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池书院与晚清直隶文化

坐落在古城保定的莲池书院,是清代直隶省的省会书院和最高学府。晚清时期,张裕钊、吴汝纶曾先后担任院长,他们传播和发展桐城派古文,接收外国留学生,积极进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书写了直隶文化史上辉煌的一页。     

吴汝纶对发展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贡献

吴汝纶(一八四○一一九○三)字挚甫,安徽桐城人。他自幼聪颖,刻苦求学,早著功名,二十岁中举,二十一岁成进士,接着被委任为清朝的内阁中书。后来历任深、冀等州知州,又曾被李鸿章聘为保定莲池书院山长,一度充当了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但他在晚年不愿宦海浮沉,厌恶官场的角逐,而专心致志地从事桐城派古文的写作,成为桐城派后期的大师;大力提倡西学,主张仿照西制创办学校,革新教育,并亲赴日本考察学制,归国后创办了新式学校——桐城中学堂,为发展我国近代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吴汝纶一向热衷于教育事业,从事教育活动由来已久。他任深州、冀州的地方官时就     

有益的启示——大儒为“学生作业”所作的批语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是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大师，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巨匠，更是“学行高，兼综中西，可以师多士”（马其昶《吴先生墓志铭》）的一代大儒。吴汝纶先生给予中国文化的贡献，正像吴北江所评价的那样：“近五十年间（从20世纪30年代前推），北方风化之转移，人文之兴，自先公知深、冀，守天津，启其端及莲池十载而极其大成，驯致有后来今日之盛，此天下所共见也!”（吴闿生《吴门弟子集序》）     

吴汝纶与桐城派在清末民初的演变——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及其刊刻为考察中心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是晚清吴汝纶据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删选而成的一部大型诗文选本。该书的编选与刊刻均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该书于其任教直隶保定莲池书院期间编选而成,编选动机源自维新变法前后吴汝纶对中学存亡的深刻思考。该书在民国初期的刊刻出版与桐城末派大护法徐树铮对自我权力的维护有直接关系。该书在校勘、圈点、评注等诗文评点中,体现出编选、刊刻者强烈的流派意识,显示出桐城派传统的传承性。该书对汉魏六朝诗文的认可、推尊,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桐城派固守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体系。该书吸收曾国藩、方东树二人的诗学观念,以气势、情韵论诗与文,发掘汉魏六朝诗文的劲健、华妙之美,呈现出晚清桐城派独特的“六朝想象”。     

曾国藩总督直隶与莲池新风的开启

曾国藩晚岁出任直隶总督近两载,在文教方面取得不朽成就。当预感到生命将尽、清廷大厦将倾之际,他仍然以儒者的大胸襟、大担当,为生民立命,勉力以桐城之学教化一方,以期收大效于方来。当他把桐城之学带给这块朴陋土地时,他同时带来了经世致用的时代精神和对不可逆转的中外大势的洞见,带来了他所钩沉并作新解的豪侠之风。他把这一切糅合起来,去重铸以莲池为中心的直隶士子的灵魂,莲池新风由此开启。经过曾门弟子张裕钊、吴汝纶的拓展及其后继者的坚守、倡扬,桐城派内部形成了一个新的支脉:莲池派。此派绵延近百年,相承历六代,其成员主要任职于教育界、政界、新闻界,有姓名可考者约四百人,有文学成果者不下百人。此派是晚清民国学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从古典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莲池学者群体以自己的实绩,参与了对中华民族现代精神的塑造。     

从尺牍交往看张裕钊与吴汝纶对桐城义法的因袭与突破

清末古文殿军张裕钊与吴汝纶尺牍交往频繁,围绕桐城义法,提出一些新见。张裕钊、吴汝纶继承姚鼐等人"因声求气"理论,提出"以意摄气"说,古文声气理论得到系统总结。针对桐城义法"雅洁"说,张裕钊、吴汝纶以"健"代"洁",形成"雅健"说。吴汝纶接受张裕钊的建议,从"务为雄奇"转而"抑为平淡",刚柔相济,进一步丰富桐城派风格理论。张裕钊与吴汝纶的尺牍交往,在继承桐城义法的同时也对桐城义法有所突破,扩大了桐城派在畿辅的影响。     

清代保定莲池书院与科举制度

书院与科举考试制度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保定莲池书院是官立书院,书院教育目标定位于为科举考试服务.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变迁,保定莲池书院的课程设计和考课制度进行了调整,书院主持者也对科举制度进行批判,由此既推动了书院教育的近代转型,也促进了近代教育制度的确立.     

《左传》文学历程与中唐古文中兴之交关--以韩愈与吴汝纶《左传》论为中心

《左传》之所以能成为一部文学的、尤其是古文的经典,有其文学化的内质不断弘阐释放的历程。在这种动态的历史景深中,韩愈"左氏浮夸"之评以其特有的敏锐醒辟而构成重大命题。作为中唐古文巨擘,韩愈此评有着对前代经典资源的省察与汲取,更有着当下创作实践的展拓,从而如桐城吴汝纶所评,能会通于"左氏之神境",也给后世文章学留下证悟的理论空间,足以代表中唐时期《左传》文学化与古文中兴风潮的交扇。     

吴汝纶与严复译著

严复为了翻译西方名著,慕名向吴汝纶学习桐城古文。吴汝纶则为之介绍应读的传统基本古籍,及我国自魏晋以来的翻译经验。在1901年以前,严复所翻译的书稿,总是寄吴汝纶审读,今保存的有《天演论》原稿,吴为之拟定的篇名,多半为严复所采纳。严复翻译不按作者原意,而据当时中国社会改革的需要,是受了吴的影响,吴亦称严译是“忠愤所发”。吴汝纶认为严复是中西学兼通的难得人才,自己亦从中了解西方文化。吴、严都主张以古文传播新文化思想,是新文化运动前的“奇葩”。     

书院与古代文人的"自由精神"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殊的教育和学术研讨机构，它的繁荣兴盛与我国古文人的“自由精神”密切相关。书院首先体现了书院大师或文人的“学术自由精神”，其办学和教学形式、人才任用方式、政治上的独立精神和社会批判精神都体现了书院文人的自由精神。但这一“自由精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局限性。     

《清史稿·艺文志》著录顾宏《杜诗注解》辨正

《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顾宏《杜诗注解》十二卷,实应为顾宸《辟疆园杜诗注解》的五律注解部分。在《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杜集文献中,还存在著者、书名、卷数、排列次序等方面失误,因此,在使用和征引《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杜集目录信息时需要详加辨正。     

马修·阿诺德与20世纪中国文化

马修.阿诺德的文学批评观与文化哲学思想,经由辜鸿铭、张歆海、吴宓、梅光迪、郁达夫、郭沫若、朱光潜、闻一多、梁实秋等众多接受个体,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化思想的发展与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影响的过程可以分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末三个阶段;影响的方式则有直接与间接的区别。考察马修.阿诺德在中国既被大规模接受、又被激烈抵抗的独特文化遭际,可以给我国二十一世纪的文化现代化建设带来重要启示。     

丁若镛考辨古文《尚书》的基本理路——《梅氏书平》的逻辑基点

朝鲜学者丁若镛所撰<梅氏书平>一书是专门考辨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真伪问题的一部力作,在古文<尚书>考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丁若镛书中首先确立了考辨古文<尚书>的逻辑基点,即重新考证历史上的孔壁古文<尚书>,然后以此逻辑基点来平议东晋梅赜所献二十五篇古文<尚书>的真伪.通过二者的对比研究,丁若镛发现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与孔壁古文<尚书>不仅篇数、篇名不符,而且与之相关的诸多问题亦有出入.丁若镛由此推论,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并非孔壁古文<尚书>.这是丁若镛考辨古文<尚书>的基本理路.     

顾炎武访碑考——以《金石文字记》著录碑刻为研究对象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一书作为清代金石学之滥觞,奠定了其在清代金石学研究中的开山地位。以《金石文字记》著录碑刻为研究对象,将顾炎武行迹与该书所记碑刻所在地相互参考,辅之以诗史互证的方法,可初步考索出顾炎武自顺治十三年(1656)至康熙十八年(1679)这二十三年间在山东、直隶、山西、陕西、河南、江苏、浙江访碑情况。囿于材料,顾炎武顺治十三年之前是否进行过专门访碑尚待考证,但康熙十八年登嵩山确为其访碑之终。顾炎武正是通过实地考察、旁搜博采才占有了第一手资料,为其金石学研究和《金石文字记》成书打下了基础。     

论龚鼎孳之送别诗

康熙六年（1667）,吴江顾有孝、赵弦辑刻龚鼎孳、钱谦益和吴伟业的诗歌合称《江左三大家诗钞》。钱谦益、吴伟业由于诗歌艺术较高,可谓人人皆知,而龚鼎孳及其诗歌创作鲜为人知。龚鼎孳的送别诗至少有838首,占全书四分之一还要多的比例,研究他的送别诗对进一步了解他本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龚鼎孽的送别诗继承了《文选》中所录取的七题八首祖饯诗,又有所不同：内容丰富,人物众多,朝野之士皆有涉及;往往用和别人诗韵的形式;喜欢运用组诗;抒发了诗人出仕清朝的悔辱、失路,怀念故国之情。     

甲骨学与文史研究--兼谈<甲骨学一百年>的学术价值

甲骨文是我国珍贵的古代文化遗产.殷墟甲骨和西周甲骨,已经是自成体系的学科--甲骨学.尤其是殷墟甲骨文(不排除西周甲骨),经过百年来中外学者的辛勤努力,坚韧求索,已经应用在我国文史学科领域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把我国的文史研究推向前进.但是,在当今的文史研究中,又存在对甲骨文应用不够的地方,甚至有的还是空白.     

《楚辞·天问》与先商族婚姻形态研究

《楚辞·天问》“该秉季德,……何变化以作诈,而后嗣逢长”一段,是研究先商史的重要资料,王国维、顾颉刚等先生对此都有讨论。通过对相关资料的分析可知该节反映了王亥、上甲微父子都与有易氏女有婚姻关系,原因即是先商族存在的收继婚和兄终弟及制度,王亥死后,王位和有易氏女传给王恒,而在王恒之后,又回传给王亥之子上甲微。这一问题的梳理,有利于了解先商族史迹和婚姻、继承制度。     

《说文解字》中“先古籀后篆”研究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小篆作为正字,把古文、籀文作为重文(即异体字)。但也有把古文或籀文作为正字而把小篆作为重文的。段玉裁指出这是《说文》的变例,是由于这时的古文或籀文处在部首的位置而造成的。通过对《说文解字》“先古籀后篆”用例的分析,可以发现造成这种变例的原因有好几种,其中也存在由于错误而造成的情况。     

《汉书·艺文志》尊儒概说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由东汉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汉书·艺文志》将《易》置于群经之首,《六艺略》置于十志之首,又将"儒家"置于《诸子略》之首,可见班固对儒家的重视,也充分体现出他的尊儒思想。本文从《汉书·艺文志》的诞生背景、所列儒家著作的编排次序逐一分析其中的尊儒思想。     

《古文苑》叙录补遗

此次补遗元明以来的《古文苑》叙录共计34种,元代1种,明代8种,清代21种,民国4种,以清代居多。这34种叙录主要分布在方志、目录、经籍、类书、谱牒和总集等明清典籍中。方志主要集中在《古文苑》21卷本的注释者南宋章樵的家乡,即现在浙江省昌化县及相邻区域。目录和经籍有9种,也以清代为主。相比之下,谱牒和总集种类则较少。加之《古文苑论稿》已经搜集的59种题跋,目前搜集的《古文苑》各种叙录共有93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