美国出于自身全球战略利益的考量将外交政策重心从欧洲转向了亚洲,华莱士访华正是美国“重返亚洲”政策的产物。华莱士访华以经济利益为主导,并对中美战时和战后的经济合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达到了双赢的效果,一方面国民政府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经济军事援助,另一方面美国也收获了一个资源丰富、市场广阔的“小伙伴”作为战后经济发展的“新边疆”。     

日左翼反美核潜艇入日运动（1964）缘何失败

1964年，出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日本的左翼团体发起了反对美国核潜艇靠港的运动。这场运动因美国核潜艇停靠日本港口的常规化而失败。左翼阵营的崩溃、日本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的发展、美国的精心策划、媒体与地方的态度以及赖肖尔对话机制的成效，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左翼的呼吁没有引起日本国民的共鸣，这表明国家安全的考虑超越了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     

黑色旅游动机、体验与收获相互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动机-体验-收获＂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黑色旅游体验和收获的结构模型,并且选择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作为研究案例,通过问卷调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研究模型和研究假设进行检验,揭示黑色旅游体验和旅游收获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感知原真性和旅游体验共同影响黑色旅游收获,游客的黑色旅游动机能显著影响其感知原真性,拉力因子既是黑色旅游体验又是感知原真性的有效影响因子,游客对黑色旅游景点的感知原真性能显著影响游客的旅游体验;而游客的黑色旅游动机不能显著影响其旅游体验,旅游动机和旅游拉力因子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为黑色旅游产品的开发和设计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推敲”的原则与途径

当前许多教师在回答“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一联中“推”与“敲”的优劣时，往往以故事的演进、情节的展开为依据，他们认为贾岛的《题李凝幽居》只不过在叙述着贾岛自己一段拜访友人的经历，情节之外所有的诗性因子就这样被他们一一抹杀。其实，《题李凝幽居》的主题应该是突出李凝居所远离尘嚣的岑寂，在创作方式上存在着“妄想揣摩”的可能性，并非一定是其行程的实录。     

吉田茂“中苏离间论”评述——吉田茂政治思想及其对华政策的视角

＂中苏离间论＂既是战后国际冷战格局作用于保守主义思想代表人物吉田茂的产物,同时也承继战前吉田思想,内含了吉田政治思想中＂反共主义＂、＂经济主义＂、亲美英的＂对美追随主义＂等侧面,可以作为吉田政治思想及其对华政策研究的切入点。1954年吉田携其＂中苏离间论＂出访欧美,目的是欲以他的＂离间中苏＂构想为手段游说美国,以求美国同意日本调整对华政策,发展对华贸易,这充分体现了吉田政治思想＂现实主义＂的侧面。此访未果,意味着对外以＂对美追随主义＂为第一要义的吉田政府在谋求调整对华政策上的努力以失败告终。此后至美国转变对华政策,中日邦交正常化,战后日本历届政府只得以＂政经分离＂为政策原则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     

哈尔滨市博物馆利用对策

以哈尔滨市博物馆为研究对象，以不同人群对博物馆的使用需求和行为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博物馆的区位交通、周边环境及馆内存在的问题，为城市博物馆的建设与管理等方面提出建议，使博物馆能够良性发展，更好地承担起普及知识、教育大众、传承文化的责任。     

朝鲜诗家对袁枚及其诗论、诗歌的接受与批评

朝鲜文人李德懋、柳得恭等人来华,通过潘庭筠、李调元等人了解了袁枚的为人与作品。并将其人其诗引入朝鲜。朝鲜诗家非常关注袁枚及其诗论和创作,他们基本认可袁枚的诗坛主导地位．也很赞同其追求个性自由的诗学理论,在理论和创作上都有所受益。在诗歌创作方面,朝鲜诗家欣赏袁枚怀古诗的豪迈,同时也批评了其它一些诗作的浅浮绮靡。这充分说明．朝鲜诗家已经对袁枚有了相当成熟的认识。朝鲜诗家对袁枚及其诗论、诗歌的积极接受与批评,是清代中朝诗歌交流史的重要一页,对袁枚研究的拓展及东亚汉诗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顾炎武与朱鹤龄交往考论

顾炎武《与人书》（十年阔别）之受者,学界迄无定论。据笔者考察,当为清初著名遗民学者朱鹤龄。顾炎武和朱鹤龄同为苏州人士,交往甚密。清初两人一起参加“惊隐”诗社,炎武对朱氏的学术道路起了决定性影响;炎武北游后,两人至少三次书信往复,砥砺气节,切磋学术。两人的交往,对清初学术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