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后逃逸争议问题研究

交通肇事后逃逸属于刑法中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通过理论上的探讨,要成立刑法上的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行为人客观上要有逃跑行为,主观上要有逃避法律追究和救助义务的目的;在行为人逃逸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场合,行为人对被害人的死亡既可能持有过失,也可能持有故意的心理态度;此外,在交通肇事的场合下,当行为人的逃逸行为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时,就应按照故意杀人罪来对其进行定罪处罚。     

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类型化分析与立法建构

交通肇事罪在1997年修订的现行刑法中将其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然而该罪的"逃逸"和"逃逸致人死亡"语义甚为模糊没有具体化,这是一个立法的漏洞,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的处理困难和理论的重大争议。通过着重对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进行建构性的分类,并且对其分类行为分别予以定性,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都应当定性为故意,一方面是基于对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考虑,另一方面是基于对社会公平正义理念的追求和更为有利地保护公共安全和被害人的利益。只是在对逃逸行为的具体定性上又区分两种情形,在单纯的逃逸中,应当对行为人定交通肇事罪和间接故意杀人;在移动的逃逸中,应当对行为人定交通肇事罪和直接故意杀人。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重新审视

肇事后逃逸的构成要具备主观上的故意心理状态,客观上的逃跑行为,并要具备逃逸的时空要素。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是交通肇事罪的情节加重犯,而不是结果加重犯,更不是独立的罪名。因此,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认定必须以交通肇事罪的成立为前提,必须是逃逸行为而不是故意杀人行为,而且在逃逸行为和被害人死亡间必须有因果关系。     

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案件探讨

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对交通肇事罪的定罪量刑进行了情节上的细化 ,尤其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的量刑进行明确规定 ,但是 ,刑法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对于如何理解“交通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仍然存在很多分歧。本文从界定“交通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行为出发 ,通过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与“不作为犯罪”进行比较、分析 ,提出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行为定罪量刑的处理意见。     

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外在形式和认定

当前,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十分严峻,而交通肇事逃逸又是交通肇事犯罪中的多发现象,这也一直是刑事司法和刑法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从交通肇事逃逸的表现形式和认定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述,以期待对于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的解决和刑法理论相关问题的讨论有所帮助.     

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与“因逃逸致人死亡”再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交通肇事后"逃逸"以及"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解释存在瑕疵,致使司法实务中处理相关案件常常遇到定性或量刑上的棘手难题。对"逃逸"的认定,应当要求行为人具备没有履行救助义务、逃离了事故现场两个行为特征,而对于逃离事故现场的动机、目的不需要作出特别限定。同时,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认定,只需要逃逸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即可,而不必限定为是由于交通肇事者逃逸致被害人死亡的情况。     

交通肇事"园逃逸致人死亡"之问题研究

随着现代社会的节奏加快,我国道路交通事故呈逐年上升趋势。出于各种动机,交通肇事后的逃逸现象也屡见不鲜。由于刑法条文对交通肇事罪的规定比较模糊,司法实践上往往难以操作。因此,深刻分析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违法性质,严厉惩治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对于司法实践以及创造良好的交通环境有着重要意义。文章将从对相关法律条文的准确理解入手,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的定罪量刑问题予以阐述。     

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独立犯罪化刍议

刑法和司法解释关于刑法第133条交通肇事罪中"交通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缺乏科学性,给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惩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带来诸多不便。为弥补这种缺陷,应当将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在刑法条文中独立犯罪化,制定交通肇事逃逸罪。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刑事立法探析

由于我国刑法将交通肇事逃逸作为交通肇事罪的量刑情节处罚,引得争议不断,本文以此为切入点,重新审视我国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刑事立法,提出增设交通肇事逃逸罪,希望以此解决目前关于此行为的刑事立法及其司法解释与刑法理论的冲突。     

再论交通肇事罪的“因逃逸致人死亡“

如何理解新刑法第１３３条规定的“因逃逸致人死亡”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难点与重点。本文认为， 该规定在性质上属于情节加重犯；在适用范围上只限于因过失导致先前交通事故或二次交通事故中被害 人死亡的情况。依此结论，实践中逃逸致人死亡案件的定性将会变得明朗化。     

对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问题的理解

对"因逃逸致人死亡"中人的理解宜作限制解释;行为人的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而不能是故意;肇事者在逃逸时如果对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持放任态度就构成故意杀人罪.     

交通肇事罪中两个"逃逸"含义的新解读

加重处罚肇事逃逸的目的是保护初次及后续事故中被害人的生命、健康权法益.除能证明不救助的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外,肇事后不救助伤者以及不清除肇事形成的路障导致他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均应认定为肇事逃逸.逃逸致死既包括不救助初次事故中的伤者致其死亡,也包括肇事者不清除路障引起后续事故致人死亡.成立肇事逃逸和逃逸致死不以逃逸前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为前提,肇事仅致一人伤害后不救助导致死亡的,应认定为逃逸致死;单纯逃逸的只需评价为逃逸致死,积极移置型逃逸升高了伤者死亡风险的,成立作为的故意杀人罪.     

慎刑——刑罚的时代精神——评包雯教授著《21世纪刑罚价值取向研究》

慎刑作为21世纪刑罚的价值取向符合时代精神,慎刑是一种理念,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价值取向。在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新时代,人的价值、人的发展、人的解放是新时代的主题。沿着慎刑价值取向的思路,在刑罚适用上应当采取刑罚慎重适用和刑罚适度适用原则。倡导刑罚功能实现三个转变:惩罚功能向恢复性功能转变;矫正功能向宽容性功能转变;威慑功能向警性功能转变,使刑罚朝着文明、人道、人权,又不失威严的方向发展。     

惩罚的起点——刑事法治视野下刑事责任起点的新思考

刑事责任的起点应该具备支撑刑事司法和罪刑法定的价值前提.传统有关刑事责任起点的观点不利于刑事司法的运作和对人权的保障,是对刑事责任客观性的误解,不合法的应然性意义,因此必须被抛弃.刑事责任起点的确立应在符合支撑刑事司法运作和罪刑法定的价值前提下进行,因而合理的结论是法院的有罪判决生效之时.惩罚的起点是有效的判决而不是行为的发生,这是刑事法治的必然结论.     

我国犯罪未遂定罪处罚存在的困境及对策

我国犯罪未遂在定罪处罚上面临着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和缺乏统一定罪标准两方面的困境,学理上对《刑法》第23条的误读、立法上未采取明确的列举方式是造成这些困境的根本原因,故学理上对法条进行正确的解释、立法上对未遂处罚范围逐步细化以及司法上探求统一的定罪标准是解决我国犯罪未遂定罪处罚困境的基本途径。     

行刑社会化的内在逻辑合理性解析

行刑社会化在我国必将得到进一步的普及和推广.本文在比较分析了目前有代表性的几种行刑社会化概念后,认为行刑社会化是为了弥补监狱行刑方式的缺陷,充分体现现代刑法确保人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统一的精神,对条件合适的罪犯适用非监禁刑,使其在社会上得到教育改造,并使社会最大限度地参与罪犯矫正事业,从而使刑事执行与社会发展同步,为罪犯顺利回归社会创造有利条件的一种行刑方式.文章接着从罪犯改造的目的性、可能性、正当性三个方面分析了行刑社会化的内在逻辑合理性.     

刑事政策与管制刑改革

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实践具有极强的指导性和影响力。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沿革,我国形成了内涵特定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结合倡导非监禁刑的刑罚轻缓化的时代背景看,这种刑事政策给有着社会化、家庭化、人道化等特点的管制刑营造了难得的改革契机。在下一步的修改完善中,不但需要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来设置管制刑,而且还应当在非监禁刑改革中依法适当扩大适用管制刑。     

我国犯罪预备处罚原则的缺陷及立法建议

根据现行刑法，我国对预备犯作原则性处罚，这样的规定存在着刑法理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缺陷。通过对这些缺陷的分析，对于预备犯应该原则性不罚，但对少数严重犯罪的预备行为应基于刑事政策的需要作出处罚。这些处罚不是在总则上规定，而是在分则上进行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