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

传统学说对环境侵权归责原则的解释不足。无过错责任原则并非归责原则，其实质是危险责任原则。环境侵权中仅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难以维护受害人利益，而环境行为的异常危险性成就了危险责任原则的同时适用。     

外观主义的商法意义——从内在体系的视角出发

外观主义是商法中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是架构商法内在体系的重要元素,体现了对交易安全的保护.与民法相比,外观主义在商法中的适用具有普遍性.外观主义是商法中的一项归责原则、行为效力原则、权利的取得方式、商事裁判准则,在适用上是一种选择性准则,并且体现了推定的法律技术.     

论给付行政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给付行政是国家在新的时代一项新的职能,主要是通过授益性行政行为来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的实现,并依此推进社会的发展。给付行政与诚实信用原则的诸多关系决定了诚实信用原则在给付行政中的适用。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给付行政中有新的内容要求,并需要制定相应的具体制度予以保障。     

论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被称为行政法中的"帝王条款".文章从比例原则的传统内涵入手,讨论了比例原则的价值取向.并通过对总成本(行政成本和行政相对人权益损失之和)与总利益(公共利益)的分析,探讨了规制性行政行为与受益性行政行为在适用比例原则时的不同.     

论转售价格维持的反垄断规制原则——以最低转售价格维持行为为视角

源于美国司法实践的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对于转售价格维持行为虽然都可适用,且利弊分明,但相对而言,由于合理原则能够兼顾转售价格维持行为的合理性因素,更适合作为转售价格维持的反垄断规制原则.我国有必要从现有的竞争政策出发,选择合理原则作为转售价格维持反垄断规制原则,同时对“合理原则”的适用径路进行全面的设计.一方面,鉴于合理原则的不确定性,通过实施细则的形式明确合理原则的审查标准.另一方面,为使《反垄断法》规则能够更好地适用于合理原则的分析径路中,建议完善豁免制度和程序制度.     

论刑法信赖原则在我国交通运输领域中的适用

信赖原则是指当行为人实施某种行为时,如果可以信赖被害人或者第三人能够采取相应的适当行为的场合,由于被害人或者第三人不适当的行为而导致结果发生的,行为人对此不承担责任的原则.关于我国能否适用信赖原则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之争.我们认为,信赖原则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已有所体现,目前的问题是如何正确适用.正确适用信赖原则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如交通双方条件、事故发生的具体环境、行人一方的具体情况、机动车一方能否预见和避免等.现行信赖原则的有关法律规定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略论行政合理原则

合理原则相对于合法原则要求更高,即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要合理,其产生的社会效果优于一般意义上的合法行政,它是政府行政活动的精细化模式。合理行政在适用过程中应注意3个问题：一是树立现代法治理念,注重对法治精神文化基因的培育;二是善于运用相关法律规则,消除行政行为中的＂机械化＂倾向;三是正确适用行为选择规则,＂柔性＂执法,权利优先,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让合理原则在被法律疏漏的空隙间闪烁出尊重人权、公平正义的和谐之光。     

信赖原则于中国语境下的展开

信赖原则用于行为人具有过失,他人的不当行为介入造成结果发生的场合。不同于故意作为犯中的回溯禁止原则,信赖原则的出罪标准更为宽缓。信赖原则在传统理论中具有消解注意义务、预见义务的机能,但其本身只是作为一个结论呈现,并不能作为规则加以适用。因此,可以将结果回避与义务违反、对结果的认识盖然性、与有过失的判断作为判断是否适用信赖原则的依据。     

商标抢注与诚实信用原则

商标抢注和国际互联网络域名抢注受到社会各界比较普遍的批评和非议,其基本理由之一就是抢注行为违反了我国《民法通则》确立的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本文认为,除了少数几种特殊情况外,商标抢注并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原因有二：一是商标注册行为不属于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范围,二是商标抢注行为的目的及后果并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对当事人提出的要求     

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许可法中的体现与运用

信赖保护原则适用于撤销、撤回或变更授益行政行为的情形中,以解决依法行政原则与行政行为效力安定性之间存在的冲突。它发挥作用的方式是在具体个案中衡量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并以维持原授益行政行为为原则,以撤回补偿、变更补偿或撤销赔偿为例外;其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强权下的弱者,维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信赖保护原则的确立对于推进诚信政府建设、依法规范行政许可行为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正当信赖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专利侵权判定中等同原则的适用及体系完善

等同原则是判断是否存在专利侵权的一项重要准则,在社会实践中专利侵权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等同侵权。等同原则最终目的是实现公平。我国的立法中一直没有对等同原则作出明确规定。国外专利法中等同原则的适用对我国启示颇多,应借鉴、移植外国研究成果。我国等同原则适用中的判断主体、判定侵权的时间标准以及“等同特征”的判断标准等是在专利侵权判定中适用等同原则应注意的重要问题。等同原则适用体系应在立法上及适用限制等方面进行完善。     

论美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冲突法基础

为预防消除垄断行为,维护美国正常经济秩序,反垄断法逐渐在域外适用,美国法院在确定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范围时积极寻找冲突法理论的支持。在“既得权学说”的影响下采取属地原则,否认反垄断法的域外性;根据“本地法”理论确立了效果原则,认可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正当性;从“最密切联系”原则中寻找衡平原则的来源,在域外适用反垄断法时考虑国际礼让。这些冲突法理论使得美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美国法院的实践,对于我国判断何种情况下可以域外适用反垄断法以及如何域外适用具有启发意义。     

论我国新合同法原则的适用

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情势变更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均为泊来原则。这次虽初次出现在我国新合同法中，但在法学理论界，已为人熟知，并深感其原则对我国立法的重大影响，意义十分深远。这三个原则的共同之处，是给每一个进入市场的主体予以平等的权利、义务、保护、待遇。在司法适用中，不允许和排除合同欺诈行为、不讲信誉、不遵守商业道德行为、违反公共秩序行为、不公平行为、国家干预行为等，以维护公正的市场交易。     

浅论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作为道德准则在经济和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上升为法律原则,并被奉为"帝王条款",它指导着民事行为人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并授予法院以自由裁量权,它解释和补充法律及法律行为。诚实信用是市场交易中的道德准则,这使它与善良风俗有所区别。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中适用于很多方面,同时,也由于适用过程中出现问题,使得人们不得不对它作出限制。     

论我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原则的选择

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究其本质仍是一国的域外管辖权的问题。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冲突是国家管辖权的冲突问题,而形成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各国利益的不同,直接原因是各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原则的不确定性。实践中,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原则有效果原则、合理管辖原则、单一经济实体原则和实际履行地原则,我国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不能放弃效果原则,但应首先适用实际履行地原则和单一经济实体原则。     

论公序良俗原则在民事审判中的适用

公序良俗原则在民事审判中的适用存在很大争议,特别是针对证据效力能否适用公序良俗原则更是存在严重分歧。从法理学意义分析,公序良俗原则有其适用的价值;从立法分析,公序良俗原则之适用有其立法根据。但是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对我国法官的素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应当从制度上对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进行规范。     

论保险合同的有利解释原则

保险合同解释的有利解释原则产生和存在的原因:一是私法的公平原则,二是法律在商事行为中对弱势一方的特殊关照.保险合同的解释是在对合同条款产生争议后发生,其在事先对事后情形的考量和预知难免不周全,故而有利解释原则的弹性条款就有了生存空间.有利解释原则地位重要,但在适用此原则时又必须详加注意其发挥作用的限定和适用的程式.     

“一带一路”倡议下意思自治原则在涉外合同法律关系中的适用

意思自治原则是国际私法的主要原则之一。以意思自治原则在涉外合同法律关系中的适用为切入点,探讨当事人根据意思自治选择条款的效力、法律适用方式、适用时间以及适用限制等相关问题,提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逐步完善意思自治原则的相关规定,建议意思自治条款的效力由准据法的内容决定,明确约定涉外合同关系中的法律适用,适当限制意思自治原则在涉外合同领域中的适用,从而避免上述法律冲突的产生。     

等同原则的限制性规则

美国联邦法院自20世纪末开始在专利案件中适用的权利要求妨害原则，植根于等同侵权中的全面覆盖原则，初衷是对等同原则的适用进行进一步限制，强调技术特征对专利权保护范围的限定作用。通过对美国联邦法院多个案例的分析，梳理权利要求妨害原则在美国的起源、定义、功能，归纳了权利要求妨害原则在美国联邦法院的适用。该原则在定义上难以自洽，在适用上没有统一的标准和逻辑，结果缺乏可预期性，发挥的功能不是对等同原则的限制而是彻底否定。权利要求妨害原则的中国法移植会打破字面侵权原则和等同原则共同构建的平衡，影响专利体系的安定性，使得专利侵权判定与字面侵权等义，不符合中国国情，亦不能服务于中国专利制度促进技术进步的制度目标。     

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

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以行业协会的名义实施,表现为固定价格、划分市场等横向限制竞争行为和限制转售价格、独家交易等纵向限制竞争行为.由于行业协会所代表的特殊利益性,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更可能排斥其他竞争者的竞争、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以及扰乱经济秩序,因此必须加以规制.通过与美国立法进行比较,我国<反垄断法>法律条文比较概括,没有规定判断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具体标准,缺乏可操作性,此外,对行业协会的法律责任规定也比较简单,不足以发挥法律的威慑作用和救济作用.针对这些问题,应在立法中明确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来判断行业协会的行为是否限制竞争,同时为了更好地规制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监管机构应建立事前预防和事后处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