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建议的文本解读及规范适用研究——基于91份规范性文件的分析

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求刑权的一种表达形式。量刑建议可以区分为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量刑建议和不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量刑建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量刑规范化司法改革”是量刑建议价值与定位实现“质的飞跃”的关键因素。自从《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后,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案件中,量刑建议呈现出提出义务化、内容精准化以及法院应当采纳原则化等特征。由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并实现精准化,是对检察官的检察业务能力和刑罚裁量理论功底的考验。量刑建议的规范适用,首先在宏观价值层面上需要检察机关从刑罚裁量的基本原理出发,贯彻认罪认罚从宽司法改革的理念内涵,厘清量刑建议在认罪认罚案件与非认罪认罚案件中的不同价值定位;其次在顶层设计层面上需要对现行涉及量刑建议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体系性的补充与完善,为量刑建议的提出提供行之有效的宏观指导;最后在司法实践层面上,需要检察机关与其他刑事诉讼主体进行充分地沟通与协商,发挥人工智能司法系统的辅助作用,完善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建议的配套机制。      

证据与错案关系之探讨

刑事错案是指公检法等司法权力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监狱等具有司法职权的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因为对案件事实、影响案件定罪量刑的证据或者适用刑事程序法和实体法出现错误从而导致案件的定罪量刑出现错误给被追诉人造成人身经济及政治权利造成损害的案件.在正确界定刑事错案之后,探讨证据在诉讼证明中的错用以及在错案中的作用等方面对错案的形成原因,错案的形成种类等作了阐述和说明,并提出预防错案发生的对策和机制,以期对当前构建公正司法有所裨益.     

论量刑适用的民主化

量刑是刑事审判的核心内容,量刑民主化的目的就是保证法官实现量刑公正,避免枉法裁判。量刑民主化的实现可以从人民陪审员制度,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受害人及其亲属的量刑建议、量刑辩论环节、判决书中展示量刑理由等多方面展开。     

检察官在刑事司法正义中的地位与作用

现代司法理念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理念总是强调裁判权在刑事司法正义中的独立性,强调法官在刑事司法正义输出中的绝对地位和作用,弱化或者忽视检察官的地位与作用。但从检察制度的历史发展、检察官在刑事司法体制中的角色以及中国现实的检察制度等方面考察,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的检察权和法院的裁判权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刑事司法正义是法官和检察官司法共治的结果。     

量刑证据初探

刑事审判包括定罪与量刑两个阶段,由于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重定罪,轻量刑"的影响,量刑证据在我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量刑证据与定罪证据相区别出发,对我国量刑实践中出现的辩方证据收集困难、同案不同罚、证明对象等问题进行梳理,最后针对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的区分、量刑证明标准、证明空间提出相关立法、司法建议以促进我国量刑证据制度的建构与完善。     

从法官心理看"量刑差异"

“量刑差异”是刑事审判中一个常见的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法官的心理因素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现实的刑事审判中,案件的社会结构如案件发生的社会情景、诉讼参与人员的各种特点与反应等,无时不在刺激着法官的审判心理,从而导致法官的心理失衡和随之而来的“量刑差异”现象。这严重地破坏了刑事司法的平等性原则。此现象虽然很难避免甚至无法在根本上消除,但却能通过对刑事司法作相应制度和技术上的改革来尽量减少它的发生,从而使刑事审判向着“相同案件做到相同处理”的刑事司法理想目标迈进。     

我国刑事和解的现状与发展

刑事和解制度是我国借鉴西方国家“恢复性司法”的新方案而进行的司法改革措施，它体现了人类社会治理犯罪理念的更新与进步。我国法律允许刑事自诉案件当事人自行和解，而刑事和解在我国公诉案件范围内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因而注定了其被刑事司法机关所否定、排斥的命运。由于刑事司法的工具论与刑事司法功能的单一化，导致我国立法存在严重不足，应当借鉴国外恢复性司法的新举措，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     

论阳光司法下刑事裁判文书说理

刑事裁判文书说理是法官为了证明定罪量刑的正当性,就定罪量刑事实认定以及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必要解释和论证的行为,它体现了贯彻刑事法治、彰显司法公信力和预防犯罪的价值。随着我国法治的进步,我国在刑事裁判文书说理水平上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仍然存在重定罪说理轻量刑说理、二审说理优于一审说理、说理区域差别大、说理形式化的问题。当下在阳光司法背景下根据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裁判文书说理的要求,刑事裁判文书说理标准上应当遵循形式与实质的统一,在说理具体方法上要丰富事实叙述方式,规范语言表达,强化逻辑论证。     

检察机关刑事申诉听证制度刍议

检察机关刑事申诉听证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非为法定的必经环节,但在司法实践中,听证程序为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最重要的环节。正因实践中存在听证程序冗长、效率低下,公众认知不足,听证员权利义务不明晰、参与度不高,检察官中立性不强等问题,导致听证效率较低,存在司法资源浪费的问题;有学者对其合法性存在质疑。经由对听证制度适用合法性及现实必要性分析,提出完善刑事申诉听证制度的思路及措施,实现听证程序作为刑事申诉公开审查重要环节的诉讼作用。     

主办检察官制度与案件管理制度探析

主办检察官制度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离不开案件科学管理的保障作用。主办检察官制度在内涵上与案件管理的职能存在一定的契合,两者之间既有趋同,又相互促进。     

刑事诉讼程序中检察官的角色错位及纠偏

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扭曲导致了检察官在审前程序和审判程序中存在角色错位问题。检察官在审前程序中是客观中立的国家法律监督者,在审判程序中却转变为与辩护方积极平等对抗的控诉者。这种角色错位引起了一系列问题,包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效力受到限制,案件事实无法得到全面发现等。解决检察官角色错位问题,首先要以当事人主义作为未来刑事司法改革的宏观模式选择;在此基础上,通过在审前程序中引入司法官和加强律师辩护权利实现检察官角色的转变。     

量刑规范化改革中类案检索机制的功能实现

在量刑规范化改革中，围绕如何处理检察机关求刑权和人民法院裁判权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主导权问题，相关争议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学理模式：“居中裁判”模式、“检法冲突”模式、“自动售货机”模式、“复读机”模式。随着司法大数据的不断公开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化发展，类案检索在提高检察官量刑建议精准性和认同度、规范法官在量刑中的法律推理和心证公开、增强新型案件量刑裁判的可接受性上被社会各界寄予厚望。当前，对类案检索的功能设定日渐出现了“技术理想主义观”和“现实主义论”的分歧。基于上，建议：进一步明确审判者司法理性的核心地位和类案检索及相关数字化技术的辅助功能；完善量刑类案中案例相似度计算模型和革新数据口径及其检索条件；制定量刑类案数据采集、运用质量控制与评价体系；基于刑事法一体化，围绕实体要件、法定程序要件、证据运用要件、刑事政策要件等加强类案的系统化建设。     

检察视野下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探析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是一种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全新诉讼模式,主要由检察机关建议启动,其提高了诉讼效率及被告人认罪服判判决生效率,但在实践中需解决如下矛盾： 对于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公诉部门如何简化案件审查模式和审批程序以提高办案效率,案件特点复杂情况下如何提高启动速裁程序建议的采纳率,庭审简化情况下如何保证速裁案 件被告人的权利,认罪服判情况下如何保证检察量刑建议的庭审采纳率。建议检察机关在推进刑事速裁程序时,确立刑事速裁程序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独立法律地位,制定适用速 裁程序的案件承办人权力清单,明确适用速裁程序的被告人认罪案件证据标准,创建被告人认罪的辩诉量刑交易机制,建立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全程监管制度,以推动刑事速裁程 序不断完善。     

量刑畸轻的理性检讨——以自首对职务犯罪量刑的影响为例

与普通刑事案件相比,职务犯罪案件中量刑偏轻的现象十分普遍．在具备法定从宽量刑情节时,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刑事司法实践中。自首对刑种的选择、刑度的确定、缓刑和免刑的适用产生较大的影响,成为导致对职务犯罪量刑畸轻的重要因素。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现阶段我国的量刑制度不完善、量刑规则缺位、量刑理念偏差及案外因素影响。为解决这个问题,应从完善制度、平衡司法、更新观念、限制案外因素影响四个方面加以应对。     

审判中心格局下刑事指控体系的构建

审判中心是刑事司法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刑事诉讼法治化的当然要求。这一新的刑事诉讼格局对检察机关的公诉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指控犯罪的证据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审判中心格局下,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应当在刑事一体化理念的指导下,将实体法与程序法有效结合认定案件事实;在证据体系的构建上,应以建构的方式建立起证明定罪量刑事实、情节的证据链条,同时采取解构的方式对建构的证据体系进行质疑,起到加固和反向验证的作用;适应庭审需要,在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上应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充分利用庭前会议制度,落实证据裁判原则。     

从特别减轻到违宪审查——以许霆案为样本的分析

许霆案的初审判决,基本上是一个严格规则主义的判决。其之所以演变成为一个公共事件,完全是律师的专业运作、学者的推波助澜、民意的偏执率性对司法裁决共同夹击所致。本案的重审判决,在事实和定性不变的情况下,适用刑法第63条规定的特别减轻制度,将初审的量刑结果进行了大幅度的削减。这一做法虽然满足了民众的隐性期望,却损害了刑事法治的应有权威,更显现不受羁束的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可怕威力。事实上,许霆案的症结,不在司法层面,而在立法层面。因此,求诸于刑法中的特别减刑制度,并不能为解决类似案件提供一个可行的方案。只有建立常规性的违宪审查制度,对刑事立法规范进行合宪性审查,才能彻底解决因＂立法不公＂而导致的＂司法不公＂问题。     

认罪认罚简易程序中的量刑辩护

2018年新《刑诉法》修订确立了认罪认罚制度。认罪认罚协议存在两种司法审查程序,简易程序为其中之一。由于该类案件的特殊性,简易程序本身的特性被弱化,庭审阶段的量刑辩护遭到忽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缺乏充分讨论。从理论上而言,认罪认罚简易程序的量刑辩护是否具有存在并实质进行的合理性,被告人是否自主进行量刑辩护,公平审判价值是否要求辩护人参与等问题需要分析和辨明。从司法实践上而言,适用认罪认罚简易程序的案件中确实存在量刑辩护,并且量刑辩护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审判产生影响,但该辩护在实然上并不充分,并且缺乏内在动力。所以,需要对认罪认罚简易程序中的量刑辩护进行研究,并对现有司法制度提出相应完善措施。     

中国刑事量刑程序制度变革：背景、程序模式与结构

中国量刑制度改革有实体与程序两种路径。传统刑事司法存在重定罪、轻量刑现象,在量刑制度领域同样如此,有必要就量刑程序问题深入探讨。量刑程序制度改革在量刑规范化和以审判为中心司法改革背景下展开,并融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进实施。量刑程序包括定罪量刑一体化、量刑独立化和相对独立化几种模式,中国量刑程序模式经历了从一元化向多元化的转变。相较于法官职权主导量刑程序构造,吸收对抗制因素并保留一定法官职权调查职能的量刑程序构造更符合我国国情。量刑程序多元化、量刑程序构造科学化和制度综合化成为量刑程序制度改革未来发展趋势。     

辩诉交易制度探析

辩诉交易是美国刑事司法中一项具有特色的制度,在美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介绍了辩诉交易制度的渊源、发展以及检察官、辩护律师、法官在辩诉交易中的作用,探讨了辩诉交易制度的合理性和缺陷,提出我国若引进辩诉交易制度应限定适用辩诉交易的案件范围;法官的正式审查并确认辩诉协议的效力;辩护律师和被害人应参与辩诉交易的初步设想.     

论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

我国毒品犯罪中被判处死刑的人数过多,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包括毒品犯罪案件在国内的大量存在、死刑核准权下放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的重刑主义。要有效地抑制毒品案件中的死刑人数,就应当树立轻刑、慎刑思想,采用适用法律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充分发挥酌定情节的量刑作用,尽量以死缓制度代替死刑立即执行制度,尤其要严格控制运输毒品罪中的死刑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