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人类学的视野”国际学术工作坊活动纪要

开幕式与主题讲演2012年4月27～28日,由四川省安仁老公馆公司的民族志展览馆承办,北大蒙养山学社和西南民族大学他山学社协办的"山——人类学的视野"国际学术工作坊在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公馆老街民族志展览馆举办。基于理论方法和个案考察的相关研究成果,此次学术工作坊由主题讲演、学术报告、圆桌会谈、研     

不同文明中的祭祀 国际学术工作坊举办

2013年4月22日,由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安仁老公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民族志展览馆、蒙养山人类学学社共同主办的"不同文明中的祭祀"国际学术工作坊,在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魏明伦文学馆"明伦堂"举行。学术工作坊由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西南民族大学杨正文教授和民族志展览馆共同召集,来自英国牛津大学、伦敦大学、伦敦经济学院、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五位世界知名人类学家以及来自国内高校20余位年轻学者参会。     

不同文明中的祭祀国国际学术工作坊举办

2013年4月22日,由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安仁老公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民族志展览馆、蒙养山人类学学社共同主办的“不同文明中的祭祀”国际学术工作坊,在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魏明伦文学馆“明伦堂”举行。     

教育民族志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教育民族志是教育研究者对"民族志"这一研究方法的跨学科应用.教育民族志研究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教育人类学家的民族志;另一个是作为方法的教育民族志.人类学家运用民族志方法研究教育问题大致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60年代以来.许多人类学家纷纷把民族志研究方法应用于教育问题的研究.教育民族志研究逐渐成熟起来.教育民族志研究的一般步骤主要包括:确定教育民族志研究的对象、作为搜集资料方法的"参与观察"、作为研究成果的教育民族志报告的撰写等.     

东亚文明中的山

2012年4月27～28日,"山——人类学的视野"国际学术工作坊在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公馆老街民族志展览馆举办。此次学术工作坊由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召集,活动由安仁镇公馆老街民族志展览馆承办,由北大蒙养山学社和西南民族大学他山学社协办。工作坊旨在开拓和深化人类学关于山的研究,基于理论方法和个案考察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拓展人类学视野作一次讨论。工作坊的核心部分,由三个讲话构成。工作坊召集人王铭铭教授,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教授、韩国文化人类学学会会长文玉杓及著名历史人类学家、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日本学国际研究中心访问教授大贯惠美子,分别就中、韩、日的山形象作了论述。这些讲话涉及东亚文明中的山之历史民族志与比较研究,颇具新意。三个发言由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李菲菲、马浪、贺乐、兰婕、胡冬雯根据录音整理、汤芸副教授校对,现刊发于此,以供参考。     

主体民族志与民族志范式变迁——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七十九

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学"应该回归它原初的"研究人类的科学"的学术使命,重视其"人的研究"的内涵,故而,民族志也就应该执行"志人"的任务,从而成为"人志""人类志"。提出"主体民族志"的概念既是基于对科学民族志与后现代民族志表述困境的思考。主体民族志是研究作为主体的"人"本身的一种志书,"主体"是指具有目的性与创造性的人,对于民族志的研究与写作而言,是指创造了民族志文本的人,而创造文本则是由三种不同的主体共同创造的。因此,主体民族志是由三重主体共同叙事的民族志文本。     

自传式民族志:概念、实施与特点

上世纪60年代以来,民族志的传统研究模式遭遇种种诟病.受建构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一些民族志者在研究方法上做出了个性化的尝试.自传体民族志作为一种新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本文通过梳理国外近期相关论述,努力呈现这一新兴研究方法的相关概念、实施步骤及其特点.     

“不同文明中的祭祀”国际学术工作坊会议纪要

<正>2013年4月21日至25日,"不同文明中的祭祀"国际学术工作坊(International Workshopon Sacrificein Different Civilizations)会议在四川省成都市安仁镇公馆老街举办。工作坊学术召集人为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西南民族大学杨正文教授,工作坊得到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西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四川省安仁镇老公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民族志展览馆和蒙养山人类学学社的支持,参与人包括来自中国的北京     

人类学田野作业与民族志的深度

当代人类学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新的局面，田野作业与民族志受到诸多质疑、反思与挑战。“深度”成为人类学与其他学科民族志之间的标志性差别。人类学的“深度”，涉及田野作业的深度和民族志文本的深度这两方面，由以下五个部分构成：田野参与的深度、社会理解的深度、材料描写的深度、材料解释的深度、理论挖掘的深度。其中，前两者考量的是民族志者在田野作业过程中经验材料的收集，针对的是田野作业者作为主体所获得的主观知识。而后三者涉及民族志写作和理论思考的深度，是针对读者如何判断、理解民族志写作而言的客观标准。但作为学科的人类学，超越田野作业和民族志，在于文化批评和反思的高度。     

村民日志与艺术人类学未完成的实验

艺术人类学等多样化的实验民族志丰富了中国的写文化思潮的表现形式,反思性主体作为变量加入到田野关系中,加剧了对民族志权威的破坏作用,已经成为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基础。然而写文化思潮之于中国人类学跨文化互动实践的推动作用也受到了很大限制,反而表现出村民日志与艺术人类学相互区隔,边界通过民族志权威退居幕后的方式再生产出来。其结果是失去了在合作维度上的实验民族志创造。     

实验民族志的文本写作反思

人类学的民族志文本写作范式经历了随意写作、科学民族志和实验民族志三种范式,本文分析了在人类学史中推动民族志文本写作范式转移背后的动力,指出了科学民族志文本写作的优势和缺点,三种实验民族志文本写作体裁的优势和不足之处,质疑了实验民族志的学术理念付诸实践的可行性.最后指出了在实验民族志的学术理念喧嚣过后,人类学民族志文本写作的趋势又重新回归到了科学民族志范式.     

中国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文本类型及其学术价值

近20年来,中国人类学影像民族志呈现出多种文本类型,从事影视人类研究的学者们依照不同的理论框架,发展出学术宗旨、创作方法与表现形式各异其趣的影像民族志,使得这一基于视听媒介的人类学民族志文本,具备了较文字型民族志更为丰富、多义的表述能力。将人类学影像民族志划分为学理型影像民族志、描述型影像民族志、表现型影像民族志与应用型影像民族志四个基本类别,通过对诸多作品实例的分析,淬炼其理论要义,展现多元价值取向的影像民族志对于人类学主体学科的学术贡献。     

《民族志方法要义:观察、访谈与调查问卷》中文版出版

民族志是一种为了寻找和探究社区、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的社会文化模式与意义的科学方法。作为科学,民族志和其他社会行为科学调查方法的首要区别在于,民族志者是在发现了人们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之后,才赋予人们的行为和信仰以意义。这样,当地人的观点就形成了建立局部理论的基础,这些局部理论可以检验,可以与科学文献相衔接,也可以经改造后用于其他地方。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民族志要     

旅游民族志

通过旅游民族志研究对当代旅游人类学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亦即不仅在旅游人类学范围内考察有关民族志问题,而且将这些问题置于人类学的当代实践之中,包括长期和短期的民族志研究、民族志田野作业的传统、民族志的时空策略、旅游民族志中的特殊问题等.     

Ogbu及其对弱势群体学校教育的研究

近些年来 ,人们在探讨教育问题时越来越重视民族志方法。本文试图通过美国教育人类学家Ogbu对学校教育民族志研究的分析以及他对微观民族志和宏观民族志理论架构的论述 ,说明教育民族志对于我们理解学校教育尤其是少数民族学校教育过程的可行性以及教育民族志对于少数民族儿童学业成就差异问题的可解释性。     

主体民族志与当代民族志的走向

主体民族志重在揭示他者("被书写者")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寻求民族志者与他者之间的视界融合及其所依赖的共同概念基础,比照西方人类学学术史语境中的"民族志新本体论回归"而言,具有局部体现和路径补充的重要学术价值。在"后现代实验民族志之后民族志如何前行"这个关乎民族志未来发展方向的核心问题场域中,由主体民族志所集中体现出的包容民族志者、他者以及读者等各种主体诉求在内的"人志"走向,是民族志前行的一种代表性发展方向。     

人类学的影视表现：从保存到展现

本文根据国内外影视人类学历史和理论并联系影视人类学新的认识和实践 ,从人类学理论阐述和影片的定位入手 ,对人类学的影视表现作品从保存到展现变迁进程进行了梳理并探讨其原因 ,认为民族志电影“科学”、“客观”、“真实”并非是绝对 ,是在一定时期内为了在“科学”、“客观”、“真实”为取向的传统民族志话语下“合理的存在”的结果 ,这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中国有着共同的表现。随着民族志对传统书写民族志所谓的“科学典范”的质疑 ,携带被研究者声音和对话的“开放”的民族志作品出现有助于当代民族电影摆脱“科学”的禁锢。不同于文字作品 ,民族志电影作为人类学的影视表现形式 ,是通过镜头所建构的图像寻求对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从而 ,本文提出展现是人类学用“形象化语言”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客观要求并具体阐述了民族志影片的新定位和多元化的表现形式。     

后现代语境中的民族志生产:一个困惑的追求

本文立足于后现代语境,沿循历时性脉络,对人类学家在进行民族志文本制作过程中所遭遇的困惑、论争进行了辨析。其内容包括传统民族志的"科学性"问题、"实验民族志"中的文学转向问题、传媒时代的民族志书写问题,并以此为学理依据和逻辑基础,对"后实验民族志"的描写范式进行了思考。对于人类学家而言,民族志生产永远是一个困惑的追求,或许,这正是民族志持续不衰的生命源泉。     

民族志与文学文本的创作——以《三水故事》为例

小说化成为民族志书写的一种可能,文学文本和民族志具有的相似性和共同性使小说民族志化也成为一种可能.本文将地方性小说<三水故事>放在文学人类学视野下,分析探讨文学文本.中不经意的民族志书写特点,进而寻找文学文本的写作和民族志书写的共同之处,讨论小说民族志化的可能性.     

民族志"书写":徘徊于科学与诗学间的叙事

一、"书写之椽":一种民族志表述的反思 民族志(ethnography)作为民族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完整地表现了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记录、描述、分析和解释.参见T.Barfield(ed.),The Dictionary of Anthropology,UK,Blackwell Publishing,2003,p.157.但是,民族志无论作为一种学科的原则,还是调查的方法,抑或是人类学家书写的"作品",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人类学家都有着不同的主张,这也构成了人类学重要的历史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