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君臣冲突中士大夫的政治价值观

在明代君臣冲突中,士大夫群体一再强调皇帝遵“礼”而为的必要性,力主皇帝亲行朝会、经筵、郊祀、庙祀这些常礼,又在先帝、后,太子礼遇问题上,力主皇帝不可将个人意愿凌驾于传统礼法之上.士大夫群体以“礼”言“理”,持守理在君上的政治价值观,展现出服膺于“理”的自觉,视自身为掌握“理”之解说权的政治主体.理在君上观是明代士大夫群体意识形态中较为活跃的种倾向,批评臣下谀君的声音或显、或隐,始终存在着,对理在君上观的可能异化倾向及其泛滥构成一种制约.理在君上观的政治文化依据为民本观、法祖观与君德观.从长时段视野下看,理在君上观构成支撑明初以降士风趋向张扬的一种重要资源,导引并触动了以政治批评为核心之君臣冲突的发生.     

道理-学理-术理--《文心雕龙》研究"三位一体"论

学术研究应遵循“道、学、术三位一体”的整体思路控制。所谓“道”理 ,即是对—门学科赖以存在的科学的“基本原理”系统的体认 ;“学”理 ,即是对这门学科之所以能够被称之为科学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体认 ;而“术”理 ,则是对这门学科所具有的科学的“操作理论”系统的体认 ,此三者“三位一体”层递循环不可分割。《文心雕龙》研究中存在着对《文心雕龙》文本“道”理、“学”理、“术”理切割体认的弊端。现将对“自然之道”、“道之文”、“幽赞神明”等几处核心思想的“道”理、“学”理、“术”理的三位一体的质疑梳理 ,从而为当前处于“解难爬坡”[1 ] 进展维艰阶段的《文心雕龙》研究引发出一隅新的研讨空间。     

论王维佛理诗中的象喻

王维的佛理诗重视象喻的使用 ,其方式主要有两种 :其一 ,从纯粹言理出发 ,直接引用佛经中的典故 ,使其所言之佛理 ,更为准确明显 ,表现出以理取胜的特点。其二 ,则是从某一感性形象出发 ,通过景物的描写 ,来显示他对佛理的体悟 ,理寓景中 ,景理相谐 ,使诗的意味更加深长。前者带有浓郁的佛教文化的色彩 ,展示出佛教日益融入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 ,而后者则典型地表现出中国文人的情趣以及王维个人的品性、艺术才能与风格。     

王梵志、寒山佛理劝善诗的异同

唐代诗僧王梵志、寒山最青睐、擅长佛理劝善诗,且佛理劝善诗亦最能体现他们的创作特色。王梵志的佛理劝善诗,主要具有平民化特色;而寒山的佛理劝善诗,更多具有文人化倾向,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区别。如果仅认定王、寒两人同属唐代白话诗派,而对两人之间的细部区别不加关注,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楚骚中的梵音--柳宗元佛理诗辨析

柳宗元的佛理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纯粹演说佛理,表示对佛理的深切体悟与自己的宗派倾向,且展示其时佛教发展大势;另一类,则是在言理中加进景物的描写,景与理相合相融,使作品具有文学的情味.柳宗元的佛理诗,又与他的贬谪经历紧密相连,贬永州时的作品,因回归朝廷的希望尚存,在言理之中,表现出一种理性的冷静与平和;继贬柳州,对回归朝廷彻底绝望之后,作品借佛理、佛教中事,来表现其内心凄怆哀怨之情,与其诗骚怨的主体风格相合.     

工夫·情调·境界——朱熹对“茶”的理学诠释

朱熹对“茶”的诠释,主要涉及茶事、茶诗及理学。从“茗饮瀹甘寒”的茶事看,朱熹借茶修身,以严肃工夫落实“变化气质”。从“茶烟袅细香”的茶诗看,朱熹由茶入理,以诗化体验抒发生命情调。从“一个道理”的茶理看,朱熹以“茶”敞开“理一分殊”,以“至严”之礼敞开“至和”之境。     

理、天理与理会:论“理”在中国古代思想世界的演进

从先秦"形"范式,到汉魏"体"范式,进而至宋明"理"范式,中国思想范式由外在的形式渐次嬗变为内在之质料。从先秦作为"类"之理,到魏晋作为"故"之理,进至宋明作为"理"之理,理兼摄形式与质料,兼含"类"与"故",融合必然之理与当然之理而被视作看待人、事、物的普遍架构。理范式的确立内在规定着通达理的方法论,理与理交会,心明而知。理会不仅追求会物之理,而且要求人以理会之。索人工夫而使人进至于理,由此确立了存在论、方法论与工夫论相统一的独特思想品格。     

诗学与哲学的共同向度——冯友兰诗学发微

冯友兰的诗学是其哲学的一个部分,他对“诗”的认识与其对“道”的体认具有基本一致的向度。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对冯友兰诗学进行梳理。首先冯友兰认为诗是与情感相关的,诗所写的是具体的情感和事物,但以此所表显的却是情感之“理”,也就是情感之所以为情感,或者说情感的共相和类的特征。传统的比兴手法正可以表显情感之理。最高明的诗能表显哲学的最高本体“大全和道体”,而要作到这一点,诗人必须具有风流的人格,风流的人格也就是人生最高境界──天地境界的审美化。正因为诗能表显理和道,所以诗可以作为一种哲学的言说方式即诗性的言说方式。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言说方式应该和逻辑推理方法一样,成为未来哲学的两大支柱之一。     

论王阳明的“理生于心”:内涵、原因与工夫指向

王阳明倡导的“心即理”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本心所发的意念即是理,而其深层含义则是理生于心。理生于心首先意味着心既是意识和行动的发动者,也是调控者,即性理直接出自于心;其次则意味着性理统摄事物之理,即性理澄明能促使人去了解事物之理,而非遗漏事物之理。心之所以能生理,关键原因在于心本非内,万物原本内在于心之中,心原有使万物得到妥善安顿的冲动,而万物的妥善安顿即是理。从工夫的角度来说,理生于心意味着不必如朱子所说的那样首先以格物的方式求理于事物,而应该求理于心。因为即用是体,所以心即是理与理生于心可以同时成立。     

说叶燮"理、事、情"之"情"

叶燮“理、事、情”说三者的客观性似已成为定说,但笔者认为其中“情”的虚位性正是破解三者非客观性的关键。本文从叶燮对“情”规定性的重新解释,以“情”的虚位以待性,“情”在诗歌中的实现性,“情”在阅读中的延展性,围绕诗歌意象的特点,情境再造中意象的释放,来说明“情”的通向性和在诗歌审美创作活动中不同阶段的不同指向,因之,客观“理、事、情”之“情”与中国古代抒情言志主观之“情”的背离一说,也似应该重新考虑。     

情理兼到，情智双修——论吴宓的诗歌精神观

吴宓提出了情理兼到、情智双修的诗歌精神观。他的思想资源来自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和中国传统的诗学经验。吴宓诗歌精神观潜藏的人性因素是他和新诗派在诗歌精神上的分歧所在,前者偏重道德约束,后者偏重欲望驱动。其实,诗歌本身就是人的体验,是人性通向美的过程的体现,是超越和弥合情与理的。     

宋人对诗歌中义理成分的探索与《周易》的关系

宋诗重理趣。理趣即义理和情趣的统一。宋代诗学有关义理的学说经过了四个阶段和三次飞跃。张载和程颐从哲理的高度论述义理。苏洵提出“风水相遭”的文章学命题。苏轼提出了“有为而作”的诗学命题 ,从本体论上说诗。叶梦得提出了“兴当时事”的诗学命题 ,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上说诗。贯穿在此四阶段和三飞跃之中的则是《周易》所倡导的认识原则     

中西方讽刺诗的讽刺风格比较研究

讽刺诗是世界性的诗歌体裁 ,中西方讽刺诗都出现了嘲世、嘲人和嘲己三大抒情模式 ,也都拥有着教化和娱乐两大功能。中西方文化生态的差异造成了同样一种文体在讽刺风格和讽刺功能上的不同。中国讽刺诗具有直面社会的写实风格和谐隐怨刺而又节制宽容的创作传统。西方讽刺诗大多采用直笔方式 ,鲜明辛辣 ,多是与讽刺对象对抗的恶意的讽刺 ,讽刺的程度较深 ,嘲人的较多     

胡风诗论研究:合理与偏颇间展开的视界

胡风的诗论构成了其文艺理论中不可忽视的部分,他的诗论注重诗人的人格力量和道德感,重视诗人的主观战斗精神和战士身份,并推崇和鼓吹无拘束的奔放的自由诗歌体式,对诗艺和其它诗歌体式则相对忽视,对诗人身份的认定也有偏颇之处。胡风的诗论正是在合理与偏颇之间同时展开与进行的。     

电子媒介时代语境下新诗发展的前景

21世纪初,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走到了十字路口, 随着以网络为主的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 新诗的发展举步维艰,有人甚而断言新诗将成为我国最先消亡的文学种类.笔者以为,新诗"消亡"论者未意识到,新电子媒介的兴起也给中国新诗带来了新的机遇,使得新诗的发展发生了新的变化.新媒体诗歌--网络诗歌、短信诗歌在新兴的电子媒介(网络和短信)上繁盛的事实,电子媒介时代语境下诗歌与图像之间"和而不同"的共生互补关系,都说明了新诗不仅不会消亡,而且面临新的发展前景.     

论诗、赋话的粘附与分离

通过对诗、赋创作之渊源流变的探讨,可以看出诗赋理论的结缘,进而弄清赋话长期粘附于诗话的历史原因和批评形式;在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诗、赋创作的差异决定了诗、赋理论的分离,清代赋话的独立成书正是赋学"尊体"意识的结果。     

朱熹诗文的文道一本论

朱熹崇正、重统、尚雅、尊古的文化心态代表了近古时代正统文人的文化心理.朱熹把理一分殊的思想贯穿到文学的领域中,引申出文道一本论.同时,又将传道之文和抒情之诗加以区别,肯定诗歌的价值多重性,提倡一种将直觉和理性相结合的体验诗学.而心性义理不同程度的渗透,则形成了朱熹诗歌的丰富层次和各类文本的独特性.文从道出的观念,又使朱熹的文风趋向平易自然,使其文章呈现出以立意为本而不尚词采的风貌.     

诗境画境比较浅谈

中国诗画相通的最根本原因在于诗境画境在创造、表现、审美感知层面上的相通相融与相似,然“画境异乎诗境”,遂有“诗画互补”之说。诗画互补是中国艺术魅力生成的重要元素。     

翻新、累积与传播——中国古代诗词传播现象研究（系列之一）

诗词翻新是古典诗词创作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翻新,诗词得到更广泛传播,同时其文化内涵得以累积和增值。而诗词翻新在传播过程中易于获得名家效应。并且诗词翻新的一些特性使其既容易为创作者掌握又易于被阅读者接受。这些是诗词翻新促进诗词传播的原因。     

复古与创新:寻找失落的"真诗"--论明诗的道路及其历史启示

明代是中国古典诗歌最平庸的时代。尽管明代主流诗人或力倡复古 ,或力主创新 ,企图找回失落的“真诗” ,但也未能改变明诗平庸的面貌。究其原因 ,既非明代诗人移情别恋缺乏创作热情 ,也非他们在诗学理论上抱残守缺缺乏创新精神 ,而是宋以后中国文化理性成熟童心渐失所致。明代主流诗人以“真诗”为最高境界的种种努力、种种试验 ,就是要拯救宋以后古典诗歌的衰势 ,再现盛唐以上的辉煌 ,但留下的却是平庸的诗作与失败的记录 ,由此可以窥见古典诗歌由盛而衰的历史轨迹。