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法国人类学家在中国的田野实践——法国人类学家庄雪婵专访

庄雪婵副教授在访谈中谈到了其作为一名法国人类学家在中国进行田野实践的过程。在研究过程中,她深受法国人类学结构主义重要代表人物路易。杜蒙的影响,她运用杜蒙的“个人主义”理论对中国社会中的“个人”与“整体”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她提出,在中国,虽然现代的音乐活动(如摇滚乐队)和传统的音乐活动(如“京剧票友”)在风格上截然不同,但是它们在结构上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另外,她也根据自己的跨文化研究经验,指出一个人类学家在田野中必须保持自己独立的思想、理性的思维,并做到不以自己的文化来衡量“他者”的文化。同时,她也对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急速消逝表现出了一个人类学家的忧虑,她呼吁人类学家应该尽快到乡村把这些濒临消逝的传统文化记录下来。     

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互动

2001年7月在中山大学举行的"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就历史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综合取向,以及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人类学与历史学：挑战、对话与发展

学科交叉对现存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论起了革命性的作用。人类学在与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交叉、借鉴之中 ,它不是仅仅把其他学科的方法论引用到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之上 ,而是根据自己对大量的丰富多样的人类文化现象的研究 ,对西方中心的各学科理论提出挑战 ,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与此同时 ,借他山之石开拓本学科的视野 ,也带来古典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论本身的革命     

物质文化与人类学——英国人类学家迈克·罗兰专访

罗兰教授结合自己的学科背景,以及在非洲和中国所做的田野工作,探讨了如何通过一个特定的实物来探索物的形成、物的历史、物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对物质人类学和物质文化,考古学与人类学之间的联系进行深层次探讨。其对如何通过发运用物质文化,以及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结合来发展历史人类学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同时,罗兰教授也对东亚的人类学,尤其是中国人类学的未来赋予了极高的期望,他认为未来人类学的聚焦点将从欧美移到世界其他地方,欧美人类学不再会被认为是人类学的绝对真理,所以通过欧美之外的一种人类学的新思想,新思维方式有助于未来人类学的发展。     

在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人类学学者访谈之二十八

历史有多元的声音,因此,对历史文献的正确解读方法应该是"文本分析的方法".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有助于历史学家认识"历史"的真象.学者为了研究的需要,可以自行界定关键词汇的意义,并采用多重的田野方式加以阐述.     

人类学家与原住民民族学院的课程发展——乔健的贡献

记载人类学家乔健在台湾地区推动原住民自助文化研究之努力,透过民族学苑之筹备,举办一连串推广教育活动。至原住民民族学院之成立,得以在高等教育中展开正式培育原住民与民族研究精英之活动。以协助筹备至主持系务与院务的经验,对照今日原住民民族高等教育发展之趋势,探析乔健在台湾地区人类学的学术理想与文化实践的贡献。     

固化与流动——中亚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的背景、演变与范式转型

中亚在历史上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要冲,如今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和中国的过去、当下与未来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基于对中亚历史性定位及其近代变迁的梳理,本文对中亚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的历史演变作了分析性叙述,梳理了中亚民族学的既有脉络并概括了当代中亚人类学研究的相关重点,认为理解中亚地区曾经有过的古典传统,接续性地发掘与利用历史学、东方学、民族学等在中亚领域的既有资源,将会为当代中亚的人类学研究提供必要而有效的知识资源,也能够有效地改变这些学科之间的资源竞争与紧张关系。结合中国的相关研究,如何处理好包括历史学、东方学等在内的中亚研究古典传统与现代民族学、人类学路径的关系,将直接关系到以中国为主体与立场的中亚人类学研究的未来走向。立足于对区域特殊性与历史积淀性的理解,我们所构筑的基于整体理解的中亚人类学框架与路径,必须与西方既有研究中的殖民学术色彩划清界限,与此同时,又必须汲取东方学认知中的合理要素,并整合既有的历史学、民族学资源,从而形成具有整体性特征的、中国的"中亚人类学+"的研究路径与分析框架。     

法国当代人类学研究现状与特点——《法国人类学家学报》30年研究专号管窥

顺应社会发展与社会变革的挑战,法国人类学界于1979年5月成立了学术组织"法国人类学家学会",时至今日已30余年。本文透过介绍该学会的学术刊物《人类学家学报》30年来发表的主要研究专号,籍以管窥法国当代人类学的研究现状与特点。笔者指出,法国人类学研究与现实社会紧密结合,以研究和解决当代人面临的现实问题为目的,在研究专号中突出应用性,充分体现了当代人类学的特点。     

家族的历史抑或国家的历史——中越边境地区沿海族群之身份与认同的历史考察

本文展示了今防城港市一带沿海族群豪丫黄氏族源叙述的歧异性,进而揭示了明末以降沿海族群从属夷向我民的身份转换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展开的宏观历史场景。最后分析了豪丫黄氏汉将后裔这一文化创制的经济意义,即对占有土地这一生存资源合法性的阐释。     

在“封建”与“家国”之间——葛兰言的周代媵妾制研究

法国汉学社会学家葛兰言在《古代中国媵妾制》中指出周代贵族社会通过媵妾的交换,作为个体的夫、妻与媵妾三者之间缔结婚姻生成家庭;不同家庭进而构成基于地缘的家族或宗族,最后形成邦或国。“礼”与“情”穿插于其中,使“个体-家-族-邦/国”四者之间形成有机的动态关联。媵妾婚符合周代的“人伦”与“礼制”,即“亲亲”和“尊尊”,但它们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同时并存的、双向度的情理结构,体现为一种封建时期的“爱情”,即家庭和家族成员间的亲密关系。葛兰言运用从沙畹那里学来的语文学方法爬梳经学文献,并采用涂尔干学派的社会学视角,来分析周代婚姻制度,这为当前的研究如何结合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和视角,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发。     

蒙古文字与蒙古族历史

蒙古文字是成吉思汗消灭乃蛮部 ,实现蒙古各部统一后 ,用以拼写蒙古语的畏兀字。在为蒙古族发展服务的历史长河中 ,这种文字也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完善 ,从而发展成为现代的蒙古文字。它演变、发展历史的 ,是蒙古族发展历史的反映和蒙古民族精神的历史体现     

意义的历史和历史的意义——庄孔韶人类学实践中的“历史观”

庄孔韶的历史观,经历了早期进化论线性时间观、中期文化变迁论历史观和后期反对现代性线性思维的"意义的历史"观之变换。他对传统与现代性关系的思考也经历了从学院派人类学向应用人类学领域之衔接。他的整体历史人类学主张是中国人类学未来发展中一份不可多得的学术资源。当然,也存在进一步理论提升的空间。庄孔韶人类学实践中的"理念观"、"文化观"和"历史观"三者之间是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必须从内在深层关联上予以把握。     

关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问题

关于"人类学"和"民族学"这两个学科名称的关系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国内有关部门的分类也较为混乱.本文认为,"民族学"这一学科的形成以1839年巴黎民族学会的成立为标志.早期的"民族学"学科是广义的,既研究文化,也研究体质.19世纪下半叶后,"民族学"由广义变为狭义,主要研究文化.而"人类学"这一学科名称在早期则是狭义的,主要研究体质.后来"人类学"由狭义变为广义,既研究体质,也研究文化.在当代中国,"民族学"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族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狭义的"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基本相同.把广义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并列为一个一级学科,比较符合学科发展的历史和当前中国的现实.     

“结构”的历史到历史的结构——人类学关于结构研究的知识谱系

贯穿于20世纪人类学理论所有领域的结构概念在人类学学科领域中已经成为主流话语之一.从20世纪早期出现的结构-功能主义,法国年鉴学派,结构人类学,象征人类学,文化唯物主义到历史人类学等种种学派中不同人类学家将结构概念用于理论的表述和具体文化研究实践中去.本文从比较分析的角度对结构概念在不同理论学派中的内涵进行探讨,以期为阐释和梳理人类学理论研究提出分析视角.     

古代神话与民族史研究

民族史的研究是需要多学科参与的综合研究 ,本文提出田野调查、历史文献、考古材料、神话传说四结合的研究方法 ,并以凿齿神话和形天神话为例 ,着重论述了神话传说在民族史研究中的意义。     

论美学与人类学的关系

人类学与美学具有渊源关系,美学的很多内容是从人类学中流变而来.研究美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必须把美学还原到人类学的历史语境中.人类学的发展会带来美学的变更,使美学研究有了新的生长点.人类学中很多原生态的生活直接构成了美学的内容.     

东北小宅院里的家族(家庭)史及个人社会史--《三色堂随笔》断想

本文评述了<三色堂随笔>一书的文学价值、美学价值和社会学价值.     

亚东商埠史话

文章追溯当年西藏亚东商埠开市的起因、背景、过程及其后果,论述了亚东曾是中国近代史上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而产生的边境贸易市场的历史,认为在当今国家昌盛、对外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更要牢记历史,增强时代感和责任感,坚定不移地维护祖国统一和西藏的稳定与发展。     

还史以真 寓情于文——解读恰白·次旦平措学术思想中的文史双重追求

恰白·次旦平措是我国著名的藏族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主持编写的<西藏通史>是解放后我国藏族学者用藏文编写的第一部西藏通史,为藏族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文章通过恰白·次旦平措史学代表作<西藏通史>和部分文学作品的解读,阐述了他"还史以真,寓情于文"的双重学术追求思想.对恰白先生考证源流、辩章学术的史家风范与坚守传统诗学、注重发掘民间文化资源的文学观念进行了解读.从而彰显了治史与经文互为渗透的恰白学术思想.     

钦州西部的地方历史与都峒之民祖先记忆的创制

本文意在分析宋明以降钦州西部溪峒社会的变迁与当地人群祖先记忆创制之间的关系。在宋代,今广西防城港市一带为广南西路钦州西部七峒之地,是一种以地方酋领为核心的社会。进入明代,里甲制度的推行以及宣德年间的弃交趾事件,使七峒中的四峒叛附安南。嘉靖间,知州林希元加强了对钦州西部的经营,他还参与当时的"议征安南",积极主战。于是,四峒一事成为林主张"讨"安南、"取"安南的重要理由。此时,四峒之民也急于归正复业。正是在这种情景下,"汉将后裔"的记忆得到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