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有企业的制度变迁及路径依赖

从新制度经济学路径依赖角度,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现象及其产生原因。首先,对我国国有企业制度的初始安排、改制历程及改革的现实困境进行了阐述;然后对其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现象及其产生根源进行分析,提出国企改革中的路径依赖主要表现为改革前期对传统国有企业制度的依赖、改革后期对改革前期及对传统国企制度的依赖,并且产生路径依赖的原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和非正式制度的安排;最后进行简要总结并给出相关建议。     

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的实现路径及其约束机制研究

国有企业所有者虚位导致了经营者约束的软化,加上国企高管与所有者利益的不一致引发了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缺乏有效监督情况下的高管权力扩大导致了国企高管的超额薪酬问题。本文以国企总经理为研究对象,选取了五十家国企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国企高管超额薪酬实现路径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国企总经理领取了超过民企总经理的超额薪酬,并且国企高管超额薪酬的实现路径受到任职时间、政府投资力度、总经理股权、是否有政治关联、是否在其他公司任职等因素的影响。结合研究结论,本文从完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和机制两个角度提出了约束对策。     

再议我国国有企业的保值增值“目标”

国有企业改革的前提是对职能进行准确定位,即明确国企建立的目标是什么,有了明确的目标,国企的改革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文章不从正面对国企目标进行论述,而从反面说明保值增值不应当包含于国企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上,保值增值仅是国企为实现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条件之一。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背景下,正确认识国有企业的目标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企改革的必由之路及实现方式

国有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能否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国企在十多年的改革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困难重重。因此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实现方式,显得十分迫切和意义深远。     

TPP国有企业的定义对中国国企分类改革的启示

当中国加入TPP后,国有企业将受TPP竞争中立规则的规制,国有企业产权结构优化、提高企业合规性等改革与TPP竞争中立规则的适用性成为中国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对TPP第17.1条的协定文本进行文义解释的基础上,归纳TPP国企界定的标准,并结合国企分类改革的相关政策性文件,分析TPP国企定义对国企分类改革的启示。研究认为,充分竞争类国企更可能被TPP认定为国有企业,应优化股权结构,即将此类国企的国资比例设置为国有资本相对控股或国有资本参股,直至实现国有资本的完全退出;鼓励设置优先股,严格限制金股、复数表决权股等特殊管理股制度在充分竞争类国企的适用,以弱化国家股的绝对表决权地位,达到合理规避TPP竞争中立规则的目的。     

论国企所有权分权构造原则

本文从国企所有权的构造性特征入手，考察了国企所有权的宏观权能和微观权能及其权能要素，论证了把宏观权能赋予国家和把微观权能赋予劳动者群体，从而重塑国企所有权制度——国企所有权分权构造原则，并阐明这是国有企业的制度根基和国企改革的根本问题。     

政企关系改革新探

政企关系要与国有企业的内在属性和发展要求相适应 ;独立于行政性政府机构的国有企业管理委员会 ,是新型政企关系的实现形式 ;国企管理委员会与人代会和国企之间的内在经济联系 ,是明晰国有企业产权关系、建立有效率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基础和出发点。     

试论国有企业人才流失的原因及对策

本文从国企的现状、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作用入手 ,说明了人才在国企扭亏脱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的主要作用 ,进而分析了国有企业人才流失的原因及对策。     

制度、人性与国企效率

从制度与人性的角度对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问题进行探析,认为现有国企制度的低效率并不仅缘于产权制度本身,还缘于国企制度体系没有建立起与人性的良性关系。因此主张对国企制度进行适合人性的改造,加强对经营者和职工的激励,并注重激励的相容性和有效性;在有效激励的基础上加强对经营者和职工机会主义行为的有效规制。     

市场转型与工人阶级意识变迁:一个制度逻辑的解释

通过对西北地区某大型国有企业个案的实地研究发现,市场体制下国企工人的阶级意识源于在劳动过程中权利与利益被削弱或剥夺的过程。随着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国企工人逐渐从"国有工人"变成了"契约工人",这不仅影响了国企工人的生活境遇,而且影响了国企工人阶级意识的变迁。即国企工人阶级的认同意识从单位认同转向了阶层认同,利益意识从政治利益转向了经济利益,合作意识从一致转向了分化,冲突意识从指向国家转向了指向企业管理者。国企工人阶级意识的变迁深深嵌入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制度逻辑中,而国有企业的劳动关系制度、工资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等核心制度变迁成为国企工人阶级意识变迁的前提。     

国有企业利润上缴的法律分析

国有企业作为全民所有制的重要载体,应向作为出资人的国家及其所代表的国民上缴利润,这是国家作为股东行使收益权利或者作为所有者行使所有权之收益权能的体现。从法理上分析,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是其社会公共利益使命和社会责任最基本的要求,体现股东、利益相关者与社会整体三方一致的利益诉求;同时,占据着政策、资源优势,在市场多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应在义务负担上做出表率。基于此,我国应从制度建设、主体明晰、社会监督等方面入手,推动国企利润上缴的制度化、规范化进程。     

财政体制改革、财政分权博弈与财政收入增长

财政体制改革分权实际上是中央地方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和地区转移支付分权的博弈调整,核心是财政支出责任分配与财政收入分成.博弈理论模型表明,中国财政支出分权、预算内外收入分权与转移支付分权确实对中央、地方与全国预算内外财政收入、地区间财政收入转移均衡、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产生复杂影响,其影响取决于市场化分权、行政分权、中央-地方财政分权、中央-地方国有经济财政支出边际产出、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投资边际溢出、边际成本、征税成本等因素.中央与各地方应该采取差别化分权模式.     

国有企业OFDI的特殊地位与政策需求

国有企业在我国OFDI中具有极其重要的特殊地位。导致我国OFDI绩效不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完全是国有企业占OFDI主体所造成。国有企业OFDI体现国家意志,从我国OFDI的特殊背景看有其合理性。仅仅从短期收益的角度、单纯从利润水平去评判国有企业OFDI的绩效,是不准确也是不科学的。我国OFDI的动因和发展模式有着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的特征,国有企业在我国OFDI的主体地位短期是不会改变的。我国OFDI的制度改革和绩效提高,需要将国有企业OFDI的宏观经济利益还原为企业的投资收益,细化和分类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审慎利用国有企业自身所有权属性的特定优势。     

试论纳税筹划中会计核算方法的应用

随着经济的稳步发展我国税收收入不断增加,税收逐渐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纳税筹划是税收财务管理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企业的经营投资等方面的经济活动进行统筹和规划,实现纳税节约,使公司盈利最大化。会计核算方法是纳税筹划活动中重中之重的财务工作。合理合法的运用会计核算方法才能使企业做出适合自身发展的纳税筹划方案,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重新审视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基础与制度设计

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从三个方面作了全面反思和对策研究,提出国企改革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以公有制为主体;提出以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四个观点作为改革的理论基础,阐述了新的国企改革制度设计,包括:自主联合劳动企业经济、职工集体持股的股份公司、公有制企业分享经济运行机制。     

平台经济发展“双失序”与共同富裕取向的财政治理选择

随着经济进入数字化新常态,平台经济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也在利益驱动下表现出一系列失序行为,带来了消费者权益受损、市场不公平竞争、收入分配差距及区域财力差距加大等结构性问题。不仅如此,平台经济在自身失序发展的同时还导致了诸多财政分配失序乱象,主要表现在欠发达地区强征管扭曲、发达地区税收漏征、财政过度返还、税收归属不当等方面,造成了平台经济发展的"双失序",对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形成了一定的挑战。对此,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快构建适应平台经济发展的税收体系,参考中国证券交易印花税财政归属做法,将规模以上平台企业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主要税种税收收入收归中央,并分层分类、精准施策。在税收调节的有效性不足时,可以参考中央企业的财政归属与利润收取模式,依据"适度从低、分类施策"原则对平台企业适当收取税后利润。在全面调控税费收入侧调节的基础上,优化转移支付、社会保障、财税激励等支出侧调控,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     

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财税政策

培育和提升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需要国家政策尤其是财政税收政策的支持。研究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内容,分析利用财税政策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可能性,提出中国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财税政策选择。     

双重权衡机制下地方财政决策及其风险

为研究地方政府的财政实际能力究竟是否存在一定的赤字，以及公共财政预算赤字决策等问题，将公共预算视作地方政府可通过财政征收力度来进行调控的内生变量，对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在加入地方非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后，发现地方财政实际能力并不存在赤字反而表现为盈余；与既往文献将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作为与政府行为无关的外生变量不同，地方政府在制定财政决策时需要同时考虑“公共财政预算总收入与公共财政预算净收入”的短期权衡和“经济增长竞争与财政收入”的长期权衡，使得地方政府在短期权衡中偏向于调节财政征收力度实现最优而非财政预算收入最大化，在长期权衡中偏向于持续调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而保持公共财政预算赤字；双重权衡机制会扩大央地财政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央财政的长期稳健和削弱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增长的可持续性；应该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寻找到央地财政关系的新平衡点，以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和保障财政能够始终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大推动力。     

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新举措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以下简称国资预算)是政府依法获取国有资本收益并进行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活动,是政府所有者身份的体现。国资预算从2007年实施至今,在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完善、产业结构调整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增强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国资预算运行过程中显现出来的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方面的问题日益凸显,完善国资预算制度需要新举措。     

国有企业红利分配制度：国际经验与改革导向——基于米德社会分红理论的视角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Meade）提出的西方社会分红理论为依据,西方国家展开了社会分红的实践,形成了包括美国阿拉斯加州全民分红模式在内的四种代表性模式,虽然内涵不同、比例不一、目的相异,但大多都具有将国企红利上缴国家,国家返利惠民的共同特征。2007年我国虽然结束了国企只交税不交利的历史,但是现行的国企红利分配制度仍然停留在“取之于国企,用之于国企”的体内循环格局,尚未形成国有资本预算支出的民生化制度安排。因此,有必要借鉴欧美国家的成功经验,确立国企红利“国民与国企共享”的基本原则,以民生财政为导向,在逐步扩大收缴范围并提升比例的基础上,调整并优化国企红利预算支出结构,使全体国民均能够以不同形式分享国企分红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