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与刘、邓矛盾源于八大”说之辨析

"毛与刘、邓矛盾源于八大"之说是不准确的。中共八大时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并没有明显的分歧。用毛泽东不满意八大政治报告决议和八大党章未提毛泽东思想这两个事例来证明毛泽东与刘、邓的矛盾是缺乏说服力的。虽然当时毛泽东与刘少奇确有一些潜在的分歧,但中共八大并非毛与刘、邓矛盾的历史源头。毛与刘的矛盾应当追溯到建国初期,毛与邓的矛盾是在1960年代调整时期才产生的。     

台湾科学史学之开创及早期研究

台湾科学史学开创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其开创与“新考据史学”有密切的关系;台湾早期的科学史研究由于自身研究方法理念和社会环境等内外因素制约,其研究成果和影响有限。但台湾科学史学的开创及其早期研究是台湾科学史学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对人们了解台湾科学史学的历史全貌有重要意义,其作用不可低估。而早期科学史学者的研究风格和治学态度对后学也有很大影响,功不可没。     

邓小平与中共八大的反对个人崇拜

中共八大反对个人崇拜,是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运阵营的大势所趋。毛泽东对反个人崇拜喜忧参半的复杂心态,使得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敏感话题。中共八大对反个人崇拜做了低调处理。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反个人崇拜问题进行了集中概括。邓小平的谨慎态度意在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反映出八大对反个人崇拜问题的认识局限。     

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围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讨论是史学界的一次重要学术争鸣。这场讨论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背景下,史学界为厘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资源和实践上的得失、确立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指导进行的努力,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站在今天的角度反思,这场学术争鸣在当时有其不可或缺的创获,譬如历史发展动力和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挑战了阶级斗争史观的唯一性,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学术价值得到更全面理性的认识等。但讨论对唯物史观所做的正本清源工作不够彻底,意识形态因素与思想解放程度对史学方法探讨有所制约等时代局限,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工作尚未完成。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来看,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反思、打击了极端意识形态化,推动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获新生、恢复学术活力,其历史价值不容抹杀,但对此前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遗产未能较好吸收。未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的确立,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历史理论体系。     

史学批评若干基本问题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史学批评的研究日益为学界所重视。综观前一时期史学批评研究的现状，笔者认为对史学批评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所谓史学批评就是人们对史学实践所进行的评判；它包括史学主体（史家），又包括史学实践物化成果（专著）；因而史学批评的内容就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对史家史德、史才、史学、史识的评判，一是对史著思想性、真实性、艺术性的评判；批评的方法主要有历史的批评、逻辑的批评和比较的批评；史学批评的功用则主要表现为推动史学实践的发展和促进史学理论的进步。     

论李大钊的史学思想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的含义、历史认识主体的作用、历史学的性质以及历史研究的价值等史学理论中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哲学的反思，提出了一系列极富创见的史学思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开创性贡献。     

中共八大以后毛泽东对国内 主要矛盾认识的变化

中共八大以后，受到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加上自身认识的局限，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推翻了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定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过渡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对国内主要矛盾认识的变化是导致毛泽东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理念的重要原因。汲取历史的教训，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但也不要因噎废食，走向另一个极端。     

论中国近代蒙元史研究的历史发展

近代蒙元史研究可从四个时期考察其历史发展。鸦片战争时期是近代蒙元史研究的开创时期，作为这一时期边疆史研究重要内容的蒙元史研究，直接服务于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其治史旨趣已经不同于乾嘉学派脱离现实的古史考据；洋务运动时期是近代蒙元史研究承前启后的时期，蒙元史料搜集范围扩大了，域外史料的采用使治史方法上有了创新；从甲午战后到五四运动是近代蒙元史研究新旧递嬗时期，一些旧史家继续沿用封建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蒙元史，其史学思想与治史方法是陈腐的，但其对史料的搜集与考订功不可没，而资产阶级史学的建立使一些学者尝试用资产阶级文学思想与方法研究蒙元支，代表了蒙元史研究中封建史学向资产阶级文学演进的历史趋势；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运用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与方法研究蒙元史的时期，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学术大师在蒙元史研究中突破了传统史学方法的局限，取得了巨大成就。     

历史编撰新图景:大众化历史叙事的隆起——兼论后现代史学

大众化历史叙事的繁荣具有两个背景:大众文化的崛起及世俗社会的复归。而专业史学对科学化的极端追求给大众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阅读障碍。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历史学的勃兴,逐渐出现了要求历史书写回归叙事、寻找读者与进行话语转换的呼声,"宏大叙事"、"大历史"这些看起来天经地义的观念正在遭受强力质疑。"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向长期以来主宰史坛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发起的挑战成为当代历史思维领域中最令人瞩目的事件。西方后现代史学其实就是一场发生在西方语境下的史学大众化运动,它给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历史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内容的转移以及文体的变动。我们在对后现代史学的极端相对主义进行辩驳的同时,也要对后现代主义促进史学发展所起的正面作用予以肯定。     

20世纪以来美国西部文学的发展趋势

当代美国历史学者认为美国西部史学有两个概念：即以特纳为首的边疆学派强调研究西部开拓进程的西进史学和后来历史学者侧重探讨西部本身的发展变化的西部史学。根据历史论著探讨不同的主要内容，２０世纪以来美国西部史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一）本世纪头３０年为持续探讨西进运动时期，（二）从３０年代初到５０年代后期为西部史学初创时期，（三）从６０年代初到目前为西部史学发展时期。为说明每个时期史学的主要情况，本文分别选择了一些有影响的代表作加以评述。     

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指导历史研究的实践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许多科学的论断，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建国初期，毛泽东通过编审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必读书籍、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对胡适思想的批判等一系列活动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毛泽东对史学理论的阐述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人以深刻启示，为我们提供了发挥史学社会功能的范例，对我国的历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毛泽东的史学思想进行回顾与总结，将有助干推进我国史学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邓小平与中共八大

中共八大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会.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同志,不仅亲自筹备了这次大会,为八大的成功召开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同时他在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的具体任务和措施,深刻阐述了如何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和防止个人崇拜的问题.     

近五年来国内口述史学研究综述

口述史学的英文是Oral History，或称History by word of Mouth。在中国，口述史学又被称为口碑史学或口头史学。目前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1948年美国历史学家艾伦&#183;内文斯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口述史研究室。口述历史研究室的成立，标志着口述史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即现代口述史学。     

相对主义、叙事主义与历史学客观性问题

在20世纪西方史学和史学理论领域中,客观性这一历史学传统的核心价值和信念遭受了两次较大的冲击: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史学相对主义思潮以及70年代以降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叙事主义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史学理论领域的主要体现。相对主义以历史学所无法离弃的选择性和主观性、叙事主义以标示出历史文本的伦理和审美的层面以及对于历史文本整体特性的强调,而对客观性提出了质疑。但历史学的客观性在经历这些冲击之后,并未丧失其成立依据,我们需要在更为谨慎、更多限定的意义上来讨论客观性。历史实在和历史学家的技艺,既是我们维系历史学客观性的依据,也是在进一步对其进行探讨时所需要着重考虑的要素。     

简评19世纪西方客观主义史学思想

19世纪客观主义史学支配着西方史坛，其特征是主张客观的研究、崇尚史料、轻视理论、不作价值判断等，它对近代西方史学的发展和繁荣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客观主义史学在某些方面却违背了历史科学的性质和历史研究的实践，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关系简论

史学思想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被提出来，始于1920年李大钊编印并讲授《史学思想史讲义》。白寿彝先生最早将史学思想史作为史学史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并对其研究对象和意义、与史学史和史学史其它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作了重要论述。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史学思想史的研究有了重要进展，吴怀祺教授主编的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是其中的一项标志性的成果，它对人们进一步探寻史学思想史学科建设、揭示中国史学思想史的民族特点，     

毛泽东关于国情的论证对历史科学发展的重要贡献

毛泽东早在１９１７年就注意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亲自组织领导了湖南农民运动，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论证了近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农民运动的重要地位，为研究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奠定了基础。３０年代后毛泽东对中国国情与历史的分析，对中国古代社会、近代社会特点的全面系统论证，进一步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李大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李大钊在他的一系列史学理论著述中,自觉运用唯物史观,深入探讨了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任务、作用等历史学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并从理论上进行了科学的阐述,在历史本体论、史学认识论等方面构建起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本体系。     

试论中国史学的第五次反省──读李大钊《史学要论》

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中国史学第五次反省的代表作。第一，划清了历史资料和历史著作的界限，对历史做了全新的定义，指明了“历史的本体”；第二，提出要区分史学研究的两个方面、三个层次，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史学任务论体系；第三，阐明史学与树立正确人生观的关系，强调史学的“铸魂”功能，完善了史学功能论。通过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和继承而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对当前史学的振兴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建筑现象学视角下的英国学校建筑史学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新文化史学的影响，学校建筑史学兴起。建筑现象学关乎人与建筑的关系，为学校建筑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这一视角下，学校建筑史研究对探寻空间的教育价值、重现师生的生活世界、理解当下的教育困境具有重要意义。英国教育史学家探讨了英国历史上的学校建筑，分析了建筑形式与教育价值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关注了学校建筑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学校建筑演变背后的影响因素。这些研究经验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在于：学校建筑史研究应解读学校建筑所传递的教育意义；可以结合其时代背景和地域特色来解读学校建筑；探讨学校建筑思想的演变对教育场域的影响，从而理解历史上师生的生存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