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法猥亵犯罪立法缺陷探微

新刑法新增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相对旧刑法对该罪的规定（包含在流氓罪中）,现行刑法在保护妇女和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方面提供了更有力的法律保障。然而,虽然新刑法对猥亵罪进行了诸多完善,但在强制猥亵和侮辱行为不合理的并存下导致理论和司法实践诸多争议,犯罪对象的范围过窄以及猥亵犯罪中结果加重犯的处罚方面仍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对强奸犯罪主体几个问题的探讨

强奸罪是一种专以妇女为侵害对象的,极其野蛮、恶劣的犯罪。根据我国刑法第14、15条以及第139条规定的精神,一般年满14周年,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实施了强行奸淫妇女的严重罪行的男性公民,即可成为该罪的主体。实践中在执行上述法律规定时一般并无意见分歧,但遇到某些特殊情节则众说纷纭。本文仅就其中主要问题略抒管见,以期对司法机关准确打击强奸犯罪切实保护妇女合法权益,有所帮助。     

从生态法益视觉重新认识犯罪本质

用法益取代权利和社会关系,将犯罪界定为侵害法益而不是侵害权利或社会关系的行为,并非简单的词语的变换和更替,而是涉及到对犯罪本质认识的根本进步.法益的提出将价值的评判引入定罪的层面,使得犯罪的范畴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侵害,而是扩展到对社会和公众侵害的范畴.这也为当环境问题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威胁人类生存根本利益的严重问题,而其他法律又不足以规制和保护时,我们将生态作为一种法益列入刑法的保护对象,将严重侵害或威胁生态利益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提供了最大的空间.作为一种新型法益,生态法益的提出引发了我们对犯罪本质的重新思考.随着这种法益的受重视程度以及受到或可能受到的侵害或威胁的严重程度,刑法必然作出相应的回应.     

资料库

侵犯妇女政治权利应负什么法律责任? 妇女的政治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侵犯妇女的政治权利要负法律责任。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0条规定:对有关侵害妇女权益的申诉、控告、检举、推诿、拖延、压制不予查处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并可根据具体情况,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该条还规定:“对侵害妇女权益的行为提出申诉、控告、检举的人打击报复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或者给予行政处分;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146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即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国妇女权利保护法的法律演进

本文旨在通过研究有关妇女权利保护的法律的制定、修改及其不断演进的过程,分析其中所蕴涵的法律价值的冲突和转变。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法律演进为研究对象,一方面以《婚姻法》的修改过程中,有关妇女权利保护问题的各种讨论和争辩为例;一方面以在《妇女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中妇女作为弱势群体被保护,所体现的平等价值观念的转变为例,讨论其...     

加大我国刑法对于债权保护力度的思考

我国刑法中对于债权的保护的规定甚少,对于财产权的保护只限于保护所有权是不够的.为惩罚实践中发生的侵害债权的犯罪,应在刑法上增加侵害债权的一些犯罪罪名、罪状和法定刑.     

论妇女权益保护体系的构建及其完善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个体权益冲突的日趋复杂性,侵犯妇女合法权益的问题日显突出.仅从法律保护的角度,在妇女权益受到侵害时加以保护,已不能真正实现其权益的保护,只是一种救助行为.因此,必须在妇女弱势地位形成的源头上,从社会学的角度,探索建立以实质平等为目的,更加有效的、全方位的妇女权益保护机制.     

论离婚案件中半流动家庭留守妇女权益的法律保护

近年来我国半流动家庭的离婚率呈现上升趋势,农村留守妇女群体的婚姻家庭权益保护方面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有待于通过完善立法和强化司法保护来加以解决。我们应当根据半流动家庭离婚案件和留守妇女权益保护的特殊性,认真贯彻保护妇女权益的立法精神,进一步完善我国《婚姻法》中有关妇女财产权益保障的相关内容,修订离婚诉讼程序的相关规定,加强对留守妇女离婚案件的调解工作,以加大对离婚留守妇女权益的法律保障。     

浅谈妇女权益的保护

妇女的法律地位,体现着一个国家文明和进步的程度.妇女权益的保障,是提高妇女法律地位的有效手段.我国强调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法律地位,广大妇女必须了解这些,必须了解自己的合法权益受侵害时要寻求法律的保护.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妇女权益立法保障

新中国的保障妇女权益立法,可以分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放以后至今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体现男女平等的法律,使中国妇女的法律地位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妇女权益的立法保护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形成了保障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的法律体系,保障妇女权益的国家立法与地方立法形成了良性互动。中国有关保障妇女权益的立法不仅有效地保障了妇女的合法权益,而且顺应和推动了国际社会男女平等的历史潮流。     

刑法中公务犯罪主体概念的演变

文章回顾了我国刑事立法中关于公务人员犯罪主体的规定,分析了建国以来的六个法律及司法解释中有关界定公务犯罪主体的具体方法,探求1997年新刑法中相关规定的立法渊源。重点考察1997年新刑法对公务犯罪的规定体系,从刑法解释学的角度归纳新刑法在对公务犯罪主体进行界定中所体现的二分法的特征。      

诈欺破产罪的比较研究

诈欺破产罪是侵害债权的主要犯罪。通过对中外的一些刑法关于诈欺破产罪的规定的比较,揭示诈欺破产罪的法律特征。为了惩罚诈欺破产罪,保护债权,我国刑法应增设诈欺破产罪的罪名、罪状和法定刑。     

我国人民政权对妇女权益的法律保障

今天中国社会上听存在的妇女权益被侵害的问题，男女不平等的问题，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深远的历史渊源。我国人民政权一贯重视用法律手段保护妇女权益。在宪法、婚姻法、民法、继承法等法律中都有专条专款规定对妇女权益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保障妇女权益的专门法律。这部法律有四个明显的特点。为了使法律上的规定变为现实，应做好三项工作：１、立法要配套；２、执法要严格；３、要采取切实措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犯罪客体新说

犯罪客体是指自身合法权利和利益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自然人、法人（单位）以及国家和社会，其基本特征是受侵害性和受救助性。犯罪客体的权利包括控告权、申诉权、自诉权、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权、获得赔偿权。犯罪客体的义务包括如实作证的义务、尊重国家法律和司法的义务。犯罪客体的构成条件是：享有受刑法保护的权利和利益；遭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具有特定的法律资格。自然人的犯罪客体，可以分为人身被害客体、财产被害客体。法人（单位）的犯罪客体可以分为经济权益被害客体和非经济权益被害客体。国家与社会的犯罪客体可以分为本国国家与社会和外国国家与社会的犯罪客体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权益的法律保护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城市化在改变传统社会生产方式的同时,也造就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和农民工。他们在社会变革中往往处于弱势的地位,劳动权益屡遭侵害,政治权益难以实现,社会权益得不到尊重,其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现象十分严重。本文分析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权益遭受侵害的现象,探讨了农民权益遭受侵害在法律方面的缺失,进而从法律的角度提出了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具体建议。     

我国家庭暴力犯罪及其法律规制

家庭暴力犯罪是我国社会所面临的最普遍、最复杂、冲突最激烈、同时也是最为隐蔽的一个社会问题.遗憾的是,我国不仅缺乏规制家庭暴力犯罪的专门立法,而且现有的诸如<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民法通则>、<刑法>、<治安处罚法>等这些相关法律条款对家庭暴力犯罪规定得也比较笼统、模糊,缺乏可操作性,无法为反家庭暴力提供有效的法律支持,从而使得家庭暴力犯罪始终处于"超越我们的控制"状态之外.因此,应当制定打击、防范家庭暴力犯罪的综合性法律--<家庭暴力防治法>:设立"家庭暴力罪";规定罪责刑相适应的家庭暴力犯罪的法定刑;采取优势证据原则;引进外国的保护令制度.切实加强对处于暴力威胁状态下的妇女的保护;实施夫妻财产共有关系强制中止制度,使对受暴妇女的救济落到实处.     

防治职场性骚扰的法律思考

职场性骚扰是一种侵犯人的权利、妨碍两性平等就业的行为。在世界范围内,立法禁止职场性骚扰已成为法律改革的发展趋势。我国《宪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等法律从不同立法层面明确了禁止性骚扰以及保护妇女免受包括性骚扰侵害的精神,但现行法律仍存在一些立法空白和不足,应在相关法律中加以完善。     

侵害担保物权罪的比较研究

侵害担保物权罪是一种侵害债权的犯罪.通过对中外一些刑法关于侵害担保物权罪的规定的比较,揭示侵害担保物权罪的犯罪构成必要条件.为了惩罚侵害担保物权罪,保护债权,我国刑法应增设侵害担保物权罪的罪名、罪状和法定刑.     

老年人享有的合法权益

党和国家非常重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制定了一系列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规,特别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得更为明确、具体。为了让老年人掌握和运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法律武器,现将其归纳为以下十个方面:一、老年人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有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禁止歧视、侮辱、虐待或者遗弃老年人。     

加强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对策的思考

信息化时代,个人信息数量迅猛增长,其经济价值显现的同时也面临被侵犯甚至引发犯罪的风险。面对当前公民个人信息受侵害的现实性与严峻性,以及相关法律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局限性,为了避免因侵害公民个人信息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失,刑事立法对其进行了规定。但在实践中,刑法在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保护时,存在对公民个人信息界定困难、犯罪主观层面设置不合理、犯罪行为类型概括不全面和对“情节严重”认定粗糙等问题,导致部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难以得到刑法规制,影响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为了进一步完善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有必要明确界定公民个人信息范围、拓展个人信息犯罪的主观层面、延伸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类型、对“情节严重”标准予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