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客观实证到主体精神——论百年章学诚思想研究中的学术转向

晚清民国以降,国内外学界对章学诚思想的研究颇为重视,但对其学术价值的认知却是充满分歧的.在百余年来的学术与思想的互动中,章学诚思想研究也随之发生了从注重客观实证到强调主体精神的学术转向.其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论的方法论意义的新估价;对章氏学术主体性精神思想的发掘;对章氏现代文本论思想的阐释.     

章学诚学术成就析论

章学诚在近世学术史上是一位公认的名家,然则由于其所处时代环境的复杂性,其著述的内容和形式不同于流俗的强烈反差性,以及其价值观的超前性等项,使人难以究其底蕴。本文的撰述宗旨是立足于学术史演进的视角,在深入发掘材料的基础上,作全面、联系的辩证分析,在纵向上力求揭示章学诚对传统学术精华的继承和发展,在横向上考察其学术主张如何反映出社会的需要,以鲜明的批判性思维体现出其使命意识、担当精神。     

简论晚明以降诸“性灵”说

晚明以降,中国哲学出现了以＂求真＂、＂贵我＂为主要价值取向的新哲学精神。受这一新哲学精神的影响,中国艺术领域、学术领域分别出现了提倡＂性灵＂的美学主张与学术主张。其中既有袁宏道、袁枚在文学领域里的＂性灵＂说,又有焦循、章学诚在经学与史学领域里的＂性灵＂说,从而体现了尊重个性的新思想在文艺与学术两个领域展开的思想历程,体现了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在深度与广度的展开。     

章学诚与乾嘉考据学派

本文认为章学诚是被现代学界推崇备至的学者，对他肯定的多、批评的少，尤其是章学诚对同时代的汉学家的批判，后人也多加称道，这缺少具体分析．章学诚对汉学家们反对宋明理学礼教思想的批驳，反映了他维护封建礼教的落后思想意识．在学风上，对考据学多訾毁泄愤，而自己却孤高自誉，与汉学家相比较，其学风不足为训。在章氏著述中，空言多而实学少，“硬伤”百出，失之严谨，见讥后世，与乾嘉汉学家相比，其学问也远逊一筹，可非议之处颇多，因此对章学诚的学术地位应作实事求是的评价．     

章学诚师执考

章学诚师执考何兆龙章学诚（１７３８—１８０１）以一介寒儒，挟册谋生一世颠沛，倍尝艰辛，却著传世之作，入学术之林，终成一代巨擘。主要固然靠其自身的勤奋、刻苦和努力，更不乏其师执对他的教诲、支持和帮助，在章学诚的师执中，虽有不少是学术名流、封疆大吏，但也...     

自由主义学者眼中的章学诚——倪德卫的章学诚研究解析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倪德卫教授的章学诚研究不免先入为主。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使他在理解章学诚的实学思想、主体性思想、＂言—事＂思想和＂家＂学思想时出现了偏离。客观地说,章学诚仍然是传统思想的继承者,而不是自由主义者。     

冲突下的暗合：论阮元与章学诚的学术交集

阮元与章学诚虽然学术风格迥异,亦无直接学术联系,但却不乏学术交集,主要表现为：阮元不仅阅读甚至选刻过《文史通义》,将其作为《国史儒林传稿》的重要史源,而且对清代浙东史学颇为关注,为浙东学人依次立传,与章学诚晚年撰写《浙东学术》的举动正相映照。在史学观念上,阮元提出必须借助历史文本分析的方法,从中体察史家之“命意”,亦与章氏“史意”说相发明。凡此种种暗合,根本上源于二人经史观的契合,尤其是对史学经世价值的高度重视。章学诚强调“六经皆史”,以史统经,阮元亦以史学为一切学问致用之前提,这一相似的史学情结及其所暗含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的学术情怀,是阮元与清中叶其他有识学者理解和接受《文史通义》的重要前提,他们构成了《文史通义》最早的阅读群体。不过,阮元对理学思维的排斥,又决定了他对《文史通义》和浙东史学的认知是有限的,甚至是割裂的,他所感兴趣的主要是后者“重史”的观念和“经世”的旨趣,以及部分具体的历史编纂学主张和史传作品,至于章氏那套最为核心的主于逻辑推演和理论建构的偏形而上的“独断之学”,则较为排斥。这一思想局限,是乾嘉时期普遍重材料而轻理论的学风流弊的缩影,也是章学诚生前难以跻身主流学界的主...     

章学诚对戴震的学术评价

章学诚对戴震学术的评价,有一定的阶段性。伴随着自己学术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他在乾隆五十四年、五十五年集中点名攻驳、评价戴震学术,一方面是针对当时学风病痛而发,另一方面,则有着完善自己的学术体系、推扬自己学术主张的目的。他与戴震学术主张中某种契合的主张,正是为乾嘉主流学术所摒弃之义理。戴震以训诂明义理的新学风难以拓展和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在当时难以引起共鸣,皆可见乾嘉学术风气影响之深刻。     

鲁迅杂文与中国杂学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杂学之家,其知识构成可一言以蔽之,曰：“杂学”。鲁迅杂学知识结构的形成与清代学术精神、杂家著述以及章学诚史学理论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杂学涵养了鲁迅博及古今中外的文化内涵,养育了鲁迅反抗正统、敢于怀疑的人格,奠定了鲁迅“新文学开山”的地位。杂学不仅是鲁迅杂文思想的历史资源,而且对其杂文创作态度和艺术特色有很深的影响。     

转型与重整：清代四种“经子关系”合论

广义的经子关系论,在经学定于一尊后就一直存在,但作为一个比较鲜明的学术问题,则主要是在明末到清代才特别彰显出来。王夫之原则上是一个“经正子邪”论者。傅山则比较激进地主张“经子一源”论,他甚至通过字义训诂的方式提出了“有子而后有经”的激进思想。黄宗羲本着“一本万殊”的学术主张,适当地肯定了诸子百家亦分有圣人之道的思想实际状态。章学诚与龚自珍二人,则在“六经皆史”的大框架下,提出了“经子一体”的思想主张。经子关系论,实际上间接地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在由古典向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重整自己民族知识谱系与精神结构的内在历史要求。     

论戴震与章学诚的学术因缘——“理”与“道”的新诠

从学术因缘的角度看,章学诚的思想不止是戴震思想的对立,也是一种延续与发展。戴震在经学研究中凸显了文化的意识,认为"礼"源起于人伦日用,从"礼"的典章制度中言"理",与宋儒争"天理"的解释权。但戴震大概始料未及,他毕生未尝给予过敬意的、一位冲撞他的年轻人章学诚,已在不知不觉之中吸收了他的思想,在他逝世十余年之后,建构了一套与他极为相近的思想观念。章氏将戴震深研的"礼",转化为其"六经皆史"说的典章制度;同时撷采戴震"礼"为"人心所同然"之义,推衍为"道"即人伦日用的思想。他们都注意到经史文献所记载的内容背后的一种人伦、社群、文化的自然力量。     

章学诚与《史籍考》编纂新论

《史籍考》作为一部大型史学目录著述,其编纂从发端至手稿最终毁殁,许多官员及士人参与其中。章学诚是《史籍考》编纂的最初提出者与设计者,署名周震荣的《上李观察书》对《史籍考》编纂内容与体例的陈述,乃是章学诚校雠学理论的集中体现,展现出章氏学术视野的高远及其目录学理论体系的融通,对章学诚在《史籍考》编纂中的作用需要重新评估。作为《史籍考》编纂体例的总设计师,章学诚虽然最终未能完成该著,但在编纂该著的过程中,其史学理论不断成熟,史学成果不断涌现。     

论章学诚学术思想中的政治观点——《文史通义》原道篇研究

(一) 近年来在对章学诚的研究中,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倾向。例如有人在论述中把“人民性”、“唯物主义的自然史观”、“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这些桂冠都加到了章学诚的头上,甚至认为章学诚的“《古文十弊》,其中内容似乎是《新青年》时代文字解放的先驱”;也有人在论述章学诚时,只谈学术渊源,不谈阶级属性,把主要篇幅花在细枝末节的考证上,笼统地说一些“不为时俗所囿”等不着边际的话;最近,又有人不满意过去把章学诚抬得太高的现象,要求翻案,指责章学诚“想得多,做得少”,不及朴学家的工夫踏实,是一个说大话的空头史学家。     

章学诚学术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针对时风学弊，章学诚建构了以“世”、“道”、“史”为基本架构的学术思想体系，主张“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提出“本己性情为学”、“学欲其博，守欲其约”、“临文主敬”、“知人论世”的学术方法，并强调以“史德”为重心的学术修养。这体现了章学诚作为浙东学派之殿军所具有的才识卓见，对现代学术研究仍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学统建构与文论之争——章学诚与桐城派古文理论之比较

清代学人的学统意识比较明显.桐城派合程朱道统与韩欧文统于一身,成为清代文论的中坚.章学诚生当桐城派兴盛之际,其以史统文的学术取向遂与桐城派在古文理论上产生了争论.鉴于桐城派文论学者论述已多,本文着重阐述章学诚的古文理论,从学统与文统,学与文,义法与清真等方面比较章学诚与桐城派尤其是与姚鼐古文理论之异同.     

"六经皆史":章学诚对清代汉学的批判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必须放在清代学术转向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清初以来,宋明理学“形而上”本体受到了根本的质疑。章学诚把“道”理解为一种历史化的过程,而不是永恒的超越一切历史的实体。通过回复到原始儒家,章学诚重新阐发了“史”的意义,经学在三代是作为记录典章制度的“器”。章学诚还批评了乾嘉考据学的弊端,他认为考据学只是对于历史材料的考订与整理,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博学”与“约守”不可偏废,在“功力”的基础上必须成就“学问”,这也就是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六经皆史”是史学与实学相结合的产物。     

论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精神与品格

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精神与品格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二是执着的求学态度和不懈的创新精神;三是高度的使命意识和崇高的牺牲精神。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精神和品格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学术精神的失落与大学的误区

晚清以来，随着现代大学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大学逐步成为学术精神的守护者、传承者与发扬光大者，在推进现代学术的萌生、发展与转型方面，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如果没有“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蔡元培语）的北京大学，我们很难想象五四新文化运动能够狂飙突进、如火如荼的进行；如果没有西南联大在“国难时成为文化的支柱”，我们很难设想经历了漫长的抗战的颠沛流离之后，我们还能拥有完整而健康的学术精神。     

孙思白先生与民国史研究

作为著名的中华民国史专家和中华民国史学科的奠基人,孙思白先生在推动建立中华民国史学科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就民国史研究诸专题取得了丰富的拓荒性成果。他参与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的三篇重要论文,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一页;他的民国时代是"大转变"时代的思想,对推动民国史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捍卫学术独立的精神与严谨的治学态度,使他的学术著作能够保持长久的生命力。     

清高宗与章学诚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透视清朝"盛世"史学的价值取向

清高宗与章学诚同生活于传统文化大总结的时代,各自对史学理论多有探讨,分别是官方和私家对传统史学思想总结的代表者。将二人的史学见解予以比较,很有学术意义。他们的具体史学主张各有特色,而在大的原则问题上极其近似,这可以透视出清代"盛世"史学的价值取向,即贯彻纲常伦理准则、官方主导方向、提倡经世致用宗旨。清高宗与章学诚都善于在已经陈旧的史学体系中,提出翻新花样的设想,当时堪称创新,而从长时段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实为加固了传统史学的旧有轨道。因此,当时无论官方还是私家对史学思想的总结,不仅没有带来史学体系的嬗变和突破,反而更严格地束缚于传统政治文化的躯壳之内,其负面作用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