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生育率转变道路研究

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人口学根据西方国家人口转变的经验总结出一套生育率转变的标准模式，即经济发展是生育下降的唯一动因。本文在研究中国农村生育率转变的过程中发现，中国农村生育率的转变有别于传统的标准模式，即在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创新为生育率下降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表明中国农村生育率转变走的是一条计划生育与社会发展并举的特殊道路。     

甘肃农村基层计划生育队伍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甘肃省有80％左右的人口在农村,他们以手工的方式来解决吃饭问题,加之自然条件较差,农业基础薄弱,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不快,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总的来说尚处于较低的水平。这种情况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促进、甚至强化了农民中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趋势的生育观念,导致了农村人口盲目增长的势头。从妇女的近期生育水平看,我省妇女总和生育率为2.41,高出全国0.11,其中城市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3,农村妇女总和生育率为2.84,个别地区高达3.1。由此可见,农村人口不仅基数大,而且生育率高,因此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已成为当前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所在,而农村基层计划生育队伍又是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关键所在。本文就甘肃农村基层计划生育队伍建设问题作些初步的探讨。     

广东已婚妇女生育观的代际变化─—以梅县、东莞抽样调查实证分析为例

广东已婚妇女生育观的代际变化─—以梅县、东莞抽样调查实证分析为例刘梦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广东已婚妇女的生育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总和生育率从１９７０年的３２．７‰、２６...     

山东省人口控制效益研究报告

中国始于 2 0世纪 70年代初期的计划生育活动 ,最终取得了生育率大幅度降低的显著成效。山东省生育率的下降对促进本省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人口控制也有负面效应。对今后的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以下建议 :(一 )重视人口控制投入 ;(二 )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 ,迎接人口迅速老龄化的挑战 ;(三 )实行补偿政策 ,保护人口控制效益创造者的切身利益 ;(四 )改革和完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 ;(五 )适时对生育政策进行微调 ,减少人口控制的负面影响。     

生育率下降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对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认识与思考

以生育率下降为核心的人口转变是人口变动与发展的必然趋势。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经济社会发展可以自然引致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转变;我国的实践说明,在低发达水平条件下通过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也可以实现人口转变,但需要付出高昂的经济政治成本,并造成"未富先老"等严重的人口社会经济问题。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应该从深层次上进行反思;对当时承诺只用于"一代人"、已达到预期目的、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尽快做出调整。     

生育政策的哲学思考

遏制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太多,促成这一现实的直接因素则是妇女生育率过高。生育政策对妇女生育率的提高或降低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人们对于生育政策的作用程度之大小则有着不同的看法。因此,有必要对生育政策的性质、作用等进行一番研究。 一、生育政策及其本质     

低生育研究——人口转变论的补充和发展

本文针对我国人口发展的新情势进行了理论的和对策性的研究。本文认为,目前中国已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但低生育目标的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趋于完成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问题的终结。首先,中国低生育的实现有其特殊性,是不稳定、不平衡、也不彻底的,生育率转变的任务并未完成;其次,伴随生育率的下降和转变,我国人口问题的焦点开始从高生育率带来的挑战转向人口老龄化及其它和低生育有关的问题。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处在这样的人口问题转型期。从人口再生产规律角度看,中国人口控制的目标并非简单地越少生越好,也非生育率越低越好。最优的生育率调整是超前有序的。由于低生育及其新人口问题的出现,人口转变理论的解释力和预见力开始受到挑战。本项研究是对人口转变论的补充和拓展。     

寿光县妇女生育状况分析

<正> 为了掌握我县人口发展趋势,做到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现依据收集到的部分资料,试对我县妇女生育状况作一分析。一、妇女生育出现了新特点据我县人口志记载;“自1950年人民政府颁布婚姻法至1964年,本县婚嫁平均年龄保持在男20岁,女18岁以上”。在1964年以前,我县妇女生育模式特点表现为:生育高峰期长而分散;育龄开始早结束迟。即在18岁开始结婚生育,一直到40岁后才逐渐结束生育。七十年代后,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开始下降。1981年我县分年龄组生育率(见表一)。     

贵州省育龄妇女生育率变化趋势探析

育龄妇女的生育状况是人口再生产的基础,客观准确地分析育龄妇女生育率的变动趋势。对于科学地认清人口形势是很必要的。本文主要根据《贵州省1990年人口普查10％抽样资料》以及《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10％抽样资料》,对近10年来贵州省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和孩次别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及其对人口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年龄别生育率 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是分析妇女生育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用以分析育龄妇女生育的年龄分布特点。     

小康社会与少数民族地区生育政策的调整

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增长快,除了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文化教育较为落后、传统婚育观念影响较深以外,生育政策的宽松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国家颁布并开始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各地区正在制定计划生育法实施细则时,对民族地区宽松的生育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应尽快列入民族地区计划生育工作的战略决策之中。本文就少数民族地区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可行性、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及主要内容进行了探索。     

论建立农村人口控制的自我约束机制

截至一九九○年七月,我国人口为11.33亿。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又正处在育龄妇女生育高峰期,每年约以1700万的速度在增长,到2000年人口将有可能突破13亿。根据我国十年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要求,今后十年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要控制在12.5‰以内,任务艰巨,困难很大。我国目前每年有900万左右的计划外生育,其中约90％在农村。农村有47％妇女多胎生育,使生育率居高不下。因此,90年代人口控制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农村人口实行计划生育难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还缺乏一种人口控制的自我约束机制。几千年的旧思想、旧风俗,根深蒂固地束缚着农民的观念,农民对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的低生育率

本文对我国生育率转变进行了分析,认为作为计划生育的努力目标,我国的低生育率已成为现实。由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育率下降起点高但降幅大,因而我国人口的急剧转型引起社会经济转型滞后而产生诸多挑战。但必须充分认识到,与持续低生育率相伴随的问题,既有消极方面,更有积极方面。生育率下降在带来与家庭结构和人口结构变化相伴随的一系列问题外,也将对我国的教育、就业、妇女地位等产生积极的深刻影响。从发达国家经历看,低生育率引起的人口零负增长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福利的影响更取决于社会条件、经济形式与制度性因素,因此,不仅人口政策必须要作为社会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加以考虑,而且要通过深化改革、发展市场经济来减少和消除低生育率的消极后果。     

山东省实际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的原因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山东省妇女生育水平明显低于政策要求水平。全省实际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主要是计划生育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强有力的计划生育工作,规范了妇女的生育行为,妇女的生育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妇女按“晚、稀、少”的生育模式生育是造成山东省妇女实际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     

东北地区低生育率陷阱问题研究

低生育率问题是影响东北地区人口均衡发展、地方经济振兴和边疆稳定的重大战略问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东北地区总和生育率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总和生育率低于1.0,成为超低生育率地区.东北地区出生率持续低迷,2019年东北地区出生率比全国低40％以上,出生人口数量进入持续减少阶段.与2000年相比,2019年出生规模降低了37.5％,降低幅度最大的黑龙江省达到了40.4％.从低生育陷阱理论机制分析发现,未来东北地区提升生育水平面临很多困境,育龄妇女人数减少且年龄老化,婚育结构变化,叠加人口迁移流动,人口增长负惯性持续强化.从取消生育限制、提高生育意愿、减少妇女流出和提高已婚育龄妇女数量等方面入手,可以减缓出生人口持续减少的状况,遏制低生育率陷阱的继续加深.     

超低生育率地区人口结构性问题与应对措施——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

长期超低生育率必然对人口总量、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研究低生育率与预期寿命提高带来的人口结构性问题及应对措施,为中国低生育水平地区提供借鉴.分析太仓人口发展状况发现,长期的超低生育率使太仓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超过二十年为负值.同时基准人口比例也低于同期全国的基准人口比例,长期处在远低于1的状态,户籍人口过快衰减的特征非常明显.太仓由于户籍人口缺少生育水平提升的空间,依靠自身难以实现年龄结构均衡.这其中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女性晚婚比例的提高,使已婚育龄妇女人数明显减少,而希望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妇女也占比较低.这些因素的存在,与低生育率陷阱理论中影响出生率上升的强化机制完全吻合.太仓生育水平的提高缺少足够的动力,未来必然保持原有生育水平甚至会继续下降.太仓户籍人口依靠人口迁移缓解了自然增长的持续下降,外来人口缓解了人口数量和结构矛盾,但增速已经由快到慢.从太仓应对人口结构性问题的措施来看,面对人口结构不均衡带来的老龄化比例较高、独生子女婚育冲突以及失独家庭等问题,需要基于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建立“三社联动”思想,发展志愿者团队和社工机构,为政府购买养老等服务提供支持,使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基层得到有效解决.针对中国很多地区还是处于未富先老状态,政府购买服务缺少经济支持,需要在预防低生育率陷阱产生以及养老支持定位于保基本方面做更多的努力.     

低生育率：怀疑、再调查与重复验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育率究竟有多高始终争论不休。文章通过梳理1990—2020年间关于生育率的统计资料与研究成果,呈现出我国“生育率高低之争”的历史进程。研究结果表明：长期以来,我国的生育统计与研究步入了“生育率调查陷阱”：一方面,各种人口调查结果均证明了“很低”生育率的事实;另一方面,官方与研究者对此却始终怀疑,并归因为出生漏报所致。“生育率调查陷阱”是人口调查的局限性、生育研究的主观性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生育率调查陷阱”导致了生育政策变革延误、规划失灵等诸多负面影响,其中的经验教训亟待重视和反思。     

中国和印度生育政策运行机制对比研究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两国都采取了相应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本国的人口实施控制,但是成效却大不相同。快速增长的人口将严重制约印度的经济发展,带来诸如粮食、土地、环境、就业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对中国和印度两国生育政策运作机制的对比研究,发现两国在政策制定及其实施机制上存在的差异,探究印度计划生育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寻求对人口生育控制的更为有效的政策实施机制。     

中国农村生育率的下降:一项基于行为制度方法的研究

有很多模型解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及其在不同地区起始时间的差异。对于引起生育行为变化的最主要因素是有意的政策控制,还是体制变化,抑或是通常的现代化因素,学者们各有争论。在此,我们采用一种行为—体制化的方式将分析从3个不同农村地区收集来的民族志和问卷调查资料。这3个地区包括浙江省的萧山县,河北省磁县,和广东省英德县,它们生育率下降的模式各不相同。我们的分析显示,以上3组因素没有一组能独立解释这3个地方生育率下降的不同开始时间和不同速度。要解释3地生育水平下降的不同模式,我们需要考虑生育率下降早期,包括社会文化环境(如教育的普及,生育控制的意识形态,社会性别关系等)和政治经济体系(如经济发展,计划生育政策,集体劳动体系等)在内的各种地区差异。     

80年代江苏人口的增长分析

回顾80年代江苏人口增长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通过逐步制定、完善生育政策,大力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我省有计划地控制了人口的增长;但同时,超计划生育在一些地区仍然很严重,干扰着人口计划的执行。因此,总结过去10年人口增长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分析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和背景,寻求保持人口稳定增长的政策途径,对“八五”计划时期以至今后10年控制人口增长是十分必要的。一、江苏人口增长的回顾分析 1.稳定与波动——人口增长的过程分析 80年代江苏人口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人     

生育的载体与计划生育的主体——对妇女生育问题的一种哲学思考

目前,在我国的人口和妇女研究中,人们正在反思一个问题:“妇女应该是计划生育的主体,还是计划生育的对象?”显然这是两个不同性质和不同层次的问题。对妇女生育行为的研究,不仅表明我国的人口研究已进入以个体生育行为和妇女生育行为为研究重心的阶段,而且也表明现代哲学成果正在与人口科学的研究寻找到新的联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