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时期福建与台湾的贸易关系

宋代闽、台贸易关系在宋代,福建泉州港已成为国际贸易大港,许多国家的商船云集此港,福建海商也从这里出发,远涉重洋,贾行遍天下。最早记载福建与台湾有贸易关系的是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他在泉州风俗形胜条的注中写道:“自泉晋江东出海间,舟行三日抵澎湖屿,在巨浸中,环岛三十六,施肩吾诗云: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少年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对于施肩吾是否到过澎湖,史学界素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唐代施肩吾率其族迁居澎湖的说法似乎为时太早,但王象之记载这一事件应该是有一定背景的,正如曹永和指出:似国人初来居住于澎湖时,当时尚有先住民族,与国人曾有“鬼市”(暗中贸易,Silent trade),可能与施肩吾所咏者相似,致有如此附会,而其年代不会晚于南宋,也就是说,至少在南宋时,福建人     

南宋泉州桥梁建筑

宋元时期,泉州港的对外交通贸易臻于极盛,成为世界著名的最大贸易商港之一。适应于货物吞吐量大量增加和沿海陆路交通的需要,而产生的南宋泉州的各式桥梁建筑,成了今天我们追寻这段辉煌历史的遗迹,也为我国古代丰富多彩的建筑文化宝库,增添了一颗闪光的明珠。     

宋代宗女婚姻论略

对于宗女婚姻 ,包括择夫、“六礼”、奁具及行舅姑之礼各个方面 ,宋代朝廷按照亲疏等级制定了一整套制度。在婚姻论财风气影响下 ,宋代宗女择婿兼顾门第与财产。宋代宗女婚姻不仅保持着宗室婚姻固有的政治性强的特点 ,而且表现出强烈的功利性。某些特殊时期 ,宗女婚姻甚至出现失控现象     

多元宗教文化背景下的回族认同——以泉州陈埭、白崎回族为例

今天泉州晋江市陈埭镇、惠安县白崎乡及周边地区居住、生活4万余丁姓及郭姓回族,他们是宋元时期移居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后裔。由于元末战乱、明政府实施同化政策、大量回汉通婚、丁氏家族“读书入仕”等原因,这部分群体开始融入地方汉族主流文化。现在他们中90％以上人口已失去伊斯兰教信仰,但他们仍有回族认同意识。特别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民族识别及70—80年代重申陈埭及周边丁氏、郭氏群体为回族,曾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如何认识民族与宗教（即回族与伊斯兰教）之间关系,成为现阶段影响回族认同的一个重要问题。泉州陈埭丁与白崎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元宗教文化背景下回族认同的样本。     

论宋代贸易港的布局与管理

宋代是我国古代海外贸易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 ,港口数量显著增加是其中的重要标志之一。宋代以前 ,贸易港基本上是零星的点状分布 ,相对而言 ,宋代贸易港呈现出广南、福建、两浙三个自成体系的区域 ,各区域中有主导港、辅助港、附属港 ,主次分明 ,相互补充。其中两浙路港口数量最多 ,密度最大 ,机构设置也最完备 ,福建、广南又依次稍逊。这样的布局是由当地的经济、交通等自然条件所决定的 ,同时也与宋王朝的行政调控很有关系。宋政府还根据形势需要调整港口的开闭和机构设置。宋代在码头建设、货物屯放、港口安全等多方面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管理制度。宋政府对港口布局的调整和港务的管理体现了其对贸易既鼓励又控制的态度 ,也反映出宋代贸易制度较之前代更为完善     

元代泉州八次设省与蒲寿庚任泉州行省平章政事考

宋元鼎革之际,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兼主市舶蒲寿庚以泉州城降元,加速南宋政权的覆亡。蒲寿庚降元后,元世祖授他“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又授“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月,“诏行中书省唆都、蒲寿庚等曰: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这表明元廷十分重视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元世祖征日本、占城、缅甸、爪畦和元成宗的“觇琉求”等军事行动,泉州港都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此     

泉州伊斯兰史略

泉州位于我国福建省晋江下游北岸,这里气候温润,自然资源丰富,农业、手工业和冶炼业相当发达。她面临东海,海岸线曲折,是条件优越的天然良港。早在公元六世纪,泉州就有与国外进行友好往来的记载。公元八至十四世纪是泉州港的繁荣时期。十三世纪由泉州航海归国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赞泉州与亚力山大称为“世界最大的贸易港”。十四世纪到泉州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见到这里“大船百艘,小船无数”,夸赞泉州实“为世界第一之大港”。海外交通的繁盛,带来     

我国重返关贸总协定对企业的影响及完善国内经济立法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简称关贸总协定),是一项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订立的世界各国普遍承认的多边国际贸易契约,也是目前国际上统一调整大多数国家间经济贸易关系中有关关税与贸易政策的政府间多边协定。它虽然不是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但客观上起着国际贸易协调组织的作用。在工作上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系,通过各项协定与所做的各项工作对世界贸易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做为关贸总协定创始缔约国之一与“总协定”中断联系长达40多年。目前,我国正在作多方面的积极努力,重返关贸总协定并恢复其缔约国地位。 当前,对于我国“入关”,社会上存在着一些片面的、不正确的看法。好象中国重返关贸总协定,洋货就会像洪水猛兽一样,一举进入我国市场,国内企业基本上在“物     

贞观之治与西域经营

唐王朝自李世民即位后,“君明臣直”、“朝廷辑睦”,“公私富给”,“四夷宾从”。贞观年间,唐帝国行政管辖中的陇右道治地范围,达到了葱岭以西的里海和波斯边境。“西方之戎,…盖百余,皆冒万里而至”;中亚的“番客”、“胡贾”充斥街。西北的民族矛盾大为缓和,中亚的政治形势日趋稳定,东西方交通贸易最为发达,经济文化交流空前繁     

试析宋之"三路舶司"--兼论中国港口职能之分工

宋朝的海外贸易管理,主要由福建路的泉州、广南路的广州、两浙路的杭、明州市舶司,即所谓“三路舶司”承担的,但关于“三路舶司”的始置时间、设置原因以及对我国海外贸易管理的影响等问题却众说纷纭,本文经过分析后认为,广州市舶司的设立源于对战争的支援,是朝贡贸易的遗产;两浙市舶司的设立则是为了管理国内商人下海,标志我国由大陆文明向海洋文明的迈进;而泉州市舶司的设立则源于新航线的开辟,显示了我国人民对南海区域的新认知。     

试析唐宋时期回回先民的国际婚姻:蕃汉通婚

本文对唐宋时期回回先民“蕃汉通婚”的性质、商贸活动对“蕃汉通婚”的作用、“蕃汉通婚”的特点等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略论福州港在明代海外贸易中的历史地位

明成化年以前,福州港在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上没有什么显著的地位可言,其原因在于当时广州港、泉州港都在海外贸易中占主导的地位。成化年以后,随着明统治者对外政策的变化,福州港在海外贸易中逐渐显现出它的突出地位,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港口。本文拟对福州港在明代海外贸易中的历史地位做一客观的评介。     

也谈齐国的“同姓不婚”习俗

在我国历史上,“同姓不婚”之制为有周一代一项重要的婚姻戒律,并普遍实行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中,其影响所及,一直延续到秦汉以后几千年的中国社会,至唐、宋、明、清诸朝,法律上对同姓通婚也还是禁止的①。但有的学者认为,“同姓不相婚娶”这一条根本规则,仅“为周人所严守”,这一“宗法的约束,在春秋时的齐国已经没有力量了”⑦。此说一出,不乏响应者③,似乎“同姓不婚”这一古老习俗在春秋时的齐国根本不存在了。笔者认为,这实是一种误解。其实,“同姓不婚”之在春秋时期的齐国与在其他诸侯国一样,都是自始至终在规范着人们的婚姻行为的,其制约作用不容忽视和低估。     

京津冀港口在构建“冰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性分析

在“丝绸之路”基础上实施的“一带一路”、“冰上丝绸之路”等战略,是中国面对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创新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新思维。新时期的“冰上丝绸之路”是我国参与的国家经济贸易的新战略,京津冀港口具有惊人的吞吐量和超强的集疏散功能,可以定位为“冰上丝绸之路”航道的港口起点。     

港口产业经济特性的系统分析

港口产业复杂的经济特性是传统上实施政府规制的内在经济动因,同时这多样化的产业基本属性也使其规制重构和引入竞争较为困难。通过对包括规模经济、沉淀成本、准公共物品特性和可竞争性等在内的港口产业经济特性进行的系统分析发现,基于港口经济特征来构建“产权、竞争与规制”的协同治理结构是港口改革所必需的。     

试论宋元泉州港繁盛的原因

<正> 宋元时期,泉州港内“风樯鳞集”,云帆遮天,海舶穿梭奔忙。城南频江码头车水马龙,昼夜不停地装卸舶货,中外各国商贾云集,市场上终日熙熙攘攘。南关“聚宝街”和临江一带货栈,以及“舶司库”里,堆积的香药珠宝奇珍琳琅满目,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宋末元初,泉州超越广州,成为我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元代中叶(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泉州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齐名,是当时世界最大的两个贸易港之一。当时亚非     

“泉州学”初探

1991年2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队总负责人迪安博士在泉州华侨大学宣布:“针对泉州所具有的丰富历史,应当成立一个专门的学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成立一个国际性的科学研究机构,如同研究敦煌学一样,使泉州学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项目,组织世界各国科学家对它进行研究”。于是,由泉州学者首先提出的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开提倡的“泉州学”便应运而生了。研究“泉州学”首先要解答如下几个问题: 一、什么叫“泉州学”? “泉州学”是一门新的学科,它是一门用新的科学观点和方法去研究泉州社会历史发展的文化现象,以及它对中国和世界历史文化的促进和影响,揭示其发展规律和真理,为当前泉州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和平和进步服务的科学。     

略论元代泉州的繁盛及其原因

在元代,泉州曾以“东方第一大港”而著称于世。那么,元时泉州的繁盛状况究竟怎样?产生这种繁盛局面的原因是什么?这里,笔者拟通过对当时海外贸易的兴盛、港市的繁荣,以及泉州在元初的特殊地位等方面的考察与分析,来揭示和认识泉州发展史上这一黄金时期的真实面貌。     

通远王崇拜:宋元时期泉州的神缘与商缘

宋元时期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泉州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也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兴盛。泉州的宗教文化在这一时期呈现着丰富多彩的局面,不仅外来宗教异常活跃,泉州本地的民间信仰在这一时期也非常兴盛。它们与泉州社会经济和谐繁荣密不可分。本文拟以泉州民间信仰通远王崇拜网络为例,说明宋元时期泉州神缘与商缘的和谐互动,对泉州社会经济的和谐繁荣所起的作用。     

福建文化的活力与魅力:历史与国际的视角

海洋文明、商业文明、儒学文明、宗教文明等的洗礼锻造了福建独特的文化性格.福建文化在三大地域整合中不断趋向成熟,南宋与晚清先后掀起影响中华文明的两大文化高潮:历史上福州港、泉州港、月港、厦门港更成为影响世界文明的四大活力港口.在打拼中开放、在开放中包容、在包容中革新,改变自我、服务全国、影响世界,这就是福建文化的活力与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